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文坛的新风貌
一
李肇《国史补》卷下《叙时文所尚》曰：
元和已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学苦涩于樊宗师。歌行则学流荡于张籍。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学浅切于白居易，学淫靡于元稹，俱名为“元和体”。大抵天宝之风尚党，大历之风尚浮，贞元之风尚荡，元和之风尚怪也。这对元和时期文坛上的新风貌来说，是一个高度的概括。如把上述各家陈述的顺序略作调整，则可排列如下：
文笔：韩愈（奇诡）、樊宗师（苦涩）
歌行：张籍（流荡）
诗章：孟郊（矫激）、白居易（浅切）、元稹（淫靡）
白居易、元稹也能文，但并不以此著称，孟郊的文章更是从未有人称述过。这三个人确是以诗章著闻于世的。但孟诗“矫激”，不同于白诗的“浅切”和元诗的“淫靡”；元、白二人关系深切，诗风也相近。说元诗“淫靡”，主要是指内容而言的；说白诗“浅切”，主要是指形式而言的。元稹《叙事寄乐天书》中曾将自己的创作分为十体，其中说道：“……又有以干教化者，近世妇人，晕淡眉目，绾约头鬓，衣服修广之度及匹配色泽尤剧怪艳，因为艳诗百余首，词有今古，又两体。”可见十体之中，五、七言今体艳诗和五、七言古体艳诗发生的影响尤为巨大，所以《国史补》中标举“淫靡”二字，用以概括元诗的特点。只是创作艳诗者可不限元氏一人，白居易也擅长此体，而且元白二人常是一起联翩创作，元稹《为乐天自勘诗集……》诗题内云：“因思顷年城南醉归，马上递唱艳曲，十余里不绝。”白居易《与元九书》曰：“……如今年春游城南时，与足下马上相戏，因各诵新艳小律，不杂他篇，自皇子陂归昭国里，迭吟递唱，不绝声者二十里余。”可见白诗也可加上“淫靡”的评语。杜牧在《李戡墓志铭》中引用李氏之言曰：“尝痛自元和已来有元、白诗者，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流于民间，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语，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可见李肇之评元白，乃是互文足义，即白浅切而又淫靡，元淫靡而又浅切。
元和之时，元、白诗因浅近之故，易于传播，而艳诗一体，易为社会中下层人物和年轻士人所接受，影响尤大。在《与元九书》中，白居易还说：“日者，又闻亲友间说：礼、吏部举选人，多以仆私试赋判传为准的。其余诗句，亦往往在人口中。仆恧然自愧，不之信也。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由是增价。……又昨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乐，娱他宾，诸妓见仆来，指而相顾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元稹《白氏长庆集序》则曰：“……巴蜀江楚间，洎长安中少年，递相仿效，竞作新词，自谓为‘元和体’诗，而乐天《秦中吟》《贺雨》《讽喻》等篇，时人罕能知者。然而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堠、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自篇章以来，未有如是流传之广者。”足见白诗纤艳之作当日风靡全国的盛况了。白居易自谓诸妓指称他为“《秦中吟》《长恨歌》主”；而元稹则说《秦中吟》诗“时人罕能知者”，看来白氏只是为了标榜自己的讽谏之作，故意纳入这一名字的吧。按诸实际，当时流传最广的恐怕也只能是《长恨歌》等诗章。
