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的《永贞行》以及他同刘禹锡的交谊始末
一
顾嗣立《昌黎先生诗集注》卷三评《永贞行》曰：“此诗前半言小人放逐之为快，后半言数君贬谪之可矜，盖为刘、柳诸公也。”
陈祖范《记昌黎集后》曰：“予读韩文公《顺宗实录》及《永贞行》，观刘、柳辈八司马之冤，意公之罪状王、韦，实有私心，而其罪固不至此也。……退之于伾、文、执谊有宿憾，于同官刘、柳有疑猜，进退祸福，彼此有不两行之势。而伾、文又速败，于是奋其笔舌，诋斥无忌，虽其事之美者，反以为恶，而刘、柳诸人朋邪比周之名成矣。史家以成败论人，又有韩公之言为质的，而不详其言之过当，盖有所自。予故表而出焉，非以刘、柳文章之士而回护之也。”
顾、陈二家之说，对于《永贞行》的内容、韩愈的创作态度，以及此诗所产生的影响，理解比较正确，后人自可据此而做深入一层的挖掘。
实际说来，王叔文一伙在顺宗一朝的所作所为，和韩愈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因为韩愈在贞元十九年底以天旱人饥奏请停征京兆府税钱及田租，为人所谗，贬为连州阳山令。贞元二十一年夏秋之际，遇赦离阳山，俟命于郴州，八月授江陵法曹参军，九月初赴江陵。直到宪宗元和元年六月，召拜国子博士，始得还朝。王叔文等人的政治活动，一系列措施的推行，仅限于贞元二十一年一月至八月，那时韩愈正以有罪之身漂泊在外，自无卷入政治旋涡之可能。
王叔文等人采取的措施，如罢免贪官、压抑藩镇等，和韩愈平素的主张也是一致的，按理来说，应当得到他的支持，因此有的研究工作者认为韩愈实际上是同情所谓“永贞革新”的。但这与韩愈在《永贞行》中表明的态度显然不合。在此诗中，韩愈口诛笔伐，其口气之严厉，用字之尖刻，已经到了一般封建文人都难于接受的地步。钱仲联先生的《韩昌黎诗系年集释》曾引各家之说，逐一加以驳正，如此又怎能说得上是韩愈同情所谓“永贞革新”的呢？
韩愈的《顺宗实录》是朝廷的史册，根据古来的传统，要求善恶必书，因此王叔文集团中的一些善政确是得到了较为接近事实的记录，但《顺宗实录》内也记下了这一集团中人的不少劣迹。韩愈有关后一方面的文字，和他在《永贞行》中的描写是一致的。他和王叔文集团之间始终画下一条明确的界线。尽管这一集团中有他的朋友柳宗元、刘禹锡在内，但他一直以猛烈攻击这一集团为己任，而且不断地在这些朋友之前提醒这一界线的存在。
王叔文集团的一些政治活动，还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因此自宋代起，就已有人为之鸣冤了。韩愈那些过激的批判，也就引起了后人的反感。谭献《复堂日记》卷七曰：“《十七史商榷》于唐独表王叔文之忠，非过论也。予素不喜退之《永贞行》，可谓辩言乱政。”近人对于王叔文集团的进步意义有了更多的认识，由是对韩愈的声讨也就更见猛烈了。
韩愈和柳宗元、刘禹锡的关系，经常处在一种微妙的状态之中，彼此之间既有相互钦敬的一面，也有很多的隔阂和矛盾。只有联系中唐时期的政治形势，分析各种人物的动态，明确彼此的立场，掌握他们的思想情绪，才能对《永贞行》一诗获得完整的理解。
二
韩愈是个家族观念很强的人，而且颇以家世自负。自他的父辈起，到他的下一代，即使是那些碌碌无为的韩氏子孙，在他写作墓志铭时，也总要说上几句好听的话，如称韩岌“少而奇，壮而强，老而通”（《虢州司户韩府君墓志铭》），韩俞“卓越豪纵”（《四门博士周况妻韩氏墓志铭》），韩介“为人孝友”（《韩滂墓志铭》）之类。
