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林十哲”考
“芳林十哲”一名，从现在还能了解到作者姓名的著作而言，首先见于卢言的《卢氏杂说》。《太平广记》卷一八一引《卢氏杂说》，标名《苏景（胤）张元夫》的一条文字中说：
……开成、会昌中，又曰：“郑、杨、段、薛，炙手可热。”又有薄徒，多轻侮人，故裴泌应举，行《美人赋》以讥之。又有大小二甲，又有汪已甲。又有四字，言“深耀轩庭”也。又有四凶甲。又“芳林十哲”，言其与内臣交游，若刘晔、任息、姜垍、李岩士、蔡鋋、秦韬玉之徒。鋋与岩士各将两军书题，求状元，时谓之“对军解头”。
这一段文字，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六十三《秦韬玉》言对军解头时曾加节录。王谠《唐语林》卷四《企羡》门则全文移录，字句多不同，请参看拙撰《唐语林校证》中之辨析，这里不一一列举。应该指出的是，《唐语林》中最后一句作“（蔡）鋋与岩士各将两军书题，求华州解元，时谓‘对军解头’”。比之《太平广记》《唐诗纪事》中的引文，文理更为顺当。
“两军”与科举的关系
唐代应试的士子，想要赴京参加进士、明经等考试，先要取得本地官府的保荐。旅居长安的士子，限于各种条件，常是难于回籍求取解送，他们一般总是利用机会，就地应试，求得京兆府的解送；假如能够列在首十名之内，而又不发生意外，那就非常有可能取得科名。退而求其次，他们如能求得与京兆府邻近的同州、华州的解送，也会取得良好的效果。王定保《唐摭言》卷二《争解元》曰：“同、华解最推利市，与京兆无异。若首送，无不捷者。”难怪蔡鋋、李岩士等人要竭力争取“华州解元”的资格了。
但这与“两军”又有什么关系呢？
“两军”云云，指的是左右神策军。这是皇帝的一支禁卫部队。唐德宗时，藩镇割据，内乱时起，国势危殆。他为了防止武臣跋扈，威胁王权，于是把在朱泚之乱中经过严峻考验的这支军队改由宦官统领，以为军权掌握在家奴手中，可以保证皇室的安全。《资治通鉴》卷二三五《唐纪》五一德宗贞元十二年“六月乙丑，以监句当左神策窦文场、监句当右神策霍仙鸣皆为卫军中尉”。自此之后，朝廷的大权进一步落入宦官之手，皇帝反而成了受挟制的傀儡。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六曰：“唐自安史已来，兵难荐臻，天子播越，亲卫戎柄，皆付大阉，鱼朝恩、窦文场乃其魁也。尔后置左右军、十二卫，观军容、处置、枢密、宣徽四院使，拟于四相也。十六宫使，皆宦者为之，分卿寺之职，以权为班行备员而已。”两军中尉一直控制着唐代中后期的政局。皇帝的废立，常由他们决定，裴庭裕《东观奏记》卷上言“文宗将晏驾，以犹子陈王成美当璧为托。建桓立顺，事由两军。颍王即位”。可见其权势之大。应试的士子如果持有两军中的书题，当然是最有力的保票了。
由此可知，士子打通两军的关节 ，也就是乞求宦官的援助。
《唐摭言》卷九《恶得及第》曰：
高锴侍郎第一榜，裴思谦以仇中尉关节取状头，锴庭谴之。思谦回顾，厉声曰：“明年打脊取状头。”明年，锴戒门下不得受书题，思谦自怀士良一缄入贡院；既而易以紫衣，趋玉阶下白锴曰：“军容有状，荐裴思谦秀才。”锴不得已，遂接之。书中与思谦求巍峨。锴曰：“状元已有人，此外可副军容意旨。”思谦曰：“卑吏面奉军容处分。裴秀才非状元，请侍郎不放。”锴俛首良久，曰：“然则略要见裴学士。”思谦曰：“卑吏便是。”思谦词貌堂堂，锴见之改容，不得已遂礼之矣。
