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奇特的文化背景
读李白的诗，想见其为人，总觉得有很多不可解处；若将李白与同时其他诗人相比，甚至与古今其他诗人比较，都觉得有很多不同之处。因此，李白其人始终像谜一样朦胧。
何以如此？人们首先就会想到他的出身。因为李阳冰所作的《李白新墓碑》上说他生于碎叶，地当今吉尔吉斯共和国托克马克附近，而按李白自叙，在他随父迁蜀之时，已有五岁。生长在西域远地，文化背景不同，当然会在他日后的生活和创作中留下印记了。
陈寅恪首先提出李白为胡人，但只是根据其父之行踪做出的推断，对李白的为人和诗歌没有进行过申述。后人颇多附和其说者，但也未见进一步加以论证。有人根据魏颢对李白相貌的印象，所谓“眸子炯然，哆若饿虎”，就以为“有些和古书上所说的什么‘碧眼胡僧’等差不多”，这可是流于求之过深的臆断之词。显然，由此深入探讨李白的文化背景，方向是对的，但还得做些具体的分析。
我觉得李白虽然生长在一个胡化家庭之中，深受西域文明的影响，但本身并不是胡人。因为他在有些地方表示过对胡人并无好评，甚至还有诋斥胡人的言论，提出过讨伐胡人的主张，如果他是一个胡人，那就不大可能会有这样的情绪了。
但李白的家族毕竟长期居住在河西走廊一带，后又远迁西域边陲，一直处在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地段，也就必然会受到突厥文化的影响。这在李白的立身行事中有所表现。
李白一家人的名字就很奇特。其父名客，实际上只是一个代号，当系原来的胡化名字不便运用，故以“客”代称。李白，字太白。白于五行方位属西；太白即长庚星，《诗经》上说“东有启明，西有长庚”，长庚亦寓西方之意。李白号青莲，此花出天竺，古亦以为西域之地。他的妹妹叫月圆，儿子小名明月奴，在李白的诗中咏月者亦至多。古时日月对举，日出东方扶桑，月出西方月窟，可见他们一家对象征西方的月亮怀有深厚的感情。他的另一个儿子叫颇黎，则以产于西方的一种水晶石命名。明月奴的大名叫伯禽，有人认为可以转读为begim，突厥语中为“殿下”之意，我则援用《刘宾客嘉话录》中的一段话，以为此乃隐语，盖伯禽名鲤，谐为“李”字，而古时亦有李产西方之说。
由上可知，李白一家的名字都有寓意，这里寄托着他们对于出身之地的系念。
李白在婚姻问题上与众不同。他在二十多岁出峡后即至安陆入赘于故相许圉师家。我国很早就确立了父家长制的伦理准则，赘婿向来受人歧视，汉代还有“七科谴”的法规，将赘婿归入罪人一类。李白却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自称“许相公家见招，妻以孙女”，不以为辱而引以为荣，岂非怪事？
他在天宝年间到梁苑与故相宗楚客家成婚，实际上也是赘婿的身份。这从他安顿子女的问题上可以看出。其时李白的前妻许氏当已去世，故无法再在许府容身，只能把子女寄养到东鲁。假如李白与宗氏属于正常婚配，那他就应该把子女也带到梁苑，让后母宗氏哺养，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不可能有其他处理办法，为什么李白只能忍住内心的痛苦，而让年幼的子女在无至亲照料的情况下单独生活？原因当在李白的身份实际上是赘婿，因而无法组织起一个正常的、圆满的家庭。
在男女交往与婚配的问题上，西域地区的各民族，还保存着很多母系氏族社会中遗留下来的风习，妇女在家庭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史记》与《大唐西域记》等书中都有记载。敦煌遗书《书仪》中也说近代之人多“遂就妇家成礼”，李白情况类同，也是受到突厥文化影响的表现。
李白五岁入蜀，二十多岁出蜀，一直生活在绵州昌隆县。这一地区特殊的人文环境，对他也深有影响。
按照《太平寰宇记》中的记载，昌隆县（宋代名彰明县）的周围有多种民族杂居，俗尚歌舞，尚武勇，喜好享乐，李白自然也会受其影响。这里可举一件具体的事说明南蛮文化对李白的影响。