韩愈、樊宗师二人均以写作古文著称，但也有诗名。韩愈《南阳樊绍述墓志铭》中介绍樊氏的述作，内有“……表笺状策书序传记纪志说论今文赞铭凡二百九十一篇，道路所遇及器物门里杂铭二百二十，赋十，诗七百一十九”，然后下评语曰：“多矣者，古未尝有也。然而必出于己，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难也。”这里是指樊氏总的创作成就而言的。可见樊氏的诗歌，和他写作的古文同样具有“苦涩”的特点。
所谓“苦涩”，是以味觉上的感受移作品评标准的。樊氏诗文的特点是注重创新，创新的结果过分超越常规，文字佶屈聱牙，难以卒读，这就成了“苦涩”。但由此可见，樊氏诗文的风格和韩氏的诗文的“奇诡”是一类的。孟诗“矫激”，是指态度而言的，“矫激”也者，也是与众不同超越常规，因此孟诗的风格和韩诗的“奇诡”也是一类的。韩、孟、樊三人过往甚密，性情相近，文风一致，这是一个以“奇诡”为特色的文学流派。
张籍歌行的特点是“流荡”。张氏与韩愈一派和元白一派都有很深的关系，他的创作，具有上述两派的某些特点，不论从交往上来看，还是从创作上来看，都可视其某一方面的表现而归入上述两派之中。
李肇随后提出的总结性意见是“元和之风尚怪”，说明上述各家的“奇诡”“苦涩”“矫激”“浅切”“淫靡”“流荡”，都可用一“怪”字概括。奇“怪”是与“正”常相对而言的，可见这时的代表作家，其作品都已不同于被前人视作规范的作品。白居易《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诗云：“诗到元和体变新。”可见白氏也以为这一时期的文坛上确是充满着“新”的气象。李肇以为“尚怪”，白氏以为“变新”，可以认为是异名同实而说来各有偏执之论。
二
据今存史料，韩愈为人很倨傲，韩门弟子中也常见这种作风。他们自视甚高，行为怪诞，甚至不近人情。这在历史上也是常见的现象。每当社会上形成某种强大的传统力量，对人形成压抑之时，那么挺身而出与之抗争的人，往往出现过分自负而具有的反“常”现象。韩愈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开拓了很多新的战线，反骈排偶，人所共知，而在反对藩镇的政治斗争中，置生死于度外，尤其表现出了他雄大的气魄和百折不回的决心。
他与当代的文人都有交往，但关系最深的几位，则是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无法与之相比的孟郊、贾岛等人。韩门弟子中除张籍外，李翱、皇甫湜等人都要比他晚上一辈。
韩愈和白居易于德宗、宪宗两代曾多次同时在朝任职，但交往无多，直到穆宗长庆元年，韩愈作《雨中寄张博士籍侯主簿喜》一诗，白居易随作《和韩侍郎苦雨》诗一首，其后韩、白同游郑家池，白作《同韩侍郎游郑家池吟诗小饮》，今存韩集未见和作。白又赠予《老戒》一篇，韩无酬和。长庆二年，韩愈有《早春与张十八博士籍游杨尚书林亭寄第三阁老兼呈白冯二阁老》诗一首，白氏随作《和韩侍郎题杨舍人林池见寄》一诗酬答。其后韩愈又作《同水部张员外曲江春游寄白二十二舍人》一诗，白氏随作《酬韩侍郎张博士雨后游曲江见寄》作答。自此之后，两人似已中断了交往，白居易还有《久不见韩侍郎戏题四韵以寄之》一诗，韩愈亦未和。不难看出，白居易的态度比较主动，而韩愈的态度可以说是近乎冷淡的。
