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发严滩作品原文
夜发严滩
巨舰只缘因利往，
扁舟亦是为名来。
往来有愧先生德，
特地通宵过钓台。
夜发严滩作品赏析
绍兴四年（1134）九月，金人与刘豫伪齐政权合兵南犯，临安百姓纷纷离城避难。李清照大病初愈不久，仓促雇舟从水路溯流而上。这首诗是这一年的十月李清照途经严滩时所作。其《打马图经序》对这段经历曾有过描述：“今年冬十月朔，闻淮上警报，江浙之人，自东走西，自南走北，居山林者谋入城市，居城市者谋入山林，旁午络绎，莫不失所。易安居士亦自临安溯流，涉严滩之险，抵金华，卜居陈氏第。”此时的李清照已经年逾五十，故乡的沦丧、丈夫的谢世、再婚的失败、流言的困扰以及南渡以来居无定所、漂泊流离的苦痛让她内心伤痕累累。然而，即便如此，李清照依然保持着她敏锐犀利的洞察力和傲岸正直的心性。在这首小诗中，李清照借咏史而讽世，完全突破了“出于小听狭慧，拘于气习之陋”（元杨维桢《曹氏雪斋弦歌集序》）的女性文学创作之局限。
严滩在浙江桐庐富春江边，相传东汉严子陵曾隐居垂钓于此。严子陵不为利禄所动，再三拒绝光武帝刘秀的邀请，是一个出处有据的高士。北宋范仲淹曾为之修钓台及祠堂，并作记云：“先生之德，山高水长。”（《严先生祠堂记》）然而，钓台所临之富春江却是当时一条重要的水路交通要道，官私商船，舳舻相望，与严子陵拒绝名利的高风亮节恰成鲜明对比。李清照诗因此有感而发。
诗的前两句化用自“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记·货殖列传》）的古谚。名利之心是人的本能欲望，非圣贤不能遏制，亦无可厚非。然而在外族侵凌、国土沦丧的大背景下，这种营营趋利的行为就显得尤为可耻。夜间的富春江仍然舟来楫往，繁忙异常，北方一路南下的铁蹄并没有让沉溺于一己私利的人们奋发警醒。前人有过钓台者诗云：“君为利名隐，我为利名来。羞见先生面，黄昏过钓台。”（郎瑛《七修类稿》卷三十）《夜发严滩》的后两句就由此而来，同时又融入了特殊的时代背景和诗人自我感悟。清照自靖康年间离开青州南下，战争的阴影一直如影随形地跟在自己身后。重回故乡，再享太平，是她最大的希望：“老矣谁能志千里，但愿相将过淮水”（《打马赋》）、“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抔土”（《上枢密韩公、工部尚书胡公》）。而蝇营狗苟的现实却让她心生悲凉和愤慨：国难当头，不要说少有挺身而出、为国赴难的志士仁人，就连像严子陵这样不为名利所诱的清高之辈也不多见了。但诗人却没有从正面对这些自私怯懦之辈进行批判，而是从自我出发，责备自己苟活于世，竟无颜面对严子陵的高德。客观地说，李清照作为一个女性，社会并没有给她为国效力的机会，她的自责是毫无理由的。但李清照素有“腾骧之志”，她曾热烈赞扬“木兰横戈好女子”（《打马赋》），希望能像古往今来的烈士一样志在千里。李清照的“有愧”至少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作为一个女性无法投身社会、报效国家的悲哀，其中深寓悲愤无奈之意；二是以此自责自愧之情，反衬出偏安者的寡廉鲜耻。从前者而言，诗人显示出难能可贵的自省意识和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担当；从后者而言，这一反衬手法的运用大大增加了这首诗的批判力度。今人黄墨谷以黄庭坚“孙吴之兵，棘端可以破镞”之语（《重辑李清照集·李清照评论》）高度评价这首诗，注重的正是这种批判性。
（王晓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