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文化传统揭示唐诗的民族特色
朱先生过去在一篇文章里，曾称闻先生是抗战以前“唯一有意大声歌咏爱国的诗人”。闻先生自己在论文或讲课中也提出过新诗要“保存它的地方色彩”和“中国诗是世界文学的最高造诣”等看法，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热情。这种热情也贯串在整个唐诗研究中，那就是立足于祖国优质的文化传统来揭示唐诗的民族特色。它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以诗表现人格。他说：“西洋人不大计较诗人的人格，如果他有诗，对诗有大贡献，反足以掩护作者的疵病，使他获得社会的原谅。他们又有职业作家，认为一篇文学创作可与科学发明相等。”可是在中国，“自从先秦士大夫发表了他们修养超人境界的议论以后，在我国人思想中便逐渐形成了理想完美人格的概念与标准，并且认为只要照着圣贤所指示的理想去做人，即令无诗，也算有诗了”。“自魏晋开始，就有人以人格来造诗境，要求谈吐必合于诗，然后以人格渗透笔底，如王右军的字即足以表现其为人，他的人格存在于他的字迹中……魏晋人只做到把人格表现在字中，至于把它体现在复杂的诗中则不十分成功。陶渊明在这方面的成就算是突出的，但又超出时代风气太远，不能引起当代人的重视和发生广泛影响。六朝人忽视人格之美，世风因以堕落，直到唐初，诗的艺术很少进步。盛唐时代社会环境变了，人们复活了追求人格美的风气，于是这时期诗人的作品都能活现其人格。他们的人格是否赶得上魏晋人那样美固然难说，但以诗表现人格的作风却比魏晋人进步得多。”
（二）以诗作为娱情遣兴的工具。他发现盛唐、中唐诗的某些流派作家，“这些人都是在人心境中和闲暇时写诗，读了可使人精神清新舒畅，起到调理性情、静赏自然的功效。这也是中国对诗的传统看法。因此，在中国便没有作诗的职业专家。就整个文化来说，诗人对诗的贡献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使人精神有所寄托。人们认为大诗人是向大自然求真理，以出汗的态度、积极的精神写诗，而一般诗人则是享受自然，随意欣赏，写成诗句，娱己娱人”。代表这一特点的是“为中国诗定下了地道的中国诗的传统”的诗人王维，并说“他的长处短处都在这里”。很显然，先生赞赏的是以诗表现人格这一特色。不信，试看他怎样评价王维、李白、杜甫三大诗人便可了然。
他说：“王、李、杜三位诗人的人格和诗境，都可以从他们在安史之乱考验中的表现作为判定高下的标准。”他用三个有趣的形象比喻三位诗人在大乱中的表现：杜甫像丧家到处找娘的流浪儿；李白像不受拘管、任性闯荡的野孩子；王维像被迫受辱、隐忍苟活“息夫人”式的弱女子。然后结论说：“杜甫一生的思想，是存在于儒家所提出的对社会的义务关系之中，这关系是安定社会的因素。太白却不承认这种义务关系，尽量发展个性，像不受管束的野孩子一样。王维则取中和态度，他的生活态度是不知道生活而享受生活，他的生活态度极其自然，只求在平淡闲适生活中度此一生。这是庄子的一个方面。”先生这样敬爱富于社会意识的政治诗人杜甫，是对唐诗特色的礼赞，是对民族文化传统的尊重与自豪，也表现了先生自己的出于高昂爱国激情的文学观点。
闻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