通过这一事例，可见其时宦官之跋扈，以及科举场中之黑暗，同时也反映出了那些奔走两军的士子人品低下，面目可憎。所以《唐摭言》接着上引二例曰：“黄郁，三衢人，早游田令孜门，擢进士第，历正郎金紫。李端，曲江人，亦受知于令孜，擢进士笫，又为令孜宾佐。俱为孔鲁公所嫌。文德中，与郁俱陷刑网。”足见时人对于这一类人物的憎恶。《资治通鉴》咸通二年曰：“是时士大夫深疾宦官，事有小相涉，则众共弃之。建州进士叶京尝预宣武军宴。识监军之面。既而及第，在长安与同年出游，遇之于涂，马上相揖，因之谤议喧然，遂沈废终身。其不相阅如此。”据此亦可推知“芳林十哲”在士人心目中的地位。
“芳林”与士子的进身
“芳林”之事，实际上即指两军之事。
《唐摭言》卷九《芳林十哲》标题之下，自注曰：“今记得者八人。”其名为沈云翔、林绚、郑圮、刘业、唐珣、吴商叟、秦韬玉、郭薰，王定保随后说道：“咸通中自云翔辈凡十人，今所记者有八，皆交通中贵，号芳林十哲。芳林，门名，由此入内故也。”
芳林门在何处，徐松《唐两京城坊考》有说明，卷一“三苑”曰：“禁苑者，隋之大兴苑也。东拒浐，北枕渭，西包汉长安城，南接都城。东西二十七里，南北二十三里，周一百二十里。正南阻于宫城，故南面三门偏于西苑之西。旁西苑者芳林门，次西景曜门，又西光化门。”芳林门下注曰：“唐末有‘芳林十哲’，谓自此门入交中官也。亦谓之芳林园。元和十二年，置新市于芳林门南。”因为宦官的办事机构内侍省位于太极宫西、掖庭宫南，自芳林门南下，就可以从西边进入内侍省中。
上述八人中，大约要以秦韬玉的创作成就为最高。《贫女》一诗，还被蘅塘退士选入《唐诗三百首》中，因而名声传播甚广，这里不妨把这首诗引用于下。
蓬门未识绮罗香，拟托良媒益自伤。
谁爱风流高格调，共怜时世俭梳妆。
敢将十指夸针巧，不把双眉斗画长。
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
王定保在介绍秦韬玉的出身时说：“京兆人，父为左军军将。”这一职务社会地位不高，所以秦韬玉在《贫女》诗中有自伤贫薄、怀才不遇之感。看来他本想倚仗自身的本领，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然而处在混乱的晚唐政局之中，却无法求得正常的发展。
《唐语林》卷七曰：
秦韬玉应进士举，出于单素，屡为有司所斥。京兆尹杨损秦复等列，时在选中。明日将出榜，其夕忽叩试院门，大声曰：“大尹有帖！”试官沈光发之，曰：“闻解榜内有人，曾与路岩作文书者，仰落下。”光以韬玉为问，损判曰：“正是此。”
秦韬玉与路岩的关系已经不可尽知，但秦韬玉因出身寒门之故，“屡为有司所斥”，这就不能不使人感到愤慨难平。他在《贵公子行》之后半中说：“主人公业传国初，六亲联络驰朝东。斗鸡走狗家世事，抱来皆佩黄金鱼。却笑儒生把书卷，学得颜回忍饥面。”可见他心情之激愤，处境之艰苦。秦韬玉文才出众，却不得不依仗宦官的权势谋取功名，这是时代的错误，也是个人的悲剧。“蓬门未识绮罗香，拟托良媒益自伤”，事非得已，自哀自怜，这里有他卑污的一面，也有值得同情的地方。
秦韬玉出身于左军军将的家庭，在科举途中屡遭挫折之后，终于回到依靠“两军”的道路上来。《唐才子传》卷九本传上说：“韬玉少有词藻，工歌吟，恬和浏亮。慕柏耆为人。然险而好进，谄事大阉田令孜。巧宦，未期年官至丞郎，判盐铁，保大军节度判官。僖宗幸蜀，从驾。中和二年，礼部侍郎归仁绍放榜，特敕赐进士及第，令于二十四人内安排，编入春榜。”《唐诗纪事》卷六十三叙秦韬玉之史实时也提到这些事情，然而语气没有这么严厉，最后说他名列榜中，“韬玉以书谢新人，呼同年略曰：‘三条烛下，虽阻文闱，数仞墙边，幸同恩地。’”悻悻之声如闻，抒发了压抑多时的不平之气。
