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是一个学术思想空前自由发达的时代，诸子百家，竞起争鸣。屈原生活于战国晚期，年代稍晚于孟子、庄子，而比荀子、韩非子稍早。屈原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对于北方诸夏文化的经典非常熟悉，并把其内容融入自己的诗篇。如《离骚》“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与《尚书》“皇天无亲，唯德是辅”；《九歌·东君》“援北斗兮酌桂浆”与《诗经·小雅·大东》“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天问》“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四方”，与《诗经·商颂·玄鸟》“禹敷下土方”，内容文字都两两相近。非仅如此，从屈原的作品可以看出，他对各家学说都有深入的了解。儒家主张的仁义之道，屈原非常推崇：
重仁袭义兮，谨厚以为丰。（《怀沙》）
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这种思想在屈原的作品中也得到了继承：
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离骚》）
汤禹俨而祇敬兮，周论道而莫差。（《离骚》）
除儒家的先王外，法家所取法的齐桓公、秦穆公等霸主，屈原也表示尊尚：
闻百里之为虏兮，伊尹烹于庖厨。吕望屠于朝歌兮，宁戚歌而饭牛。不逢汤武与桓缪兮，世孰云而知之！（《惜往日》）
他在早年助怀王变法，可谓继轨吴起的法治观念：
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娭。（《惜往日》）
在流离愤懑的放逐之际，屈原的思想一度倾向于道家，希望能够抛开俗世，超然高举：
悲时俗之迫阨兮，愿轻举而远游。质菲薄而无因兮，焉托乘而上浮？（《远游》）
综而观之，屈原对诸子的思想，无疑是有足够的认知、理解和接纳，但与各家的主张也有不合的地方。比如说，儒家推崇的周公、孔子，屈原作品中从未提及，这与儒家经典如《孟子》、《荀子》等颇为不同。而屈原被流放的事实，也证明他不像商鞅、吴起等法家中人拥有高明的干君之术。至于《渔父》一篇，更说明屈原的思想与道家有不可调和的矛盾。詹安泰说得好：“一个人的思想，并不是孤立绝缘的，在某一个时代里，各种意识形态都是该时代的社会存在的反映。因之，各种思想都可能起相互关联的作用。”各家的思想学说，对于屈原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影响。然而屈原毕竟是诗人，而非思想家。要勉强把他划入某一学派，以求概括他的思想，实不相宜。
屈原的巨制《离骚》中，最后两句是这样的：
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据王逸《楚辞章句》，彭咸是殷代的贤大夫，因谏君不听，投水而死。屈原意欲取法彭咸，并非仅因一己之不遇，而是感到“美政”不能在楚国实现，理想破灭之故。何谓“美政”？王逸的解释是“行美德，施善政”。“美德”、“善政”的内容，一言以蔽之，就是圣君贤臣之治。
儒家主张“君为臣纲”，认为一位国君的道德操守应该是臣下效法的榜样。国君只有学习尧、舜、文、武这样的有德先王，施政才会有成效。屈原继承了儒家这种思想，他的作品对于先王的称扬，重点就在于他们的德行：
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离骚》）
汤禹俨而只敬兮，周论道而莫差。（《离骚》）
王逸说：“耿，光也。介，大也。”又云：“殷汤、夏禹、周之文王，受命之君，皆畏天敬贤。论议道德，无有过差，故能获夫神人之助，子孙蒙其福佑也。”光明正大、畏天敬贤，就是屈原对国君的最高要求。相反，对于古代的暴君，屈原则毫不留情地加以贬责：
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而图后兮，五子用失夫家巷。羿淫游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乱流其鲜终兮，浞又贪夫厥家……夏桀之常违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不长。（《离骚》）
夏启自纵、后羿淫游、寒浞阴狠、夏桀违道、商纣诛杀忠臣，他们的作为不仅导致家国的破亡，更落得千秋恶名。这些沉重的历史教训，屈原也念兹在兹。
屈原推崇的古代君主除了儒家宪章祖述的圣王外，还有齐桓公、秦穆公等法家尊尚的霸主。然而整体而言，屈原政治抱负的基础还是建立在儒家思想上。举例来说，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来，禅让制度大概真的在上古时代存在过，而尧舜禹的传说却无疑经过儒家的美化、理想化。相反，战国后期，由于法家思想的盛行，人们逐渐怀疑尧舜禅让的真实性。如《庄子·盗跖》云：“尧不慈，舜不孝。”《竹书纪年》则谓尧晚年德衰而为舜幽囚，舜晚年又被禹流放至南方。对于这些意见，屈原持反对的态度：
尧舜之抗行兮，瞭杳杳而薄天。众谗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伪名。（《哀郢》）
在屈原心目中，尧、舜圣贤之名是不容玷污的。换言之，法家权谋是因时制宜、作为儒家德政之补充的一种举措。