而在韩愈一族中，却是少有地位尊显的人物，其中要数叔父云卿的名声较大。李白《武昌宰韩君去思颂碑序》中说：“云卿，文章冠世，拜监察御史，朝廷呼为子房。”韩愈于《科斗书后记》中说：“愈叔父当大历世，文辞独行中朝，天下之欲铭述其先人功行取信来世者，咸归韩氏。”其后韩愈以写作古文扬名于世，而且专精于写作碑志，应当接受过这位叔父的影响。
但与韩愈关系最为深切，对其影响最为巨大的家人，首推长兄韩会。韩愈早年很不幸，生下不到两个月，就失去了母亲；三岁时，父亲仲卿也去世了。其后就由韩会哺养。七岁随兄迁居长安，从之读书。十岁时，韩会贬官，随之谪居韶州；直到十三岁，韩会去世，韩愈始终随从着长兄。这时所经历的一切，自然会在他幼小的心灵上铭刻下烙印。
韩会死后，韩愈由长嫂郑氏哺养，备历艰辛，至于成立。《祭郑夫人文》中详叙抚育之情，直是声声血泪，可见其受恩之深。俗语说：“长兄为父，长嫂为母。”特别是像韩愈这样的经历，真正体现了封建社会家族关系中的这一人伦准则。祭文中也说：“视余犹子，诲化谆谆”；“昔在韶州之行，受命于元兄，曰：‘尔幼养于嫂，丧服必以期。’今其敢忘？天实临之！”足见他对兄嫂的感情之深。
但在韩愈的生花妙笔之下，却有一件难于实录的事，那就是韩会的遭贬。因为此事委实不太光彩，韩会是因党附权奸元载而受到惩处的。
韩愈成名之时，上距元载之死，已有二三十年的间隔，历史已为这位显赫一时的人物作出了定论。他玩弄权谋，培植私党，贪赃纳贿，声名狼藉。由这一案件而遭贬的人，自然也是名声不佳的了。
但韩会却是一位自命甚高的人物。《旧唐书·崔造传》曰：“永泰中，与韩会、卢东美、张正则为友，皆侨居上元。好谈经济之略，尝以王佐自许，时人号为‘四夔’。”钱易《南部新书》卷丙记载全同，当是袭用前人著作而著录的，此说所从出的原书已佚，谅来是中唐时期的人所记。李肇《国史补》卷下还说：“韩会与名辈号为‘四夔’，会为夔头。”可见他在这些人物中的突出地位。
这一些人虽然自命甚高，但并没有什么卓越的才能。因为政治上无所建树，所以也没有什么记载流传下来。崔造夤缘际会，虽曾一度拜相，但新、旧《唐书》上都说他“不能权济大事”，“莅事非能”；韩愈怀着特殊的感情为卢东美作墓志，也只能说是“在官举其职”而已。韩会的政治活动一开始就遭到挫折，未能充分施展才能，但在他得意时，似乎也没有什么突出的表现。
于是韩愈只能从“德行”上去表扬先兄了。《考功员外卢君墓志铭》曰：“愈之宗兄故起居舍人君以道德文学伏一世。其友四人，其一范阳卢君东美。少未出仕，皆在江淮间，天下大夫士谓之‘四夔’，其义以为道可与古之夔、皋者侔，故云尔。或曰：‘夔尝为相，世谓“相夔”。’四人者，虽处而未仕，天下许以为相，故云。”《韩滂墓志铭》曰：“起居有德行言词，为世轨式。”但这是无论如何不能自圆其说的。这样一位拟于夔、皋的圣者，却因依附声名狼藉的权奸而遭贬，这真是最大的讽刺。对于深受长兄养育之恩而又以家世自负的韩愈来说，确是不太容易启口的。
于是他就只能虚晃一枪，推说韩会之贬乃因遭到了谗言。《祭郑夫人文》中说：“年方及纪，荐及凶屯。兄罹谗口，承命远迁。”只是这种说法提不出什么事实根据，缺乏说服力。因为元载一党的覆没，是当时朝廷上的一件大事，韩会之贬，为的是关系不同寻常。《旧唐书·代宗本纪》大历十二年夏四月“癸未，以右庶子潘炎为礼部侍郎。贬吏部侍郎杨炎为道州司马，元载党也。谏议大夫知制诰韩洄、王定、包佶、徐璜，户部侍郎赵纵，大理少卿裴翼，太常少卿王紞，起居舍人韩会等十余人，皆坐元载贬官也”。《资治通鉴》卷二二五代宗大历十二年四月“癸未，贬吏部侍郎杨炎，谏议大夫韩洄、包佶，起居舍人韩会等，皆载党也”。可见韩会确是元载一党的核心人物，这是韩愈无法为之洗刷的。
