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唐朝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六代的“落红”到唐初已化作一团污秽的“春泥”，但更灿烂的第二度春“花”——盛唐，也快出现了。
江左余风、徐陵——王绩，庙堂与宫禁，《玉台后集》，类书与诗。
庾信——四杰。
盛唐前夕 杜、沈、宋，陈子昂，张说、张九龄，《丹阳集》。
诗化的人格与选举制度的会合——以诗取士。
社会力量变成政治力量，造成唐诗之发达：好诗多在唐，诗之内容与形式至唐至备，宋诗亦备于唐（自古诗只两种：唐、宋）。
进士：唐代文化即进士文化。（政治与文学）
诗的教育，教育即学诗。（宗教、癖狂）
诗才的最大限度之发展。
全面生活的诗化（诗的生活化，生活的诗化）。几乎凡用文字处与夫不须文字处皆用诗：生活的记录——日记，生活的装潢——应酬——社交，生活的消遣——游戏——联句、集句、回文、诗钟、诗令、赌博＝律诗。
中国批评多论技巧，不及思想，与西方观念大异：
西——心灵秘密、思想、内容、性情、严肃、感情的激荡与冲突、戏剧。
中——门面套头、言语、形式、才华、闲雅、感情的排除与解脱（移情、忘情）、音乐。
中西出发点之异：
西——文化事业一部门、教世、改造社会、入世、积极。
中——业余的消闲（最重隐逸）、遗世（终南捷径）、调和社会、出世、以消极为积极。
西方基本态度近儒家。
中国，儒家之反。
反极又趋于正。阮籍、陈子昂道家而严肃，元结《箧中集》。
杜甫复归于儒。诗的儒化。
闻一多解读王绩
靠近汾水入河处，约当今山西河津县南三十里，在隋时，有个地方名万春乡，在乡中的甘泽里里，住着一家姓王的望族。王隆在开皇初，曾以国子博士待诏云龙门，留在京师多年，未被录用。后来补过几次县令的缺，感着没有意思，便在最后一任铜川县满秩后，还乡归隐了。隋末大儒文中子王通，和隐逸诗人东皋子王绩，是这位王府君的七个儿子中最著名的两个。
王绩，《唐才子传》列第一，不列魏徵。
无大影响。
中唐始著——韩愈、刘禹锡、卢仝、刘义。
因态度与时人大异：
华贵（雅）。疏野（俗）。
论作风与初唐格格不入，志尚亦不愿归唐。但与隋亦不合。
然重要作品隋亡以后所作。
唐初五十年，实质上乃江左余风，与唐无涉。在此中，王绩不但不属唐，且不属隋。
从高祖受禅（六一八）到武后初决政事（六六四），将近五十年间，在文学史上可说还没有唐朝。象虞世南、李百药、许敬宗、杨师道、陈子良、崔信明……这类名字，在文学史上究竟该划归陈、隋，还是唐，都是问题。历来就政治观点，因这些人都归唐了，便算作唐人，倒是一个解决的方法。但是王绩则不然。虽迫于生活，做过几次唐朝的小官。但心里却始终怀着反唐的情绪。唐史把他列入“隐逸传”，是对的。《唐才子传》请他坐全唐诗人的首席，尊崇了诗人，却冤枉了遗老。政治节操是我们国人一向重视的。即便在今天，而且是在谈文学史，这点政治道德的传统观念还是不应该抹杀的。总之，我们为了习惯的关系，讲唐代文学更仍然不能不讲王绩。但我们要声明，这回在唐代文学史中讲王绩，是用一种追述唐前大势的态度来讲他。换言之，在形式上我们把他算作了一个唐人，在精神上却没有如此。正如他自己虽不愿为唐代的臣民，而实际在李家日月中活了二十几年，并且还喝了他们门下省和太乐署的不少官酒。
闻一多解读韩愈
苏轼《潮州修韩文公庙记》曰：“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历唐贞观、开元之盛，辅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独韩文公，……文起八代之衰。”依他的意见，自东汉以后，魏、晋、宋、齐、梁、陈、隋皆是中国文学史上的衰颓时期。
清阮元力反其说。其《揅经室》三集《文言说》《书文选叙后》等篇推尊八代，至谓韩、苏诸家奇偶相生之体，乃经也、史也、子也，不能目之为文。
甚至有人说：“八代之文衰于韩愈。”
这两种极端的意见，谁是谁非，我们先不必管。从东汉至隋，这八代文学自成一段落，至韩氏而大变，这却是事实。
实则八代尚装饰，以后尚表现，二者皆必然经过的阶段。阮氏之说，亦时世使然。
[1]. 本文属提纲性质，据北京图书馆藏作者手稿照相复印件收入。参见《闻一多西南联大授课录》“第三编”，北京出版社2014年版。
[2].原稿另有关于“王绩”“韩愈”“李白”三人的几段文字，“李白”此删，“王绩”“韩愈”则见第119-120页。
闻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