春秋以来，随权臣执政（如晋六卿、齐田氏等）、诸侯兼并，贵族的地位日益下降。没落贵族将王官的知识带入民间，而平民因有机会学习知识而得以晋身士大夫阶层。战国以后，北方魏文侯、秦孝公、齐威王、燕昭王、赵武灵王等先后变法成功，称雄一方。南方的楚国虽早在楚悼王时就任用吴起变法，但却功亏一篑。究其原因，依然在于楚国独有的文化传统。很早开始，楚国的军政大权就由包括昭、屈、景三族在内的贵族宗室所把持。虽然也有平民登上楚国的政治舞台（如孙叔敖以布衣而为令尹），但为数极少。吴起的变法削减了贵族的利益，自然引起强烈的反对。屈原虽身为贵族，却欲踵武吴起，继续变法。而变法初期是颇有成效的（参前引《惜往日》“奉先功以照下兮”章）。从屈原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知道他固然推重箕子、比干、伯夷、周公、伍子胥这些贵族中的贤能之士，但他更强调要不拘一格地任用人才：
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宁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离骚》）
屈原看重傅说、吕望、宁戚这些平民贤才，无疑就是希望在楚国建设北方那种“处士横议”的政治生态。进而言之，对于一些大醇小疵之人，屈原也认为要因其才而致其用：
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杂申椒与菌桂兮，岂惟纫夫蕙茝？（《离骚》）
正如明人钱澄之解曰：“椒桂性芳而烈，比亢直之士，非如蕙茝，一味芳馥可亲。杂字着眼，惟杂而后可以得纯粹也。”无论亢直还是芳馥可亲的贤士，屈原对于他们的基本要求乃是一个“忠”字。在他的作品中，“忠贞”、“忠诚”、“忠信”等词语每每可见，而屈原自己就是一个忠臣的典范。总而观之，屈原的贤臣观念与楚国传统贵族相去何啻霄壤。而上官大夫要夺取屈原的改革宪令文稿，不但出于个人的忌妒，更是为了保障传统贵族的既得利益。
西周建国后，随神权思想的消退，以周公为首的政治家们都反复强调民本思想。如《尚书》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左传》曰：“夫民，神之主也。”在屈原的“美政”理想中，君德臣忠固然重要，而其终极目的乃是在于民生。这在他的作品中有很清晰的表述：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离骚》）
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离骚》）
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离骚》）
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抽思》）
在屈原看来，为人君、为人臣者，只要能令人民安居乐业，就能成其圣、成其贤。
当然我们也必须指出，屈原的政治抱负虽然远大，但他政治生命的终结与其本人的性格也有莫大的关系。上官大夫之所以能轻易令怀王疏远屈原，除了贵族势力影响、怀王昏庸等因素外，也由于慷慨激昂、抗直不阿的屈原缺乏政治人物应有的周旋能力。因此，屈原的悲剧不在于其个人之浮沉起落，而在于他本身的性格和理想与实际的政治、社会环境之间存在着难以协调的矛盾。
屈原留下的作品有多少？《史记·屈原列传》提到《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怀沙》五篇。班固《汉书·艺文志·诗赋略》的著录是“二十五篇”，但却未有详言这二十五篇的篇目。王逸《楚辞章句》认为《离骚》、《九歌》十一篇、《天问》、《九章》九篇、《远游》、《卜居》、《渔父》皆是屈原所作，《招魂》为宋玉所作，《大招》则谓：“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宋代朱熹亦以《招魂》为宋玉所作，又将《大招》的著作权归于景差，恰成二十五篇之数。自此以后，明清两代对于屈原作品篇目的认知，每有争议。如周用认为《九歌》中的《湘君》与《湘夫人》、《大司命》与《少司命》各自应合成一篇，而焦竑认为《九辩》为屈原所作，陈深、黄文焕、林云铭认为二“招”皆为屈原作品。到了近代，则有人怀疑《九章》中《橘颂》、《惜往日》、《悲回风》等作品乃后人伪造。不过，当今学术界一般认为是屈原手笔的作品包括：《离骚》、《九歌》、《天问》、《九章》、《招魂》、《大招》。至于《远游》、《卜居》、《渔父》三篇是否屈原所作，则争议较大。
班固《汉书·地理志》说：“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而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而同书《艺文志·诗赋略》著录“屈原赋之属”二十家三百六十一篇、“陆贾赋之属”二十一家二百七十四篇，“孙卿赋之属”二十五家一百三十六篇，“杂赋之属”十二家二百三十三篇。由于汉人辞、赋名称混用，这些篇章中有不少是楚辞作品，可惜今日大都亡佚了。根据王逸《楚辞章句》及朱熹《楚辞集注》所收录的篇章看来，今日仍有作品流传的楚辞作家除了屈原之外，尚有宋玉、景差、贾谊、庄忌、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王逸九位。所选作品的作者除屈原外，仅涉及宋玉、景差、贾谊、淮南小山四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