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司吏部作品原文
与司吏部
仆宵貌绰约，秉意疏质，得幸门下最久，徼荣至深。去八月中秩奏下覆，更与举奉陵祠，甚幸惠也。都下获夕，以旁避客，有所留言。喜兹岁天下复得明选君。窃不自疏外，宿意得陈。
仕宦固争浓淡之路矣，置之淡则无色，与贵人亲易媒，远则难致。故南郎者，仕人所谓迟回厌怠之者也。凤乘于风，龙乘于云，仕宦乘于时。圣贤亦若而人耳。向长安而笑，仆岂恶风云之壮捷哉？知门下有意留仆内征也，虽然，仆有私愿，而特不去南。仆之有南，如鱼之有水，精气之有垠宅也。断不可北者有五。父母与子，异息分身，丝忽悬虑。纵以受事乏其温清，何得更忍阔离疎隔闻问乎？南都去家，水行风利，可五日所。家大人不远一来至，月一相闻也。北则违绝常百余日，子不知父母。一也。仆亡妇二年矣。遗息阿蘧八龄，阿耆六周耳。推燥分甘，用父代母，至今两儿尚枕藉怀腕，行则牵人衣带，引凉避风，衣食加损，视病汗下，非仆不可。在北鞅掌，何能视儿。二也。仆纵北徙，止可得六品郎。岁食钱可四万，而所憱门室两进，杂糴疏煹，买水上而食，一马二隶，费已不下七万钱。人客过饷，十三酬折，裁足家累衣物，岁时伏腊耳。其余经纪，不能无求。南郎多宫舍，人从酒米家来。三也。仆素羸，才裁过时不得食卧，辄病惙数日。每自亲择药。常叹曰，神农于人有功，一得其食，二得其药。徙北则朝请谢谒，常尽辰午，失食。道地精药，多不至北。取假频数，大吏所恶。且曹事沓迫，宁当舒枕卧邪？四也。又南北地性，暑雨寒风，清污既别；飞虫之属，各有所多。南暑可就阴息，雨适断客为趣耳。吏于北者，虽有盲风灰人之面，粪人之齿，犹将扶马扬呼而造也。乃至寒时，冰厚六尺，雪高三丈。明星以朝，鼓绝而进，折风洞门，噫呜却立。沉阴凌兢，瘁洒中骨，餐煤食坑，烁经销液。又弱不受秽，行见通都道头不清，每为眩顿。春深沟发尤甚，遂有游光赤疫，流行瘇首，不避顽俊。是生青蝇，常白日万口，横飞集前，意不可忍。旧都清丽娱人，独夜苦蚊音，妨人眠卧。至于垂玄幕，燧青烟，未尝不杳然而去也。土风有宜，五也。凡此五者，初非迂远奇怪，强有推持。凡在通怀，所宜并了。况夫迩中轴者，不必尽人之才；游闲外者，未足定人之短。长安道上，大有其人，无假于仆。此直可为知者道也。夫铨人者，上体其性，下刌其情。恐门下牵于眷故，未果前诺，故复有所云。倘得泛散南郎，依秣陵佳气，与通人秀生，相与征酒课诗，满俸而出，岂失坐啸画诺耶。语不云乎？“斐然成章。”人各有章，偃仰澹淡历落隐映者，此亦鄙人之章也。惟明公哀怜，成其狂斐。
与司吏部作品赏析
此书作于万历十三年（1585），汤显祖时年三十六岁，在南京太常博士任上。这一年，司汝霖来信劝汤与执政（政府）通好，并为其活动，荐他去北地做官云云。汤显祖遂写此书婉言拒绝。司汝霖后复本姓张，改名汝济，江陵人，隆庆二年进士，以临川知县迁吏部郎，官至福建巡抚。此事据邹迪光《汤若士传》说：“时典选某者，起家临川令。公其所取士也。以书相贻，曰：第一通政府，而吾为之怂恿，则北铨省可望。而公亦不应，亦如其所以拒馆选者。”
徐朔方先生曾点评这封书信，“有似嵇康《绝交书》”（《汤显祖年谱》）。汤显祖在信中主要罗列了“断不可北者有五”，希望“铨人者，上体其性，下刌其情”，而“成其狂斐”。“狂斐”语出《论语·公冶长》：“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这里自指狂妄，肆言无忌。