宦官把持朝政，历时甚久。这一批人虽有权势，然而社会地位向来不高，这时又把中晚唐的政局搞得乌烟瘴气，也就必然会引起上下各色人等的痛恨。那些交结两军的士人，自然要为儒林所不齿了。但上述情况表明，这时的社会不能为有才华的士人提供正常的发展机会，也是迫使他们走上邪路的客观原因，所以身历晚唐五代的黑暗年代、深知科举场中种种弊端的王定保在介绍“芳林十哲”后沉重地说：“然皆有文字。盖礼所谓君子达其大者远者，小人知其近者小者，得之与失，乃不能纠别淑匿，有之矣，语其蛇豕之心者，岂其然乎！”
王定保叙“芳林十哲”的名字，只“记得者八人”，所佚二人，其一当是罗虬。《唐语林》卷三曰：
刘允章祖伯刍，父宽夫，皆有重名。允章少孤自立，以臧否为己任。及掌贡举，尤恶朋党。初，进士有“十哲”之号，皆通连中官，郭纁、罗虬皆其徒也。每岁，有司无不为其干挠，根蒂牢固，坚不可破。都尉于琮方以恩泽主盐铁，为纁极力，允章不应，纁竟不就试。比考帖，虬居其间，允章诵其诗，有“帘外桃花丽熟红”，不知“熟红”何用？虬已具在去留中，对曰：“《诗》云：‘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侍郎得不思之？”顷之唱落，众莫不失色。
《唐诗纪事》卷六十九叙罗虬曰：“广明庚子乱后，去从鄜州李孝恭。籍中有杜红儿者，善歌，常为副戌属意。副戌聘邻道，虬请红儿歌而赠之缯彩。孝恭以副戌所盼，不令受所贶。虬怒，拂衣而起。诘旦，手刃红儿。”可知此人凶暴浮躁，秉性不良。这或许也是“芳林十哲”中人或多或少具有的特点吧。
郭纁即郭薰。郭薰依仗于琮的权势应试被黜，同见上述《唐摭言》叙“芳林十哲”的一段记叙之中。但他通过中官应试之事，则未见详细记载。
“十哲”的不同涵义
“十哲”一名，唐代习用。杜佑《通典》卷五十三“吉礼”十二《孔子祠》条记“开元八年，敕改颜生等十哲为坐像，悉应从祀。曾参大孝，德冠同列，特为塑像，坐于十哲之次”。“十哲”即孔门十大弟子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宰我、子贡、子有、子路、子游、子夏。皮日休《请韩文公配飨太学书》曰：“曾参之孝道，动天地，感鬼神。自汉至隋，不过乎诸子；至于吾唐，乃旌入十哲。”这是因为朝廷后来又把颜渊升为孔子的副座，而把曾参正式列入十哲之中。《新唐书》卷十五《礼乐志五》曰：“上元元年，尊太公为武成王，祭典与文宣王比，以历代良将为十哲像坐侍。秦武安君白起、汉淮阴侯韩信、蜀相诸葛亮、唐尚书右仆射卫国公李靖、司空英国公李勣列于左，汉太子少傅张良、齐大司马田穰苴、吴将军孙武、魏西河守吴起、燕昌国君乐毅列于右，以良为配。”唐末兴起的士林“十哲”之称，当是民间仿效这种文武“十哲”的命名而产生的。起初或因附会京兆府解送“十人为等第”之称而成。赵磷《因话录》卷三商部下记大和六年唐特替京兆府试进士官，注云：“时重十人内为等第。”《唐摭言》卷二《京兆府解送》曰：“神州解送，自开元、天宝之际，率以在上十人，谓之等第。必求名实相副，以滋教化之源，小宗伯倚而选之，或至浑化；不然，十得其七八。”所以王定保在同卷《为等第后久方及第》中“论曰：……若乃大者科级，小者等列，当其角逐文场，星驰解试，品等潜方于十哲，春闱断在于一鸣”。结合上述诸人的情况来看，这种称呼也就带有嘲弄的意味，大约出于一些尖刻的文人的创造，是对那些虽有文才然而屡试不爽的人既有揶揄又抱不平的一种俏皮称呼。
《唐摭言》卷十《海叙不遇》曰：
