溪上落花诗题词作品原文
溪上落花诗题词
长孺、僧孺兄弟，以无着天亲，不绮语人也：一夕作《花溪》诸诗百余首，刻烛而就。予经时闭门致思，不能如其绮也。长孺故美容仪少年，几为道傍人看煞。妙于才情，万卷目数行下。加以精心海藏，世所云千偈澜番者，其无足异。独僧孺如愚，未尝读书。忽忽狂走，已而若有所会，洛诵成河，子墨成雾，横口横笔，无所留难。此独未宜异也。僧孺故拙于姿，然非根力不具者。以学佛故，早断婚触，殆欲不知天壤间乃有妇人矣。而诸诗长短中所为形写幽微，更极其致。如《溪上落花诗》：“芳心都欲尽，微波更不通。”“有艳都成错，无情乍可依。”不妨作道人语。至如《春日独当垆》：“卓女盈盈亦酒家，数钱未惯半羞花。”僧孺不近垆头，何知羞态？《七宝避风台》：“翠缨裙带愁牵断，锁得斜风燕子来。”僧孺未亲裙带，何知可以锁燕？《燕姬堕马》：“一道香尘出马头，金莲银凳紧相钩。”僧孺未曾秣马，何识香尖？《春闺怨》：“乳燕春归玳瑁梁，无心颠倒绣鸳鸯。”僧孺未经催绣，安识倒针？当是从声闻中闻，缘觉中觉耶？无亦定中慧耳。然予览二音，有私喜焉。世云学佛人作绮语业，当入无间狱。如此，喜二虞入地当在我先。又云，慧业文人，应生天上。则我生天亦在二虞之后矣。
溪上落花诗题词作品赏析
虞长孺，名淳熙，钱塘人。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授兵部职方主事，累迁稽勋郎。二十一年削籍归。弟淳贞，字僧孺。幼时他们家贫无书，“搜奇猎秘，闭门抄写，方术阴符，靡不通晓。十七丧母，相依习天台止观，夜则谈鬼神变化狡狯之事，至漏尽不寐。长孺好仙，僧孺亦好仙。已而长孺好佛，僧孺亦好佛。兄弟偕隐南山回峰下，相与栖寂课玄，采莼行药，以终老焉。”虞长孺晚年“皈依云栖，复三潭放生池，赋诗赞佛，专修净业。湖上钟鼓花鸟，于焉一新”，又曾“见知于李于麟、王元美，赋才奇谲，搜抉奇字僻字，务不经人弋获，以为绝出。于时贤，颇折服汤显祖、屠长卿，自诡以傲兀胜之。虽未免牛鬼蛇神之诮，可谓经奇者也。尝曰：我文似古而不似古者，皆我胸中语耳”（《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虞僧孺名气稍逊，却因《溪上落花诗》名动一时。袁宏道《孤山小记》曾说：“近日雷峰下有虞僧孺，亦无妻室，殆是孤山后身。所著《溪上落花诗》，虽不知于和靖如何，然一夜得百五十首，可谓迅捷之极。至于食淡参禅，则又加孤山一等矣，何代无奇人哉！”
汤显祖在序文中，赞赏虞氏兄弟，在于为人、为文的投缘，皆属于“学佛人作绮语业”。汤氏“弱冠始读《文选》，辄以六朝情寄声色为好”（《与陆景邺》），“谓弟著作过耽绮语。但欲弟息念听于声元，倘有所遇，如秋波一转者”（《答罗匡湖》），因而每每“意有所荡激，语有所托归，律之‘风流之罪人’，彼固歉然不辞矣”（《校〈虞初志〉序》）。
汤显祖主张“凡文以意趣神色为主”（《答吕姜山》）。这可以分为两个层面。在语言表达层面上，“意趣神色”指的是洗尽凡俗，用最能体现作者个性风格的文字表达真实性情。如评《焚香记》“填词皆尚真色，所以入人最深”（《焚香记总评》），谈《牡丹亭记》改编时，“要依我原本，其吕家改的，切不可从。虽是增减一二字便俗唱，却与我原做的意趣大不同了”（《与宜伶人罗章二》）。坚持个性，汤显祖也不排斥对前人的学习，“稗官小说，奚害于经传子史？游戏墨花，又奚害于涵养性情耶？”（《校〈虞初志〉序》）但是师法古人时，他主张务去陈言，师其意，不师其辞，“盖博故能精，渊故瓷挹。于尘无不有，乃能吐陈宿而为鲜新”（《玉茗堂文集序》），因此他将模拟古人，将以秦汉文、盛唐诗为圭臬的明代复古派作品，自李梦阳而下，视为赝文，矢志“复自循省，必参极天人微窈，世故物情，变化无余，乃可精洞弘丽，成一家言”（《答张梦泽》），从而做到“言一事，极一事之意趣神色而止；言一人，极一人之意趣神色而止”（沈际飞《玉茗堂文集题词》）。