就在上面提到的最后一首诗中，白居易写道：“近来韩阁老，疏我我心知。户大嫌甜酒，才高笑小诗。”这些虽然是“戏”话，但也怕是实情。韩愈有意识地培植后进，开拓门户，故白氏以酒量甚宏为比，从而有“户大”之说。他才高气雄，喜作波涛万顷的古诗，不像白氏那样，喜作摇笔即来的“小律”。大约韩愈确是意识到自己“才高”，看不上白居易那种浅切的作品，所以不来酬答的吧。
和韩愈作风近似的弟子皇甫湜更是肆无忌惮地菲薄白氏。高彦休《阙史》卷上：
皇甫郎中湜气貌刚质，为文古雅，恃才傲物，性复褊而直。为郎时，乘酒使气，忤同列者；及醒，不自适，求分务温洛，时相允之。值伊瀍仍岁歉食，正郎滞曹不迁，省俸甚微，困悴且甚。尝因积雪，门无辙迹，庖突无烟。晋公时保厘洛宅，人有以为言者，由是卑辞厚礼，辟为留守府从事。正郎感激之外，亦比比乖事大之礼，公优容之如不及。先是，公讨淮西日，恩赐巨万，贮于集贤私第。公信浮屠教，且曰：“燎原之火，漂杵之诛，其无玉石俱焚者乎？”因尽舍讨叛所得再修福先佛寺。危楼飞阁，琼砌璇题，就有日矣。将致书于秘监白乐天，请为刻珉之词，值正郎在座，忽发怒曰：“近舍某而远征白，信获戾于门下矣。且某之文，方白之作，自谓瑶琴宝瑟，而比之桑间濮上之音也。然何门不可以曳长裾？某自此请长揖而退。”座客旁观，靡不股栗。公婉词敬谢之，且曰：“初不敢以仰烦长者，虑为大手笔见拒。是所愿也，非敢望也。”正郎赪怒稍解，则请斗酿而归。至家，独饮其半，寝酣数刻，呕哕而兴，乘醉挥毫，黄绢立就。又明日，洁本以献。文思古謇，字复怪僻，公寻绎久之，目瞪舌涩不能分其句。读毕叹曰：“木玄虚、郭景纯《江》《海》之流也。”因以宝车名马、缯彩器玩，约千余缗，置书命小将就第酬之。正郎省札，大忿，掷书于地，叱小将曰：“寄谢侍中，何相待之薄也？某之文，非常流之文也。曾与顾况为集序外，未尝造次许人。今者请制此碑，盖受恩深厚尔。其辞约三千余字，每字三匹绢，更减五分钱不得。”（原注：以上实录正郎语，故不文。）小校既恐且怒，跃马而归。公门下之僚属列校，咸扼腕切齿，思脔其肉。公闻之，笑曰：“真命世不羁之才也。”立遣依数酬之。（原注：愚幼年尝数其字，得三千二百五十有四，计送绢九千七百六十有二。后逢寺之老僧曰师约者细为愚说，其数亦同。）自居守府至正郎里第，辇负相属，洛人聚观，比之雍绛泛舟之役。正郎领受之，无愧色。
皇甫湜诋白文为“桑间濮上”，正是“浅切”“淫靡”的另一种说法。他把自己的文章比作“宝琴瑶瑟”，然而“文思古謇，字复怪僻”，裴度尚不能分其句读，正是“苦涩”的“奇诡”之作。而他这种高自期许、贬抑他人的极端做法，也是“矫激”的表现。
白居易的作风与此不同。皇甫湜死后，曾有《哭皇甫郎中》之作，内云：“《涉江》文一首，便可敌公卿。”自注：“持正奇文甚多，《涉江》一章尤著。”雍容大度，和韩氏门下人物的作风相去太远了。
由此可见，韩愈和元、白两大派别中的人物，性格特征与个人修养各不相同，但却都能顺着自己的个性特点，形成某种相应的风格，从而做出其独特的贡献。
三
元和时期，有一个在文坛上地位特殊而在政治上贡献卓越的人物，这就是上面所提到的，既重视白居易，又尊重皇甫湜的裴度。《新唐书》本传上说：“度退然才中人，而神观迈爽，操守坚正，善占对。既有功，名震四夷。使外国者，其君长必问度年今几，状貌孰似，天子用否？其威誉德业比郭汾阳，而用不用常为天下重轻。事四朝，以全德始终。及殁，天下莫不思其风烈。”可见他在当时的声誉之隆。