韩会曾撰《文衡》一文，对韩愈影响至巨。王铚《韩会传赞》曰：“观《文衡》之作，益知愈本六经、尊皇极、斥异端、节百家之美，而自为时法。立道雄刚，事君孤峭，甚矣其似会也。孟子学于子思，而道过之，圣人不失其传者，子思也。会兄弟师授伟矣！”足以说明韩会的文学事业曾给韩愈以启导。他在政治上的颠踬，也就成了韩愈的隐痛，自会引起他深沉的思考。
三
我国古代士人对其出处，常是表现为两种态度。一种是科举出身，逐级升迁，不图幸进，也不急于求成。一种是自负其才，以管、乐自许，平时注意传播名声，希望获得有力者的援手，遽躐高位，一展抱负。每当政治发生危机、社会处于动乱时，后一类人就更有冒头的机会。即以唐代而言，玄宗至代宗时，曾经出现过张镐、李泌等人物。可见这条终南捷径还是颇有吸引力的。
一些服膺儒术的人，则常是以夔、皋自许，犹如杜甫自命稷、契，希望“致君尧舜上”一样。这一类人大都迂阔无能，但如房琯之在玄宗、肃宗时，虚名还是很大的，且对高迁也发生了影响。“四夔”之辈，看来走的就是后一条路。然而号称“夔头”的韩会，却不慎坠入元载一党，落得个不光彩的下场。
元载出身寒微，只是利用宫廷内部的矛盾，帮助代宗诛戮威胁王室的宦官，获得了信任，攫取了权势。他也曾经提拔过一些能人，采取过一些有益的措施，但其为人专尚权术，放纵无忌，结果犹如暴发户一样，贪赃枉法，卑污至极。韩会与这样的人交往，就是在出处大节上缺乏检点，这是韩愈一定会引为教训的。
他在许多文章中透露过这一消息，反复思考过文人的出处问题。《进士策问十三首》中一首曾这样提问：
春秋之时，百有余国，皆有大夫士；详于传者，无国无贤人焉。其余皆足以充其位，不闻有无其人而阙其官者。……今天下九州四海，其为土地大矣，国家之举士，内有明经进士，外有方维大臣之荐，其余以门地勋力进者，又有倍于是，其为门户多矣，而自御史台、尚书省，以至中书、门下省，咸不足其官，岂今之人不及于古之人邪？何求而不得也？夫子之言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诚得忠信如圣人者，而委之以大臣宰相之事，有不可乎？况于百执事之微者哉！古之十室必有任宰相大臣者，今之天下而不足士大夫于朝，其亦有说乎？古代的事，现在为什么行不通？社会发生了变化，士子怎样走上仕途才算是合乎规范？他的结论是：不能汲汲于富贵，不能为了轻躁幸进而获祸。《与卫中行书》中说：
……至于汲汲于富贵，以救世为事者，皆圣贤之事业，知其智能谋力能任者也，如愈者又焉能之？……然则仆之心或不为此汲汲也。其所不忘于仕进者，亦将小行乎其志耳，此未易遽言也。凡祸福吉凶之来，似不在我，唯君子得祸为不幸，而小人得祸为恒；君子得福为恒，而小人得福为幸，以其所为，似有以取之也。必曰“君子则吉、小人则凶”者，不可也。贤不肖存乎己，贵与贱、祸与福存乎天，名声之善恶存乎人。存乎己者，吾将勉之；存乎天、存乎人者，吾将任彼而不用吾力焉。其所守者，岂不约而易行哉？
就在韩愈进入仕途时，恰又遇到了一次类似前代政局的局面。出身寒微的王伾、王叔文等人，利用侍奉太子李诵的机会，正在搜罗人才，培植势力。这时正值德宗行将病故，重病在身的李诵即将代立，这对急于用事的人来说，正是日后飞黄腾达的一条捷径，也是施展抱负的大好时机。韦执谊就是看到了王叔文的受宠而依附上去的。《顺宗实录》卷五曰：“叔文，越州人，以棋入东宫。颇自言读书知理道，乘间常言人间疾苦。上将大论宫市事，叔文说中上意，遂有宠。因为上言：‘某可为将，某可为相，幸异日用之。’密结韦执谊，并有当时名欲侥幸而速进者陆质、吕温、李景俭、韩晔、韩泰、陈谏、刘禹锡、柳宗元等十数人，定为死交，而凌准、程异等又因其党而进，交游踪迹诡秘，奠有知其端者。”韩愈当时已有一定的名声，又是热衷于仕进的人，但他能在这种关键的时候自别于“欲侥幸而速进者”之流，不能不说是汲取了他先兄的教训。