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嵇康自述其推辞征辟的理由，“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可谓异曲同工。无论在书信的行文章法，还是借此所展示出的傲岸的精神世界，两者极其相似，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两书都不失亲切，从容不迫又饱含调侃诙谐的语气中，写尽了作者个性与环境的冲突。但是，嵇康的个性锋芒更为直露，“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也深知自己“肝肠嫉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的言行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汤显祖此信所列举的“特不去南”的“私愿”，只不过分别是父母、子女、家庭经济、食药、土风等五项原因，均是基于个人生活与家庭的便利起见，更多地体现了对个人庸常生活的合法性的强调与坚持，远非嵇康的“所不堪”，而与“人间”发生的对抗。嵇康这种狂放不羁，除了本性如此，也是由于魏晋以来高涨的个人主义思潮，遭受政治重压之后，面临现实险恶处境的应激反应。汤显祖的态度，没有那么慷慨激昂，除了性格上明哲保身，客观上由于他所处的时代，正逢市民社会的蓬勃发展与统治者的荒怠带来的宽松氛围。所以他坚持自己的人格独立时，更多体现于内心的坚持，而非与外界的抗争。
在汤显祖的身上，一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即一方面试图顺应儒家礼教与世俗观念，一方面坚持个人本性与兴趣。两者的平衡点在于身家安危之考虑。在他十五岁时所作的《分宜道中》一诗中曾云：“天道有倾移，况此浮人寿……此道不坐进，满堂为谁守。”不论及严嵩父子的奸佞误国，“但以老氏之旨，抒其感慨。若士少年受道家思想沾染之深，于斯概见”。他热衷功名，以制艺名擅一时，然而却不肯以依附权势达到目的。在张居正殁后遭受抄家之祸时，他不仅感慨而且不无庆幸：“假令予以依附起，不以依附败乎！”在他成进士之后，一如过去拒绝张居正的拉拢，没有依附当政者，也因此不能得到馆选为翰林的机会，使他终身为不能典章国家高文大册而抱憾。正是看到这种进退的矛盾，其房师秀水沈自邠评之为“骨相凉薄”，“若进若退”。汤显祖叹服这种洞察，承认“分以一县自隐，得少进为郎便足”的心愿（《酬心赋序》）。后来“掩门自贞。得奉陵祠，多暇豫”（《答管东溟》）的生活，也基本合乎他的心意。而此信中所谓，“倘得泛散南郎，依秣陵佳气，与通人秀生，相与征酒课诗，满俸而出，岂失坐啸画诺耶”，实即汤显祖的生活理想境界了。
在汤显祖一生中言行最为激烈的事件即是万历十九年所上的《论辅臣科臣疏》，虽然“以南部为散局，不遂己志，敢借国事攻击元辅”，仍然能够得到万历皇帝本人的“姑从轻处了”，只不过得到降职的处分。就在此前不久的万历十七年十二月甲午，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上酒、色、财、气四箴，指出万历皇帝本人纵情于“酒、色、财、气”，劝其“戒酒、戒色、戒财、戒气”。可见过去在民众心目中神圣不可侵犯的皇权本身，也受到市民世俗生活的浸染，因而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尖锐对立。这种情况下，以生活的庸常性来捍卫个人的人格独立，更有一种现实可行性，明显地展示了从基于权贵阶层势力到基于市民世俗社会的个性解放思想的历史进展。对庸常生活的合法性认同，正是从古代社会向近现代社会变迁的基本特征。美国新史学派的鲁滨孙在他出版于1911年的《新史学》中说：“近世最新奇的，具有最大发现的就是我们对于普通人和普通事物的重要性有了认识和兴趣。我们的民主精神和它所有的希望和志愿，就是以尊重普通人为根据；我们的科学和它所有的成就和志愿，就是以尊重普通事物为根据。因为我们都承认这个真理了。”
作品的艺术特色上，正如沈际飞《尺犊题词》所说：“汤临川才无不可，尺牍数卷尤压倒流辈。盖其随人酬答，独摅素心，……又若隽泠欲绝，方驾晋魏，然无其简率。而六朝以还议论滋多，不复明短长之致，则又临川氏之所与也。”
（陈文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