张乔，池州九华人也。诗句清雅，夐无与伦。咸通末，京兆府解，李建州时为京兆参军主试，同时有许棠与乔，及俞坦之 、剧燕、任涛、吴宰、张蠙、周繇、郑谷、李栖远、温宪、李昌符，谓之“十哲”。
同样内容，《唐诗纪事》卷七十叙任涛与张乔时也有记叙，而于张乔下叙“十哲”之后，加注曰：“十哲而十二人。”明代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十八又转引此文，称之为“咸通十哲”。《唐才子传》卷九叙郑谷时说：“谷诗清婉明白，不俚而切，为薛能、李频所赏。与许棠、任涛、张蠙、李栖远、张乔、喻坦之、周繇、温宪、李昌符唱答往还，号‘芳林十哲’。”不难发现，这段文字是从《唐摭言》和《唐诗纪事》中移录过来的，但辛文房删去了剧燕、吴罕二人的名字，以便与“十哲”的“十”字切合；前面又增加“芳林”一名，以便与《唐摭言》卷九中的记叙一致。然而细究起来，辛氏的这一番加工改写都与事实不合。
不论是仅记得八人名字的“芳林十哲”抑或咸通“十哲”中的十二人，都出自王定保的记叙。这些人物，尽管生卒年月不能全然考知，但有好几个人的登第年代可以考知，通过比较，不难看出这些人物和王定保都生活在晚唐五代，他们是同一时期的人。
按王定保生于唐懿宗咸通十一年（870），死于南汉刘大有十三年（940）。《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一《小说家类》中之《摭言》提要曰“光化三年（900）进士”，和上述诸人的年代紧相衔接。王定保在《唐摭言》卷三《散序》中还介绍他撰写此书的经过，说他“乐闻科第之美，尝咨访于前达，间如丞相吴郡公扆、翰林侍郎濮阳公融、恩门右省李常侍渥、颜夕拜荛、从翁丞相溥、从叔南海记室涣，其次同年卢十三延让、杨五十一赞图、崔二十七籍若等十许人，时蒙言及京华故事，靡不录之于心，退则编之于简策”。足见他访求的面很广，积累了丰富的资料。
前引诸书记载，秦韬玉于中和二年（882）特赐及第，和王定保的登第之年仅相距十八年。郭薰倚仗于琮的权势应举，为刘允章黜落，时在咸通九年（868），和王定保的登第之年相距三十二年。又《唐摭言》叙“芳林十哲”时言郭薰事云：“郭薰者，不知何许人，与丞相于都尉向为砚席之交。及琮居重地，复绾财赋，薰不能避讥嫌，而乐为半夜客。咸通十三年（872），赵骘主文断，意为薰致高等；骘甚挠阻，而拒之无名。会列圣忌辰，宰执以下于慈恩寺行香，忽有彩帖子千余，各方寸许，随风散漫，有若蜂蝶，其上题曰：新及第进士郭薰。’公卿览之，相顾冁然，因之主司得以黜去。”则是郭薰在第一次失败之后，间隔四年，又遭到了另一次失败。这时相距王定保的及第之年，仅二十八年。
王定保对“芳林十哲”的记叙比较具体。这些人物原有十人，王定保仅记得八人，对于他们交通中贵的事迹，了解比较清楚。因此，五定保的这一记叙，不可能捕风捉影，应当可信。
咸通“十哲”中人的登第年代，《唐摭言》《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唐才子传》等书上有所介绍。兹将有记载的几个人介绍如下：
李昌符，咸通四年（863）登第。
许棠，咸通十二年（871）登第。
周繇，咸通十三年（872）登第。
郑谷，光启三年（887）登第。
温宪，龙纪元年（889）登第。
张蠙，乾宁二年（895）登第。
由此可见，李昌符与张蠙的登第之年相距达三十二年之久。这就说明，“十哲”中的十二个人并非同一时期的士子。即以许棠而言，与张蠙的登第之年相距亦达二十四年之久，周繇与张蠙的登第之年相距亦达三十二年之久。咸通一共只有十五年，因此，郑谷、温宪、张蠙三人登第之时均距咸通已远，用“咸通”这一年号来概括，未必恰当。