一般人都以为他只是一个政治家，在平定藩镇的军事活动上有过重要贡献，而较少注意他还是一个著名的文士。按裴度于贞元五年进士擢第，贞元八年中博学宏词科，贞元十年又应制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对策高等，可见他是以文学进身，而且是按唐代士人中最正规的程序进入仕途的。其后历任校书郎、节度府书记、司封员外郎知制诰，又拜中书舍人，这些又都是文学之士最规范的官职。任过这些职务的人自然会被认作文坛上的高手。由于裴度具有这样一种特殊的身份，综其一身，也就没有和文学脱离过关系。他和文坛上的一些著名人物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早在元和十二年，裴度拜门下侍郎、平章事、彰义军节度、淮西宣慰招讨处置使，统兵征伐吴元济时，便任韩愈为行军司马，而当他晚年徙东都留守时，则治绿野堂，“与白居易、刘禹锡为文章，把酒穷日夜相欢”。方回《瀛奎律髓》卷十七曰：“裴晋公度，累朝元老，于功名之际盛矣，而诗人出其门尤盛。自为之诗，尤不可及。”说的确是实情。
而在当时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中，裴度对于那些遇到不幸的文人，还能凭借他的地位和声望，尽力相助，使他们免遭不测，可以说是充当了文坛保护人的角色。
《新唐书·韩愈传》：“宪宗遣使者往凤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人奔走膜呗，至为夷法，灼体肤，委珍贝，腾沓系路。愈闻恶之，乃上表曰：……表入，帝大怒，持示宰相，将抵以死。裴度、崔群曰：‘愈言讦牾，罪之诚宜，然非内怀至忠，安能及此？愿少宽假，以来谏争。’帝曰：‘愈言我奉佛太过，犹可容；至谓东汉奉佛以后，天子咸夭促，言何乖剌邪？愈，人臣，狂妄敢尔，固不可赦。’于是中外骇惧，虽戚里诸贵，亦为愈言，乃贬潮州刺史。”
陈振孙《白文公年谱》元和十年乙未引高彦休《阙史》曰：“公母有心疾，因悍妒得之。及嫠，家苦贫。公与弟不获安居，常索米丐衣于邻郡邑，母昼夜念之，病益甚……常恃二壮婢，厚给衣食，俾扶卫之。一旦，稍怠，毙于坎井。时裴晋公为三省，本厅对客，京兆府申堂状至，四坐惊愕。薛给事存诚曰：‘某所居与白邻，闻其母久苦心疾，叫呼往往达于邻里。’坐客意稍释。他日晋公独见夕拜，谓曰：‘前时众中之言，可谓存朝廷大体矣。’夕拜正色曰：‘言其实也，非大体也。’由是晋公信其事，后除河南尹、刑部侍郎，皆晋公所拟 ……彦休所记大略如此，闻之东都圣善寺老僧，僧故佛光和尚弟子也。……故删述彦休之语以告来者。”
《资治通鉴》宪宗元和十年：“王叔文之党坐谪官者，凡十年不量移，执政有怜其才欲渐进之者，悉召至京师，谏官争言其不可，上与武元衡亦恶之，三月乙酉，皆以为远州刺史，官虽进而地益远。永州司马柳宗元为柳州刺史，朗州司马刘禹锡为播州刺史。宗元曰：‘播非人所居，而梦得亲在堂，万无母子俱往理。’欲请于朝，愿以柳易播。会中丞裴度亦为禹锡言，曰：‘禹锡诚有罪，然母老，与其子为死别，良可伤！’上曰：‘为人子尤当自谨，勿贻亲忧，此则禹锡重可责也。’度曰：‘陛下方伺太后，蹔禹锡在所宜矜。’上良久，乃曰：‘朕所言，以责为子者耳，然不欲伤其亲心。’退，谓左右曰：‘裴度爱我终切。’明日，禹锡改连州刺史。”
上引资料证明，裴度对韩愈、白居易、刘禹锡这些著名的文人都是爱护的。早期可能与韩愈的关系更为密切。因为两人曾经共事过一段时间，在讨伐割据的藩镇这一项重大的政治问题上，意见完全一致。