贞元二十一年，即永贞元年，刘禹锡年三十四岁，柳宗元年三十三岁，正是意气风发之时。二人少有才名，又有很大的政治抱负，这时遇到施展才能的大好机会，也就很自然地和王叔文等人结合在一起了。《新唐书·刘禹锡传》曰：“素善韦执谊。时王叔文得幸太子，禹锡以名重一时，与之交，叔文每称有宰相器。太子即位，朝廷大议秘策多出叔文，引禹锡及柳宗元与议禁中，所言必从。擢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颇冯借其势，多中伤士。……凡所进退，视爱怒重轻，人不敢指其名，号‘二王、刘、柳’。”又《王叔文传》曰：“时景俭居亲丧，温使吐蕃，惟质、泰、谏、准、晔、宗元、禹锡等倡誉之，以为伊、周、管、葛复出，恫然谓天下无人。”可见这一批人，正像前代的“四夔”一样，也是“以王佐自许”的。
柳宗元死后，韩愈为作墓志，一再说到柳氏“少精敏”“崭然见头角”“俊杰廉悍”“踔厉风发”。“子厚前时少年，勇于为人，不自贵重顾藉，谓功业可就，故坐废退”，可以说是走上了和韩会等人类似的道路。
韩愈在《永贞行》中谴责王叔文等一伙人时，有句云：“夜作诏书朝拜官，超资越序曾无难。”这是带有总结历史经验性质的意见，他是反对幸进而主张循资顺序的。
韩愈看到了宦海风波，不再“汲汲于富贵”，在出处上甚为审慎。刘、柳却想“超资越序”而立抵卿相，以至重蹈他人之覆辙。这就决定了二者政治态度上的差异，也就引起了日后一系列的矛盾和隔膜。
就在贞元十九年，王叔文集团公开的前夕，韩愈被远贬到连州阳山。他为什么遭到斥逐，史书上的记载纷纭不一，直到现在得不出可信的结论。按照韩愈自己的记叙来看，他是认为这同王叔文一伙的弄权有关。
韩愈在诗文里经常提到这一不愉快的事件。《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曰：
孤臣昔放逐，血泣追愆尤，汗漫不省识，恍如乘桴浮。或自疑上疏，上疏岂其由？……适会除御史，诚当得言秋，拜疏移阁门，为忠宁自谋？上陈人疾苦，无令绝其喉；下言畿甸内，根本理宜优。积雪验丰熟，幸宽待蚕麰。天子恻然感，司空叹绸缪，谓言即施设，乃反迁炎州。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或虑语言泄，传之落冤仇。二子不宜尔，将疑断还不。……
这里他对遭贬的原因做了两种不同的分析。说是为了“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吧，那已经得到了天子和宰臣的赞同，因而“上疏岂其由？”这种可能性应该排除。这也就是说：遭到京兆尹李实的报复而遭打击的说法，韩愈当时也是不相信的。
看来他是怀疑一起担任监察御史的好友柳宗元和刘禹锡泄露了“语言”，所以“传之落冤仇”的。这定然是一种机密的“语言”，得罪了另一批幕后的权臣。此句之后虽然紧接着也排除了这种假设，但这里可能只是一种巧妙的遁词。韩愈于此本找不到什么确凿的证据，不便把话说死，而且李程等人和柳、刘交情很深，因而只能欲吐又吞。但他如果已从根本上排除了这种怀疑，那又为什么要在共同的朋友面前提起这桩不愉快的往事？
再把上述两层意思联系起来考察，韩愈的真意似在说明，他因上《天旱人饥状》而获罪，这只是表面现象，不是根本原因。问题的实质是得罪了王叔文一伙，而语言不慎，可能是由刘、柳二人传过去的。王叔文一伙假借上疏之事暗中活动，对他施加打击。