李白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还自述，他曾与蜀中友人吴指南同游于楚，指南死于洞庭之上，李白将他权殡于湖侧，“数年来观，筋肉尚在，白雪泣持刃，躬身洗削，裹骨徒步”，营葬于鄂城之东。这种葬法叫作剔骨葬，又称二次捡骨葬，这是南蛮的葬法，此事可以作为李白接受南蛮文化的显证。
这种南方民族的葬仪，自《墨子·节葬》篇起，历代都有记叙。华夏文化注重孝道，身体发肤尚且不敢毁伤，怎能把人用刀刮去肉后才下葬呢？
《新唐书》中有吴保安传，叙吴保安与郭仲翔间的患难相扶事。此事原出牛肃《纪闻》，内叙郭仲翔至眉州彭山县以二次捡骨葬法归葬吴保安，发生的时间和地点，与李白的年代和居处紧接，可证李白葬友确是采取了南蛮葬法。
这一事件，可以促使我们思考，有关李白作《清平调》《菩萨蛮》以及《醉草吓蛮书》等传说，都应有其可信之处。
羌族为西北地区历史最为悠久的游牧民族之一，唐时即有一支聚居在李白故居昌隆县西边的汶山一带，南下后又聚居于峨眉山周围，往南至云南的一支，即南诏的乌蛮。李白出蜀之时，先沿西边南下，游峨眉山，然后去三峡，往浙东漫游。各处的活动，都有羌族文化的踪影相随。
李白作《登峨眉山》诗，中云：“偶逢骑羊子，携手凌白日。”根据汉代传为刘向所撰的《列仙传》上记载，知骑羊子为葛由，羌族神仙。羌族以羊为图腾，又崇拜白色，李白笔下，尽多白色之物，如白龟、白鹿、白鹦鹉、白蝙蝠等等，不一而足。而牧羊故事亦常见于笔下。当他四处漂流，想起儿子时，就对友人诉说：“君行既识伯禽子，应驾小车骑白羊。”李白的先世向来居住于河西走廊西端。晋代五胡乱起，河西地区的一些地方政权乃据地自守，而又辗转通过蜀地与位处江南的东晋、南朝联系，表示尊奉正统王朝，其时江南的神仙道教也早已通过蜀地而传至西凉。李白九世祖李暠，除了效忠晋室外，还一直景仰蜀地的地区文化。李白之父携家东下，定居于绵州，可由此得到解释。李白出蜀之后首先想到的是“自爱名山入剡中”，因为其地多名山，如天姥、赤城、四明等山，都是神仙出没之处。其中金华一地，尤堪注意。因为金华山上的神仙赤松子，亦即皇初平，又称金华牧羊儿，也就是目下仍然广泛传播于南部地方的黄大仙，凡此均与葛由同出一脉。皇甫平叱白石成羊的故事，还记录在葛洪《神仙传》中，传播至广。赤松子入火自化之说，亦与羌族有关，因为羌族实施火葬，故有此说，李白乃又称之为“紫烟客”。
上述种种，足以说明李白深受突厥文化、南蛮文化与羌族文化等多种文化的影响，因此我将李白其人称作“多元文化的结晶”。他的作风与癖好也颇与同时其他诗人不同，如逞强杀人，浪游任侠，喜饮葡蔔酒，热爱音乐歌舞等等，都与这种特殊文化背景有关。
李白在有关民族战事的一些篇章中，也反映出了与当时文士截然不同的情绪。在他一生中，唐王朝与边疆民族发生的重大冲突，有石堡城之役与南韶之役。汉族文人受尊王攘夷观念的支配，往往不分青红皂白，同仇敌忾，这时便丑诋异族，昌言讨伐，李白却持相反的态度，反对这类战争。他喜游侠而不愿从军，也不去边塞谋求发展，只能从他与边疆民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特殊的背景中寻求解释。
从李白的学习问题上也可看出他与中原地区文士的不同之处。他在介绍幼年所学内容时说：“五岁学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矣。”童子八岁学六甲，是汉魏时期的学制，唐时已无这种规定。根据李白的自述，他们一家原为西凉李暠之后，李白之父首以六甲授子，正是保留着西凉一地所传承的汉魏六朝的传统。李白在文学上重“复古道”，喜乐府古诗而不重近体，应当与这一文化背景有关。
自从唐初颁行《五经正义》，科举试中有帖经的考核，文士涉学之初必须在正经正史上下功夫，李白学的却是百家杂学。因此，他既不去应朝廷用以牢笼士子的科举试，也不太重视儒家学术中的历史哲学与伦常观念。《远别离》中说：“尧幽囚，舜野死。”把古代的禅让之说视作与后世的篡夺之事无异，说明他并不重视儒家的一些政治理想。