出征淮西时，韩愈请先出关趋汴，向时任淮西诸军都统的宣武节度使韩弘进说，让他协力出兵。路过荥阳鸿沟时，作《过鸿沟》诗曰：“龙疲虎困割川原，亿万苍生性命存。谁劝君王回马首，真成一掷赌乾坤。”方成珪《韩集笺正》曰：“《汉书·高帝纪》：‘四年九月，汉王欲西归，以张良、陈平谏，五年冬十月，复追项羽至阳夏南，遂灭楚。’诗所谓‘劝回马首’者，正指良、平之言。时平淮之功，裴晋国实赞之，公亦有谋焉。盖借以美裴，且自喻也。”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八引《蔡宽夫诗话》曰：“退之《和裴晋公征淮西时过女儿山诗》云：‘旗穿晓日云霞杂，山倚秋空剑戟明。敢请相公平贼后，蹔携诸吏上峥嵘。’而晋公之诗无见，唯《白乐天集》载其一联云：‘待平贼垒报天子，莫指仙山示老夫。’方其时意气自信不疑如此。”可见其时二人意气相投如此。
蔡州事平，韩愈随裴度回朝，又有《同李二十八员外从裴相公野宿西界》《桃林夜贺晋公》《晋公破贼回重拜台司以诗示幕中宾客愈奉和》诗，可见其时宾主唱酬之密。
但裴度对韩愈的创作活动却是不满意的。早在其未发迹时，一当韩门弟子李翱寄书征求意见，他就系统地提出了个人的文学见解，对韩愈的创作道路提出了批评。《寄李翱书》曰：
观弟近日制作，大旨常以时世之文多偶对俪句，属缀风云，羁束声韵，为文之病甚矣，故以雄词远志，一以矫之，则是以文字为意也。且文者，圣人假之以达其心，达则已，理穷则已，非故高之、下之、详之、略之也。愚欲去彼取此，则安步而不可及，平居而不可逾，又何必远关经术，然后骋其材力哉？昔人有见小人之违道者，耻与之同形貌，共衣服，遂思倒置眉目，反易冠带以异也，不知其倒之、反之之非也。虽非于小人，亦异于君子矣。故文之异，在气格之高下，思致之浅深，不在其磔裂章句、隳废声韵也。人之异，在风神之清浊，心志之通塞，不在于倒置眉目、反易冠带也。……昌黎韩愈，仆识之旧矣，中心爱之，不觉惊赏。然其人信美材也！近或闻诸侪类云：恃其绝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可矣乎，可矣乎？今之作者，不及则已；及之者当大为防焉耳。
这里是对以韩愈为首的古文运动所提出的看法。裴度的批评，主要是两方面的问题：一是韩氏一系的古文违反写作常规，出现了另一方面的弊端。骈文的末流常是不顾内容而只讲求语言文字的形式偶对，“属缀风云，羁束声韵，为文之病甚矣”。韩愈等人以“雄词远志，一以矫之”，这是可取的，但为反对骈文的弊病而走上另一极端，故意“高之、下之、详之、略之”“磔裂章句，隳废声韵”，则仍是“以文字为意”，这样也就难以避免类同之病了。赵翼《瓯北诗话》卷三曰：“盘空硬语，须有精思结撰，若徒挦摭奇字，诘曲其词，务为不可读以骇人耳目，此非真警策也……至如《南山》诗之‘突起莫间簉’‘诋讦陷乾窦’‘仰喜呀不仆’‘堛塞生怐愗’‘达枿壮复奏’；《和郑相樊员外》诗之‘禀生肖剿刚’‘烹斡力健倔’‘龟判错衮黻’‘呀豁疚掊掘’；《征蜀》诗之‘剟肤浃痍疮，败面碎剠㓤’‘岩钩踔狙猿，水漉杂鳣螖；投奅闹 ，填隍 㑻傄’‘爇堞熇歊 ，抉门呀拗阊’‘跧梁排郁缩，闯窦猰窋窡’；《陆浑山火》之‘ 池波风肉陵屯’‘电光 磹 目暖’。此等词句，徒聱牙 舌，而实无意义，未免英雄欺人耳。”韩诗中出现的这类问题，在古文写作中也有反映，裴度的意见恐怕也是有见于此而发的吧。二是韩愈思想“往往奔放”“以文为戏”，突破了儒家确立的文学规范。儒家主张温柔敦厚，韩愈的《杂说》等文，却时时杂以嘲戏，这是违反儒家旨意的地方。