和“芳林十哲”的情况相同，当时或许有人曾把其中的某十个人称作“十哲”，有人则把另外十人称作“十哲”，“十哲”的内涵，本不固定，王定保则笼而统之，把那些曾经列名“十哲”中的人物全都列入。大约他是看到这些人物之间辗转都有诗文往还，也就不管人数多少，合称“十哲”的吧。
上述“十哲”，在科举考试中都有一段不得志的经历，有些人则一直到死未能登第。康軿《剧谈录》卷下：“自大中、咸通之后，每岁试春官者千余人，其间章句有闻者，亹亹不绝，如……贾岛、平曾、李陶、刘得仁、喻坦之、张乔、剧燕、许琳、陈觉，以律诗流传……皆苦心文华，厄于一第。”《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九《诗集类上》载《张乔集》二卷，“唐进士九华张乔撰。乔与许棠、张蠙、郑谷、喻坦之等同时，号‘十哲’。乔试京兆，《月中桂树》擅场，传于今，而《登科记》无名，盖不中第也。”这是因为南宋之时还能见到唐代的《登科记》，所以陈振孙了解到“十哲”中的好几个人至死未能取得功名。这十二个人，在科举场中沉沦，情况是很可悲的。例如温宪，《唐诗纪事》卷七十记其事曰：
温宪员外，庭筠子也。僖、昭之间，就试于有司，值郑相延昌掌邦责也。以其父文多刺时，复傲毁朝士，抑而不录。既不第，遂题一绝于崇庆寺壁。后荥阳公登大用，因国忌行香，见之悯然动容。暮归宅，已除赵崇知举，即召之，谓曰：“某顷主文衡，以温宪庭筠之子，深怒嫉之。今日见一绝，令人恻然，幸勿遗也。”于是成名。诗曰：“十口沟隍待一身，半年千里绝音尘。鬓毛如雪心如死，犹作长安下第人。”
“十哲”中人的处境都很凄楚。他们在仕途上没有什么背景可言，更无依托中贵的任何记叙，因此辛文房在转述之时凭空按上“芳林”一词，把这一批人也称为“芳林十哲”，与事实不符。
辛文房在转述之时还删去了剧燕、吴罕二人。这两个人的诗作确很罕见，历史亦不详，《唐摭言》卷十《海叙不遇》叙剧燕曰：“剧燕，蒲坂人也。工为雅正诗。王重荣镇河中，燕投赠王曰：‘只向国门安四海，不离乡井拜三公。’重荣甚礼重。为人多纵，凌轹诸从事，竟为正平之祸。”看来“十哲”中人都有一些疏狂之气，所以人们合而称之的吧。剧、吴二人，时人将之纳入“十哲”之中，也是有其原因的。辛文房径加刊落，不见得有什么根据。
又辛文房在《唐才子传》卷十《张乔》中说：“当时东南多才子，为许棠、喻坦之、剧燕、吴罕、任涛、周繇、张蠙、郑谷、李栖远，与乔亦称‘十哲’。”这里却是删去了李昌符、温宪二人，保留了剧燕、吴罕二人。“十哲”之“十”虽有了着落，但其根据仍是不足的。
“十哲”一名，根据王定保的记叙，是在长安时期举子中间传播开来的。国人向来重视地域出身，当时有以地区性的称呼来概括文人集团的作风，如“吴中四子”等。徐松《登科记考》卷二十三咸通十二年进士四十人中列入许棠，举《永乐大典》引《池州府志》曰：“张乔，字伯迁。时李频以参军主试，乔及许棠、张蠙、周繇皆华人，时号‘九华四俊’。”辛文房说“当时东南多才子”云云，或许由此引起的吧。但在这十个人中，剧燕为蒲坂人，张蠙为清河人，均非“东南才子”。因此辛文房的这一假设，仍属捕风捉影的臆测之词。
（原载《唐代文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10月）
周勋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