贞元二十一年夏秋之际，韩愈遇赦离开阳山，在郴州待命。这时的一些经历，加深了他的怀疑。当时王叔文集团正如日当天，柳宗元、刘禹锡等人大权在握，为什么不对横遭不幸的好友一伸救援之手？贞元二十一年正月辛酉，王叔文等人一上台，就把京兆尹李实贬为通州长史，并以诏书的形式宣布他的罪状，那他们为什么不把前此早已弹劾此人的韩愈引为同类而召唤入京呢？
韩愈不能不感到失望和愤懑，他在《八月十五日夜赠张功曹》一诗中说：
昨者州前捶大鼓，嗣皇继圣登夔皋。赦书一日行万里，罪从大辟皆除死。迁者追回流者还，涤瑕荡垢清朝班。州家申名使家抑，坎坷只得移荆蛮。
方崧卿《韩集举正》卷一曰：“以文意考之，盖言追还之人，皆得涤瑕垢而朝清班，惟己为使家所抑，故只量移江陵也。”使家指当时担任湖南观察使的杨凭。陈景云《韩集点勘》卷一曰：“公自阳山遇赦，仅量移江陵法曹，盖本道廉使杨凭故抑之，赠张功曹诗所谓‘州家申名使家抑，坎坷只得移荆蛮’是也。时韦、王之势方炽，‘凭之抑公，乃迎合权贵意耳。’”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补释则曰：“杨凭为柳宗元妻父，自必仰承伾、文一党意旨。公与（张）署之被抑，宜也。”联系前此的阳山之贬，再和眼前的形势联系起来，使得韩愈更加怀疑，这些事情的背后确由王叔文一伙人在操纵。其时王叔文党已经逐渐失势，但杨凭还是能够利用权势阻难他回朝。韩愈前遭打击，后遭压抑，不由得对王叔文一伙增加了敌对的情绪。
韩愈政治上的升沉，和王叔文一党力量的消长成反比。等到这一集团正式登台，韩愈才更明确认识到自己屡遭厄难的原因；等到这一集团垮台，才看到了抬头的机会。于是他在《忆昨行和张十一》一诗中又说：
念昔从君渡湘水，大帆夜划穷高桅。阳山鸟路出临武，驿马拒地驱频隤。践蛇茹蛊不择死，忽有飞诏从天来，伾、文未揃崖州炽，虽得赦宥恒愁猜。近者三奸悉破碎，羽窟无底幽黄能。眼中了了见乡国，知有归日眉方开。
但令人费解的是，韩愈在什么事情上得罪了王叔文集团？他在朝时，这一集团还未走向前台，他们的政治措施，还未公之于世，韩愈即使暗中计议，也难于具体论列。想来当是柳宗元、刘禹锡等人与之过往甚密，韩愈凭着自己的政治经验，对二王的作风有所评议，在柳、刘面前表露过，或者进行过规劝，希望他们不要轻躁冒进。其时韩愈还作有《君子法天运》诗，内云：“君子法天运，四时可前知；小人惟所遇，寒暑不可期。利害有常势，取舍无定姿。焉能使我心，皎皎远忧疑。”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卷二以“此诗为刘禹锡、柳宗元比伾、文而作”，或许接近事实。当时韩愈曾经申述过自己的观点，其后他就遭到一系列的打击和迫害，这就不能不使他怀疑到这两位好友泄露了“语言”。
永贞元年八月，宪宗即位，标志着王叔文集团的败端已露，韩愈乃得量移江陵法曹参军。当他路过岳阳时，作《岳阳楼别窦司直》一诗，重提此事。
念昔始读书，志欲干霸王，屠龙破千金，为艺亦云亢。爱才不择行，触事得谗谤，前年出官由，此祸最无妄。公卿采虚名，擢拜识天仗，奸猜畏弹射，斥逐恣欺诳。新恩移府廷，逼侧厕诸将，于嗟苦驾缓，但惧失宜当。……
窦庠随作《和韩十八侍御登岳阳楼》一诗，但对韩愈的牢骚不置只字。可能因为事出暧昧，旁人无从了解真相，因此对于韩愈前此遭贬之事略而不谈。
是年九、十月间，王叔文集团的政治斗争宣告失败，刘禹锡遭严谴，贬为连州刺史，正路过江陵，从而获得与韩愈见面的机会。这时的政治形势已经彻底改变。根据当时的政治标准来看，韩愈大义凛然，见机先觉，与李实、王叔文等人做坚决的斗争，虽遭迫害而终不动摇，可以说是经历了严峻的考验，在政治品德上博得了声望。刘禹锡等人则因轻躁幸进篡窃权柄而被远斥，政治上处于下风。在韩愈看来，刘禹锡等人正是因为不听从他的“语言”，所以才落得这种下场。