儒家向来视小说为小道，而韩愈却写作《毛颖传》等文，甚至在《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中也要插入一个诡谲的娶妇故事，这里他以古文大师的身份而与新兴“浮薄”的传奇作者相呼应，也是引起人们非议的地方。韩门弟子之一，与元、白关系深切的张籍就曾多次上书规谏，《上韩昌黎书》曰：“执事聪明，文章与孟子、扬雄相若，盍为一书以兴存圣人之道，使时之人后之人，知其去绝异学之所以乎？曷可俯仰于俗，嚣嚣为多言之徒哉？然欲举圣人之道哉，其身亦宜由之也。比见执事多尚驳杂无实之说，使人陈之于前以为欢，此有以累于令德。”《上韩昌黎第二书》曰：“君子发言举足，不远于理，未尝闻以驳杂无实之说为戏也。执事每见其说，亦拊卞呼笑，是挠气害性，不得其正矣。苟正之不得，曷所不至焉。或以为中不失正，将以苟悦于众，是戏人也，是玩人也，非示人以义之道也。”这与裴度评论的精神也是一致的。
如上所述，裴度不但是勋业重臣，而且是文坛大佬。他的《寄李翱书》，就是用完美的古文写作的，而他历掌御前笔札，在骈文写作上必然也有深厚的修养，因此他的批评，代表着行家的正统观念。于此可见，在中唐文坛上，韩愈的创作因力求创新而出现了许多碍眼的成分，时人以其破坏常规而颇多指责。
对于这种情况，韩愈早有所知，但他持不屑一顾的态度，决心为贯彻个人的文学主张而抗争到底。《与冯宿论文书》曰：“辱示《初筮赋》，实有意思，但力为之，古人不难到，但不知直似古人，亦何得于今人也？仆为文久，每自则意中以为好，则人必以为恶矣！小称意，人亦小怪之；大称意，即人必大怪之也。时时应事作俗下文字，下笔令人惭，及示人，则人以为好矣。小惭者，亦蒙谓之小好；大惭者，即必以为大好矣。不知古文直何用于人世也？然以俟知者知耳。”这种力排众议坚持自己文学主张的做法，也就是裴度所说的“昔人有见小人之违道者，耻与之同形貌，共衣服，遂思倒置眉目，反易冠带以异”了。可见韩愈的古文革新运动，在奋力前进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是不少的。但他力排众议，坚持自己的创作道路，终于开辟了一条新的创作途径，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四
这在过去是一种被认为绝对正确的观点：有人认为世界观决定一切，而世界观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其政治观，文学观则从属于政治观，因此研究工作者探讨作家的文学观时，首先得考察这位作家的政治观。这种意见对研究工作起着有害的作用。作家研究往往流为片面的政治分析。
其实这种认识是不合实情的。就以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等人对淮西军事的评价来说，也可看到政治观点与文学观点的不能相互替代。
在这次军事活动中，韩愈坚决支持主战派裴度，积极配合其行动，并做出了贡献。事成之后，他在奉命撰作《平淮西碑》时，又将首功归于裴度。但如上所言，裴度对韩愈的文学创作颇有保留意见，没有引荐他担任过什么文字方面的要职。裴度与韩愈的一致之处，主要在政治方面。
刘禹锡在贬斥远州时，受到过裴度的援救之恩，但在评价淮西之役时，却是不满于韩愈的过分归功裴度，从而不满于韩愈的《平淮西碑》，转而赞扬段文昌的《平淮西碑》。事后看来，裴度不以此为忤，反而引荐他出任文字方面的要职。说明刘禹锡在文学方面与裴度的品评标准更为一致。
