题敬爱寺楼原文
题敬爱寺楼
暮景千山雪，春寒百尺楼。
独登还独下，谁会我悠悠。
题敬爱寺楼赏析
敬爱寺在洛阳怀仁坊，据《唐会要》记载，是显庆二年（657）李弘做太子时为唐高宗和武则天所建，唐高宗和武则天经常在此举办道场，抄写佛经，置官供给。殿内有李弘为武则天铸造的金铜大香炉，高五尺五寸，阔四尺，重两千斤，其余金炉铜幡数十，高达丈余，穷尽侈丽。佛像、壁画等等，俱选当时圣手所作。时人称其“选巧工，各骋奇思，庄严华丽，天下共推”。敬爱寺直到唐末犹存，是洛阳的胜迹，杜牧在洛阳任监察御史分司东都时游览其中，写下了这首诗。
杜牧在大和九年（835）秋来到洛阳，第二年是开成元年（836），开成二年初因为弟弟杜顗眼疾加重，请假离开洛阳去扬州，此后直到开成四年才回到长安。算起来此诗或写于开成元年春，或写于开成二年春。细味词中之意，似应系于前者。这首诗的字面意思很好理解。诗人在一个早春的傍晚登上敬爱寺楼，纵目远望，暮霭沉沉，远处千山白雪皑皑，百尺高楼春寒料峭。诗人在楼上沉思多时，然后独自下楼，心中无数思绪，无人得知。
这首诗采用的是比兴手法，言在此而意在彼，托事于物，寄兴深微，应该结合创作背景和诗人的处境与立场来理解。大和九年秋，郑注、李训弄权，长安政局暗流涌动，危机四伏，杜牧深感不安，“每虑号无告，长忧骇不存。随行唯跼蹐，出语但寒暄”（《昔事文皇帝三十二韵》）。后自请到洛阳，意在避祸，不到四个月，即发生甘露之变。唐文宗本来联合郑、李等人合谋铲除宦官，却被宦官反戈一击，导致包括四名宰相在内的一大批中高级官员被杀，数千人牵连送命，“纷纭白昼惊千古，鈇锧朱殷几一空”（杜牧《李给事中敏二首》）；朝政完全把持在宦官手中，“自是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宰相行文书而已”。朝廷气氛极度恐怖，官员们早上去上朝，不知道晚上还能不能活着回来。
了解了这种背景，再读此诗，就能理解作者藏在文字背后的忧惧苦涩之情，复杂难言之意。甘露之变发生在大和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从诗中“暮雪”“春寒”来看，时为早春，离甘露之变发生的时间很近。“暮景千山雪”象征着当时阴沉恐怖的政治环境，日暮昏昧，千山堆雪，这是处处艰险、危机四伏的意思。“春寒百尺楼”象征着诗人的处境，诗人虽然处于百尺高楼之上，暂时远离危险，却是春寒彻骨，对外部的危机感同身受。后两句“独登还独下，谁会我悠悠”从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而来，但“悠悠”却不是“天地之悠悠”的“悠悠”，而是《诗经·小雅·十月之交》中“悠悠我里，亦孔之痗”的“悠悠”，忧思郁结的意思。以杜牧的政治立场而言，他不仅憎恨宦官，对专权擅政、斥逐忠良的郑注、李训也是憎恨的，当时与杜牧抱有同样政治立场的还有他的好友李甘，“吾君不省觉，二凶日威武。操持北斗柄，开闭天门路”（《李甘诗》）。郑注、李训企图剿灭宦官却功败垂成，导致大批朝臣死难，宦官气焰高涨，欺君霸权，同时却又有一批之前被郑、李贬谪的忠良之士（包括杜牧的好友李中敏）被平反或者召回朝廷，但即使如此，朝政依然是混浊的，阉党嚣腾，谗人四起，杜牧想为好友李甘雪冤，但又“胆薄多忧惧”（《李甘诗》），踌躇犹豫。以上种种，使得杜牧的心情非常复杂，对宦官跋扈的激愤、对宦海险恶的忧惧、对无辜死难的朝臣的同情、对好友得以返回朝廷的庆幸、对自己无法替死去好友雪冤的愧疚、对朝廷局势的失望、对未来的迷惘、对国势的悲叹……种种情绪，全都涵括在“悠悠”二字之中。
甘露之变的惨剧导致中晚唐政局发生了剧烈变化，对晚唐士人的思想也产生了深刻影响。诗人如刘禹锡、白居易，政治家如裴度、牛僧孺等都远离了政治中心，意图全身远害。裴度“穷昼夜相欢，不问人间事”（《旧唐书·裴度传》），牛僧孺“嫌处重藩，求归散地”（《旧唐书·牛僧孺传》），白居易“请君休说长安事，膝上风清琴正调”（白居易《赠谈客》）。处于政治漩涡之中，他们不能自由地发泄心中的忧虑和愤懑，只能通过各种隐晦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感情。杜牧也是如此，他的身份、个性、经历、政治立场决定他不能像未入官场的李商隐等人一样大声呼号“谁瞑衔冤目，宁吞欲绝声”（《有感二首》），而只能将无限感慨寄诸“悠悠”，使得这首《题敬爱寺楼》言在此而意在彼，言有尽而意无穷，兴寄深远，感慨万端。
（孔燕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