于是，韩愈拿出《岳阳楼别窦司直》一诗，要求刘禹锡属和。这番举动，显然是要求刘禹锡对自己的怀疑做出解释。韩愈的态度还算是友善的，可以说是在政治上得到了翻身之后，要求处在嫌疑之间的朋友做出必要的说明。
何焯《义门读书记》曰：“退之出官，颇猜刘、柳泄其情于韦、王，乃此诗即以示刘，令其属和，毋乃强直而疏浅乎？或者窦庠语次，深明刘、柳之不然，劝其因倡和以两释疑猜，而刘亦忍诟以自明也。”这种分析的前半部分颇有启发意义，后半部分则是不符事实的臆断之词。窦庠当时权领岳州刺史，未闻同在江陵，怎能劝刘禹锡“倡和以两释疑猜”？而且窦庠在诗中未曾涉及前此的韩、刘事件，可见刘氏的答诗与窦庠毫无关系。
这时的刘禹锡，政治上和道义上正处于逆境，应命而作《韩十八侍御见示（岳阳楼别窦司直）诗因令属和重以自述故足成六十二韵》，对他来说，是很难措辞的。因为他身处嫌疑之间，既不能承认什么，又不能否定什么，因此只能随文敷衍，而在韩愈的猜疑的问题上不着只字。
故人南台旧，一别如弦驶。今朝会荆蛮，斗酒相宴喜。为余出新什，笑抃随伸纸。晔若观五色，欢然臻四美。委曲风涛事，分明穷达旨。……
可以说，二人的隔阂没有能够消除，疙瘩没有能够解开。韩愈随即又写了这首《永贞行》赠送刘禹锡，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关于这首诗的写作时间和赠送对象，以往已有许多人做过考证，《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全集》卷三引韩醇曰：“‘郎官’‘荒郡’，意指刘禹锡坐叔文党贬连州也。公方量移江陵，而梦得出为连州，邂逅荆蛮，故作是诗。观终篇之意，可见其为梦得作也。”有人以为诗中明言“数君”，安得专指梦得一人？柳宗元贬邵州刺史，也要经过江陵，因此这诗应当兼为刘、柳而作。但考究起来，还应以韩醇的意见为是。因为《永贞行》中提到蛮荒的一段，所谓“荒郡迫野嗟可矜，湖波连天日相腾，蛮俗生梗瘴疠烝，江氛岭祲昏若凝。一蛇两头见未曾？怪鸟鸣唤令人憎，蛊虫群飞夜扑灯，雄虺毒螫堕股肱，食中置药肝心崩，左右使令诈难凭，慎勿浪信常兢兢”，并非掇拾陈词，而是直陈所见。因为他刚从连州召回，而刘禹锡则要赴他前此的同一贬所，所以诗中紧接上文又说：“吾尝同僚情可胜？具书目见非妄征”，表明这里是用个人的生活经验告知故人，对象甚为具体，不包括柳宗元在内。
韩愈这时写作《永贞行》，也就带有强烈的个人情绪。前此无名的阳由之贬，愤恨难消；怀疑中的“语言”之泄，还是无法解开疑团，刘禹锡应嘱的和诗，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解答，于是韩愈重作《永贞行》一诗，以总结历史经验为题，声讨王叔文集团。这样，诗中也就出现了如下一些特点：
一是猛烈攻击王叔文等人，极尽丑诋之能事。这样做，可以进一步说明他本人政治方向的正确，满足其时政治上的优越感。不过他却是过甚其词，失掉了分寸。夸大事实固不必说，内中说到“董贤三公谁复惜，侯景九锡行可叹”，就是那些封建社会中的文人看来，也已觉得拟于不伦了。韩愈这样高的调门，想来只会引起刘禹锡的反感。
二是关怀故友，把刘禹锡等人和二王一辈“小人”区别开来。诗中说到“四门肃穆贤俊登，数君匪亲岂其朋？”表示对故友的谅解。刘禹锡在《上杜司徒书》中也介绍过韩愈对他的同情。这种态度，曾经博得很多人的赞可。但韩愈在《永贞行》中还是掩抑不住政治上占上风之后的快意心情，何焯《义门读书记》曰：“‘具书目见’，亦有‘君来路’‘吾归路’之意，非长者言也。”这种情绪或许是自然而不自觉的流露吧。