这就说明，刘禹锡和韩愈之间，不但在政治观点上，而且在文学观点上，都存在着分歧。
柳宗元死后，刘禹锡奉命为之编纂《柳河东集》，他打破了总集前端首列赋体的惯例，将《平淮夷雅》置于全书之首，说明他对柳文中的这一部分特别重视。
这样做，颇有与韩愈分庭抗礼的意思。
刘禹锡在与韦绚闲谈时一再吐露过心声。他曾说：
柳八驳韩十八《平淮西碑》曰：“‘左飧右粥。’何如我《平淮夷雅》之云‘仰父俯子’。”禹锡曰：“美宪宗俯下之道尽矣。”柳云：“韩《碑》兼有帽子，使我为之，便说用兵讨叛矣。”（《唐语林》卷二，原出《刘宾客嘉话录》）
柳宗元和韩愈都是古文运动中的主将。他们在反对骈文写作古文的活动中，都做出过巨大的贡献，但由于两人在气质秉性和生活道路等方面有差异，在文学观点上也就有很多不同。即以上面提到的句法与章法方面的问题而言，也说明了两人的着眼之点与致力之处有所不同。
林纾《春觉斋论文》在《用字四法》中提到古文写作中有一种“拼字法”，云“古文中拼字，原不能一着纤佻，然用此拼集庄雅之字，亦足生色。盖拾取古人用过字眼，便嫌饤饾，故能文者恒自拼集，以避盗拾之嫌。”唐代古文大家韩、柳最擅长此法。用这种方法构成的句子，往往给人一种矫奇不群的感觉，而这正是韩愈等人所刻意追求的。《平淮西碑》中就有“圣子神孙”“文恬武嬉”“兵利卒顽”“进战退戮”“左飧右粥”等句，《平淮夷雅》中也有“南征北伐”“归牛休马”“冲勇韬力”“右翦左屠”“仰父俯子”等句。比较起来，柳宗元造的句子比较平实，没有什么弊病，但似缺乏奇警的深致。韩愈的造句则好坏悬殊，如“文恬武嬉”，就是以其语新意奇而被纳入了我国常用成语的行列；而如“左飧右粥”之句，则由刻意求新而流于晦涩费解。大约这也就是裴度批评的“以文字为意”的磔裂章句之病了。
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曰：“柳柳州诗，字字如珠玉，精则精矣，然不若退之之变态百出也。”这是很有见地的说法，玩味二人的诗文，当有同感。
刘禹锡还说：
段相文昌重为《平淮西碑》，碑头便曰：“韩弘为统，公武为将。”用左氏“栾书将中军，栾燮佐之”，文势也甚善，亦是效班固《燕然碑》样，别是一家之美。（《唐语林》卷二，原出《刘宾客嘉话录》）
韩、段二家《平淮西碑》的优劣之争，是唐史上的一桩重要公案。从刘禹锡的上述言论来看，即使在文笔方面，他也更为欣赏段文昌的《平淮西碑》。
以他所举的例句而言，可知他是主张用骈体写作纪碑文的。《文心雕龙·诔碑》篇中说：“碑实铭器，铭实碑文。……是以勒石赞勋者，入铭之域。”段文昌的《平淮西碑》，仿效班固的《封燕然山铭》而作。班固写作此铭，喜用骈句，宣扬汉家天子的声威和车骑将军窦宪的功绩。段文昌作《平淮西碑》，宣扬大唐天子的宏图与裴度、李愬等人的功勋，情况有类似处。况且唐代奉旨撰述的文字，大都用骈文写作，段文昌此文，用的是通行的骈体，刘禹锡赞成这种文体，却不能正确地理解韩愈力图用古文创作打破皇家公文程式的用心。
韩愈的《平淮西碑》，反映了他以复古为革新的创作特点，所谓“点篡《尧典》《舜典》字，涂改《清庙》《生民》诗”，文章开端，模仿典谟训诰中晓示下属的口吻，加上了一段叙述“圣子神孙”功业和宪宗指挥三军的文字，这几乎占到全文的一半，所以柳宗元就嫌它“前有帽子”，不是单刀直入触及本题了。刘禹锡还说：“韩《碑》柳《雅》，予为诗云：‘城中晨鸡喔喔鸣，城头鼓角声和平。’美李尚书愬之入蔡城也。须臾之间，贼都不觉。”这也是反对韩文叙事之前加帽子的意思。
