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的文字较为古雅，作品长度一般也超过绝句的篇幅。因此，今天一般大众对《楚辞》的爱好似乎不及唐诗、宋词，遑论将其作为孩子的启蒙读物。然而，《楚辞》和唐诗、宋词一样，具有高度的文学性，能使当代读者滋生永恒不变的审美愉悦。如“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体现了对理想之追求的执着；“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晕染出淡雅素净的秋色影像；“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深得男女恋情三昧；“美人既醉，朱颜酡些。娭光眇视，目曾波些”如工笔画出的仕女图，如是这般令人目不暇给。
其次，《楚辞》文本涉及的面向更是跨学科的。举例而言，《天问》所记载殷商的重要先祖王恒，完全不见于《竹书纪年》、《史记》等书记载，却能与出土的甲骨文相印证。又如《湘君》、《湘夫人》二篇，可以让我们了解虞舜二妃传说在荆楚大地的演变情况。复如《招魂》以传统宗教仪轨的形式注入新的内容，体现出作者对怀王客死异乡的痛悼和国家前途的忧思……可以说，无论在历史、哲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民俗学、宗教学、神话学乃至自然科学的范畴，《楚辞》都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信息。
屈原的人格与思想至今仍具有典范意义。如抗战正酣之际，郭沫若创作历史剧《屈原》，讲述屈原一生的故事，借古讽今，激励全民的抗日意志。又如一九七二年，香港著名演员鲍方针对大陆市场自编自导自演电影《屈原》，大受欢迎，不仅为大陆上荒芜已久的影业注入了新的生机，更将以《楚辞》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重新向内地观众引介（至今大陆上不少屈原的雕像、画像皆以鲍方的形象为蓝本，可见其影响）。屈原忠君爱国的思想，一向为人津津乐道。诚如净空法师所论：“‘君臣有义’，君是领导者，臣是被领导者，君臣之道也是自然的，君仁臣忠也是德。现在的社会，‘君’不一定指帝王，是指老板跟员工、长官跟部属的关系，老板、长官是君，员工、部属是臣。君仁，就是领导者对被领导者要慈爱；臣忠，就是被领导者对领导者要忠诚。现代社会君臣关系虽有，但精神已丧失了。”而屈原的忠君思想，自然可以给我们一番启示。东汉班固曾站在儒家的立场批评屈原“显暴君恶”，即是说屈原因为自己的仕途不遇而揭露君主的短处，不合乎温柔敦厚之旨。实际上，班固的批评正好说明，屈原的忠君并非愚忠。所谓“怨灵修之浩荡”、“惜壅君之不识”，足见他对楚王忠之深而责之切，视“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式的自怨自艾何啻霄壤！而另一方面，面对令尹子兰、上官大夫靳尚等谗佞的迫害，他没有分毫的妥协。在那没有法律保护、也没有合理途径来表达政见、抵制误国之徒的时代，他选择以死进谏。司马迁说：“死有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屈原重于泰山的死，对于当今的社会风气，不论委曲求全或动辄轻生，未尝没有拨乱反正的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