在李白的思想中，百家并陈，无所轩轾，不受儒家思想的束缚。他以先秦时期的一些奇能异材之士为钦慕对象，追求奇士与高士的完美结合，显得自尊、自信，并对自己的能力感到自负。因此，他在诗歌中高扬独立不屈之人格，呈现出后世难以再见的自由、奔放与活跃。
这与他的生长地区也有关系。蜀地因交通不便之故，文化积淀的现象比较严重。此地为道教的发源地，故李白自年轻时起即向往神仙。其时赵蕤著《长短经》，宣扬纵横家和法家思想，李白又从赵蕤游，这对他一生也深有影响。
实际说来，中国自战国之后，已无产生纵横家的社会条件。天下大乱之时，会有一些喜欢纵横的人出现，但赵、李二人身处开元盛世，却还在研究纵横之术，也就只能停留在纸上谈兵的水平上。
李白政治上的最大失败，是从永王璘闹分裂而遭严惩。在这事件中，举国知名的名士中只有李白一人追随他，其他人则从一开始就看出了李璘的必败之势。李璘是由肃宗养大的，这时想与已经登基的兄长争地盘，闹独立，违背君臣大义，必然在道义上陷于破产。李白思想中没有这类伦理观念，而又以纵横之术自许，一心想“立抵卿相”，仓促下山，终于在政治斗争中陷于逆境。
李白在创作上的成功，在政治上的失败，都与他出身的家庭、所处的地域与所接受的教育等方面有关。一句话，这些都可在他独特的文化背景中寻找答案。
［说明］20世纪90年代，我就李白的奇异之处，结合他独特的文化背景，接连写了十篇论文，后经集合，编成《诗仙李白之谜》一书，于1996年交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2000年纳入《周勋初文集》第四册，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又重印了一次。1997年，我为纪念友人美籍唐诗研究专家李珍华先生逝世四周年，赴他所任职的学校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讲演，2003年，又精简提炼，改写成《李白奇特的文化背景》一文，发表在卢伟编著的《李珍华纪念集》中，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出版。读者如欲详细了解我的论证过程，可参阅下列文字：
1.《李白族系之争的时代背景》，载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古典文献研究》总第5辑，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4月。
2.《李白及其家人名字寓意之推断》，载《中国李白研究》1990年上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9月。
3.《李白两次就婚相府所铸成的家庭悲剧》，载《文学遗产》1994年第6期。
4.《李白剔骨葬友的文化背景之考察》，载《中国文化》第8辑，1993年6月。
5.《李白与羌族文化》，载《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第1期。
6.《李白的晋代情结》，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刊200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12月。
7.《论李白对唐王朝与边疆民族战事的态度》，载《文学遗产》1993年6月。
8.《李白在诸王分镇问题上遭致失败的内在原因》，载《文学研究》第5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4月。
周勋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