此诗最后用“嗟尔既往宜为惩”一句结束，希望刘禹锡对自己的误入歧途引为教训。这可不是一般的叮咛，而是具有多层含义的告诫。大约是说当年没有听从他的忠告，所以遭此羞辱而贬斥南荒吧。
其后韩、刘各奔东西，似乎再无见面的机会。就在韩愈写作《永贞行》后不久，刘禹锡改谪朗州司马。元和十年二月，刘禹锡自朗州召回长安，三月再贬连州刺史。其时韩愈在长安，任考功郎中知制诰。这时本有机会聚首，但两人集子中没有留下什么往还的文字。
元和十二年十二月，韩愈随裴度出征淮西有功，授刑部侍郎。次年正月大赦。刘禹锡有《与刑部韩侍郎书》，内云：
……前日赦书下郡国，有弃过之目。以大国财富而失职者多，千钧之机，固省度而释，岂鼷鼠所宜承当？然譬诸蛰虫坯户而俯者，与夫槁死无以异矣。春雷一振，必歆然翘首，与生为徒，况有吹律者召东风以熏之，其化也益速。雷且奋矣，其知风之自乎！既得位，当行之无忽。
刑部侍郎掌律令刑法，有按覆谳禁之职。刘禹锡趁大赦之机，希望韩愈援手，但韩愈看来没有什么表示。
长庆二年，刘禹锡任夔州刺史，有《始至云安寄兵部韩侍郎中书白舍人二公近曾远守故有属焉》一诗奉寄，末云：
故人青霞意，飞舞集蓬瀛。昔曾在池籞，应知鱼鸟情。
也有希望对方援手之意。其时韩愈在京师任兵部侍郎，未曾有诗酬和，也没有什么措施予以援助。
看来两人江陵一别，疙瘩没有解开。政治斗争中形成的隔阂，一直到死都未能消除。这是很可惋惜的。
四
古今学者出于一种美好的愿望，对于历史上那些同时有交往的著名文人，总希望他们的友谊像水晶一样纯洁，而且自始至终没有瑕隙。但处在复杂的社会里，政治上的纷争，常使那些出身、思想、性格各不相同的文人走上不同的道路，从而产生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这是历史上常见的现象。韩愈、刘禹锡的这种凶终隙末的微妙关系就是明证，尽管有关这方面的文字记载大都闪烁其词。
韩愈死后，刘禹锡在和州任刺史，曾有《祭韩吏部文》之作，备致仰崇之意。里面叙及韩、柳与自己三人的情谊，也是切合实际的本色之词。文末有云：“畏简书兮拘印绶，思临恸兮志莫就。生刍一束酒一杯，故人故人歆此来！”眷眷私衷，是很感人的。
但刘禹锡对韩愈是否一无意见可云了呢？朋友死后，感情激动下写出的东西，或许只能说明事情的一个方面。要想全面考察，不能光凭这些文字。
文人的态度，常有这种情况：每当他们正式落笔著之文字时，往往是一些可以公之于世的正面意见，而当他们私下与人交谈时，却常是透露出内心的一些真实想法来。这就是笔记小说之类的著作可贵的地方。
长庆之初，刘禹锡在夔州，韦绚自襄阳来谒，求在身边问学。韦绚是韦执谊的儿子，是刘禹锡的通家子弟，谈话也就很随便。韦绚日后作《刘公嘉话录》一卷，记载下了很多珍贵的资料，真切地反映了刘禹锡对韩愈的一些看法。
刘禹锡也提到了“四夔”之事，他说：
崔丞相造布衣时，江左士人号曰“白衣夔”。时有四人，一是卢东美，其二遗忘。
这是颇为奇怪的事。“四夔”之中，韩会为“夔头”，刘禹锡不容不知。因为他是故人韩愈的长兄，又是竭力回护的对象。“一是卢东美”之说，明从韩愈写作的墓志铭来，这里怎么反而对韩会略而不谈了呢？
看来刘禹锡的态度是有意忽略，亦即存而不论。
柳宗元在《先君石表阴先友记》中也叙及韩会，说是“善清言，有文章，名最高，然以故多谤”。因为韩会乃柳镇之友，故尔有此回护之词的吧。但韩会从元载而遭贬，刘禹锡是一清二楚的，这样的“白衣夔”其下场才真是可鄙的。他和柳、刘的从王叔文而遭贬，性质不同。然而韩会之事已成过去，自身的境遇却是难于辩解，因而刘禹锡只能推说“遗忘”的吧。
刘禹锡还直接评论韩愈说：