在第二个层面，“意趣神色”，指的是言意之辨。汤显祖认同言有尽而意无穷之说，追求“能悟发于音外之音，致中之致”的境界（《义墨斋近稿序》）。如《庄子·外物》所说：“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显然汤显祖明确意识到言语的局限，从而致力于将读者的注意引到言语符号所指向的作家所创造的艺术世界。他喜用王维画作《雪中芭蕉》来说明，“昔有人嫌摩诘之冬景芭蕉，割蕉加梅，冬则冬矣，然非王摩诘冬景也。其中骀荡淫夷，转在笔墨之外耳”（《答凌初成》），又在《见改窜牡丹词者，失笑》诗中说：“纵饶割就时人景，却愧王维旧雪图。”俗论讥讽王维不知寒暑，实际不理解王维以“法眼观之，知其神情寄寓于物”（宋惠洪《冷斋夜话》）。在汤显祖看来，“文亦宜然。位局有所，不可以反置；脉理有隧，不可以臆属。藉其神明，有至不至。其于貌也，无不可望而知焉”（《孙鹏初遂初堂集序》）。这就需要读者在欣赏时，有一个披文见义的过程。
在文学创作中，为了驱除世俗观念的束缚，达到个性自由和思想解放，汤显祖常常借助于老庄思想与禅宗观念。“列子庄生，最喜天机”（《寄王弘阳冏卿》），“幸无更作时义，冥思《老》《易》《太玄》，著书可也”（《与张大复》）。他说：“诗乎，机与禅言同，趣与游道合。禅在根尘之外，游在伶党之中。要皆以若有若无为美。通乎此者，风雅之事可得而言。”（《如兰一集序》）又说：“情致所极，可以事道，可以忘言，而结有所不可忘者，存乎诗歌序记词辨之间。”（《调象庵集序》）
由此可见，汤显祖的“意趣神色”，实是以自然天性为出发点，以任情为原动力，以糅合释道的禅理为前驱，祛除那些与儒家礼教观念与社会风俗结合在一起的常识与情理，从而创造感于时事、超越生活的艺术世界，实现他的审美理想。
在艺术表现上，这篇序言常为古往今来的文人学者所称道。袁宏道致信江盈科时说：“前见汤海若作二虞《溪上落花诗》引子，妙甚，脱尽今日文人蹊径。”文章的妙处，首先体现在结构的精巧。序言先以“长孺、僧孺兄弟，似无着天亲，不绮语人也”一语蓄势待发，然后介绍虞长孺、僧孺兄弟。本来《落花诗》作者是其弟，却先从其兄说起，营造了云隐月潜的效果，目的是让读者明白他们难兄难弟，实为合璧。介绍兄长正面着墨，让弟弟上场，却全以奇兵出之，制造悬念，再加以反衬，揭示两人的异中有同，貌离神合。虞长孺“美容仪少年，几为道傍人看煞。妙于才情，万卷目数行下”，而虞僧孺“故拙于姿”，又“如愚，未尝读书”。然而更奇者，看似愚钝未尝读书的人，却能“洛诵成河，子墨成雾，横口横笔，无所留难”，而且又是“学佛人作绮语”。如此穿插介绍，显得错落有致，有风樯阵马之痛快，插花舞女之姿媚。
明人沈际飞曾评这篇序文，“前半人奇，后半文奇”。作者以四字句为主的句式，短兵相接式地交代了“奇人”之后，随即以一组由诗题、诗句、诗评三部分内容组成的固定排列，极力铺陈，告以“奇文”。颇有一泻千里、穿云钻雾之妙。形似整齐划一，却又于结构相同的每一单位中，抉发反差，出人意表。好比从长江顺流而下，既有杜甫喜极而泣之后，“即从巴峡穿巫峡”穿越障碍，如同现代人们坐过山车的刺激惊险，又有像李白朝辞白帝城的彩云，一日千里中，自有一番从容，不忘记观赏两岸的猿声和重重的万山。行文至此，似已达到极致，作者却又以“然予览二音，有私喜焉”，逗弄迤逦，向极忙处偷闲，笔头再著一花。“学佛人作绮语业，当入无间狱”，为友人在我之先下地狱而窃喜；“慧业文人，应生天上”，为我“生天亦在二虞之后”，若有所失，却又不肯明白说出。以这样充满儿童式的狡黠作结，更觉诙谐，使人神旺，结尾上再得波澜不绝，余音缭绕之妙。
徐朔方先生曾对此文赞赏有加，在《汤显祖年谱·引论》中曾说，汤显祖的古文“因为和当时的科举有关，特别长于议论，精于章法”，一些文章虽然篇幅短小，却能够“纵横开阖，笔酣墨饱，在小文字中作大波浪，丝毫没有局促之感”。而像《合奇序》《溪水落花诗题词》等文，则被他称为“空灵小巧的晚明小品的先声”。这类作品，不仅显示了魏晋六朝文学旖旎隽永的文风对汤显祖的影响，还可以看到他从唐宋古文佳作中所吸收的重视结构与个性流露的优点，初步具备了晚明小品的艺术特征。
（陈文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