韩愈与柳、刘立论的分歧，原因是多方面的。韩愈是从平藩镇之乱的大局着眼，从而推崇裴度的战略措施。柳、刘是从雪夜入蔡州的战绩着眼，从而推崇李愬的战术成功。韩愈毕竟是创立宗派的大师，敢于破除常规，制作格调高亢的鸿文，尽管有人指出此文开端叙事与史实多不合，但堂庑博大，还是写出了宪宗一时的声威。柳宗元和刘禹锡是热衷于参政注重事功的人，而在创立文派方面气魄稍逊，因此他们自矜自许的那些歌颂平淮西的文字，写得都很精当具体，然而气魄文势，则不能不说有逊于韩文。
但刘禹锡注重骈体的看法，却与裴度一致。上面说到，裴度可以作为唐代正统文风的代表，他曾引荐刘禹锡主持御前笔札，可见刘禹锡的创作活动和文学观点正代表了当代的正统文风。
赵璘《因话录》卷三商部下曰：“元和以来，词翰兼奇者，有柳柳州宗元、刘尚书禹锡及杨公。刘、杨（敬之）二人，词翰之外，别精篇什。”《唐语林》卷二《文学》载宰相杨嗣复对文宗曰：“今之能诗，无若宾客分司刘禹锡。”足见刘禹锡的诗文，也是享有一时盛名的。
刘禹锡喜欢微文讥嘲，但他的创作，从写作手法来说，可没有故意求新，从而背离正统规范，所以深得裴度的赏识。
《旧唐书·刘禹锡传》：“禹锡甚怒武元衡、李逢吉，而裴度稍知之。大和中，度在中书，欲令知制诰，执政又闻《游玄都观诗序》，滋不悦，累转礼部郎中，集贤院学士。”说明裴度的荐举刘氏，虽因政治上的原因未能如愿，但是毕竟由此而使他进入宫廷文人学士的行列之中。自此之后，在裴度的提携下，仕途也就平坦起来了。
盛唐时期名家辈出。诗文上的成就异常突出。中唐时期的文坛，继承这一时期的成果，自然会把沿着盛唐的创作道路而向前发展的人视为正统规范的体现者。刘禹锡的诗文创作，正是上承盛唐成就而来的，王士稹《唐人万首绝句选·凡例》曰：“中唐之李益、刘禹锡，晚唐之杜牧、李商隐四家，亦不减盛唐作者云。”许印芳《律髓辑要》卷二曰：“文章一道，总不能离起承转合之法，用之无痕者，作用在内，暗起暗承，暗转暗合，暗中消息相通，外面筋骨不露。盛唐诗气格高深，意味深厚，其妙在此。愚人但以形貌求盛唐，谓其无甚作用，谬矣。晚唐及宋人诗，作用在外，往往露骨，故少深厚之作。惟中唐刘中山、刘随州，犹有盛唐遗意耳。”由此可以察知裴度激赏刘禹锡的原因。他不推荐韩愈、白居易主持御前笔札，而是推荐刘禹锡知制诰，正是因为刘氏的创作符合文坛正统规范的缘故。
方东树在《昭昧詹言》卷十八中叙及刘禹锡《西塞山怀古》一诗时，纵论柳、刘创作上的得失，且与白居易的创作相比较，颇有启发意义，可以参考。方氏曰：“柳子厚才又大于梦得，然境地得失，与梦得相似。”“大约梦得才人，一直说去，不见艰难吃力，是其胜于诸家处；然少顿挫沉郁，又无自己在诗内，所以不及杜公。愚以为此无可学处，不及乐天有面目格调，犹足为后人取法也。”从刘、白二人对后世的影响来说，应该认为白胜于刘。
我在本文开始时就引用了李肇在《国史补》中论述“元和体”的一条文字，进而介绍了韩愈、孟郊、樊宗师、元稹、白居易、张籍等人的创作特色。读者不难看出，当时文坛上也享有大名的柳宗元、刘禹锡二人却是没有名列其中，这很值得深入体察。柳、刘二人与上述两大流派中人都有至为密切的关系，他们的创作成就也足与上述各家并列而无愧，李肇存而不论，确是另有其原因。看来柳、刘二人的创作并不具备“怪”的特点，他们只是沿着前人提供的条件正常地发展，在写作技巧上没有做出开拓性的努力，所以不能在这百舸争流的浪潮中代表某一方向而前进，在文坛上没有形成某一具有特色的流派，所以李肇才不加论列的吧。
（原载《中华文史论丛》第47辑，1991年5月）
周勋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