韩十八初贬之制，席十八舍人为之词，曰：“早登科第，亦有声名。”席既物故，友人曰：“席无令子弟，岂有病阴毒伤寒而与不洁吃耶？”韩曰：“席十八吃不洁太迟。”人问之：“何也？”曰：“出语不是。”盖忿其责辞云“亦有声名”耳。
席夔奉旨撰拟制文，并非出于私人恩怨，只是“亦有声名”一语略寓嘲弄之意，竟至引起韩愈如此反感。由此可见韩愈对个人的名望看得很重，对“初贬”时得到的各种待遇一直耿耿于怀，总想伺机报复，而进行攻击时出语又甚为尖刻。这对刘禹锡来说，感受自然不同常人，因此他又说到：
韩十八愈直是太轻薄，谓李二十六程曰：“某与丞相崔大群同年往还，直是聪明过人。”李曰：“何处是过人者？”韩曰：“共愈往还二十余年，不曾共说著文章，此岂不是敏慧过人也。”
韩愈在《进学解》中自称“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在《答李翊书》中又称“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但按上述这话来看，却是绝非儒家的忠恕之道，也缺少温柔敦厚的气象，难怪刘禹锡要直诋之为“轻薄”了。韩、崔二人于贞元八年同中进士第后，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韩愈在《与崔群书》中说：“仆自今至少，从事于往还朋友间，一十七年矣。日月不为不久，所与交往相识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与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至于心所仰服，考之言行而无瑕尤，窥之阃奥而不见畛域，明白淳粹，辉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想不到这样一位至亲至敬之人，背后却遭到他如此恶意的嘲弄，真是有些匪夷所思的了。柳宗元《送崔群序》中说：“崔君以文学登于仪曹，敭于王庭，甲俊造之选，首雠校之列。”而且崔群与裴度、贾餗、张籍、刘禹锡有《春池泛舟联句》；与李绛、白居易、刘禹锡有《杏园联句》。这样的人，说是“二十余年，不曾共说著文章”，也是不可思议的事。
由此可见，韩愈平时自有矫激、尖刻、好胜、重名的弊病，这在刘禹锡来说，那是体会特别深刻的。也只有掌握韩愈这些性格上的特点，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永贞行》这诗的特点。
柳宗元《送元暠师序》曰：“中山刘禹锡，明信人也。不知人之实，未尝言，言未尝不雠。”可知刘禹锡的言论大都真实可信。
佚名《大唐传载》曰：“礼部刘尚书禹锡与友人三年同处，其友人云：‘未尝见刘公说重话。’”这或许是刘禹锡年事已高时的情况。但由此也可看到，他为人厚道，不会说什么缺乏分寸的过头话，而他在与韦绚谈话时直斥韩愈为“轻薄”，恐怕也是蓄之已久而自然流露的不满之词吧。
五
韩愈的《永贞行》一诗，对中唐时期的一次重大历史事件作了总结，因为它牵涉到许多著名文人的升沉出处，所以颇有探讨的价值。在此前后，韩愈还写下了许多与此有关的作品，应该把这一系列文字综合起来考察，结合在此前后的政治形势加以分析，才能进一步掌握韩愈思想发展的脉络，了解他和柳、刘等人的不同之点，以及二者之间政治上的分歧和产生的隔阂。这对了解上述诸人的思想或许都是有所帮助的吧。
（原载《中华文史论丛》1987年2、3期合刑）
周勋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