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新诗的创作发展向唐诗求取借鉴
闻先生是诗人，他早年在新诗坛有过重要的影响，因此他对新诗的创作发展是非常关心的。朱先生说他：“在历史里吟味诗，要从历史里创造‘诗的史’或‘史的诗’。”“他要创造的是崭新时代的‘诗的史’或‘史的诗’。”他自己很早就表示过要创造出这样一种理想的新诗：“它不要作纯粹的本地诗，但还要保存本地的色彩，它不要做纯粹的外洋诗，又尽量的吸取外洋诗的长处；它要做中西艺术结婚后的宁馨儿。”
唐诗既然是中国诗歌黄金时代的产物，它必然具有典型的地方色彩，为了将来的新诗还要保存本地的色彩，研究唐诗，向它吸取营养和创作借鉴，那是很自然的。中国当前的新诗，正处于拓荒创业阶段，一方面需要敢于破旧，一方面又要勇于创新。因此，先生研究唐诗对于初唐诗和在唐诗发展过程中开辟出新路的诗人，论述特别用力。在发表仅有的五篇论文中，初唐诗就占了四篇（孟浩然属于初盛之间的诗人）。讲课时，对陈子昂和孟郊等人尤为推重。论文中他对那“是唐诗开创期中负起了时代使命的四位作家”（“四杰”），作了不少精辟的分析。他指出他们是对初唐类书诗和宫体诗作战的同一阵营的战友，各自在不同方面向旧营垒勇敢进击，并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他们的成就和任务却有所不同。
闻先生分析说：“论内在价值，当然王杨比卢骆高（按指王杨以“完全成熟了的五律”完成了“唐诗最主要的形式”），而我们不要忘记卢骆曾用以毒攻毒的手段，凭他们那新式宫体诗，一举摧毁了旧式的‘江左余风’的宫体诗，因而给歌行芟除了芜秽，开出一条坦途来。若没有卢骆，哪会有《长恨歌》《琵琶行》《连昌宫词》和《秦妇吟》，甚至于李、杜、高、岑呢？看来，在文学史上，卢骆的功绩并不亚于王杨，后者是建设，前者是破坏，他们各有各的使命。负破坏使命的，本身就得牺牲，所以失败就是他们的成功。人们都以成败论事，我却愿向失败的英雄们寄予点同情。”他向失败的英雄们寄予同情，不正是对新诗的创作者提出要敢于破旧的暗示吗？讲到唐诗开创新局面的时候，在前期他把孟浩然、陈子昂、张若虚三位诗人看成是盛唐初期“诗坛的清道者”，否定了王船山贬抑子昂诗“似诵狱词，五古自此而亡”的偏激之论，说“我却认为他这种非古又非诗的古诗作风，正是他独到而难得的创造”。
在后期他特别赞赏孟郊，把孟郊地位放在白居易之上，因为“白居易仅喊喊口号而已，除《新乐府》之外，其他作品跟人生关系也不多，他的成就是‘感伤诗’（如《长恨歌》《琵琶行》等）和‘闲适诗’，而不是社会诗。只有孟郊是始终走着文学与人生合一的大路”。“他能结合自己生活实践继承杜甫的写实精神，为写实诗歌继续向前发展开出一条新路”。所以他的诗“是那么紧紧扣人心弦，即使让人读了感到不快，但谁也不能否认他展开的是一个充满不平又是活生生地有血有肉的真实世界，使读者想到自己该怎么办”。如果把这些褒美陈子昂和孟郊的话，对照先生后来所倡导新诗创新的议论，意向就很鲜明了。他说：“请放心，历史上常常有人把诗写得不像诗，如阮籍、陈子昂、孟郊……而转眼间便是最真实的诗了。”
先生借鉴唐诗，鼓励后进诗人要勇于创新的恳挚用心，同我们今天所说“古为今用”的精神是多么难得的巧合！
闻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