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学者认为《诗经》是《楚辞》的直系祖先，如东汉王逸就提出屈原是“独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宋代朱熹也将《楚辞》称为“变风变雅之末流”。现、当代的学者大多肯定《诗经》与《楚辞》之间的传承关系，但也认为楚辞体的来源具有多元性，如楚歌（即楚地民歌）就是直接源头之一。《吕氏春秋·音初》记载：
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
“兮”、“猗”二字皆从“丂”得声，古代大约念成“呵”音。这首短短四字的《候人歌》中，感叹词竟占去了一半的篇幅，把涂山氏等待丈夫归来的那种焦灼、烦乱而又带期盼的心境表露无遗。在《吕氏春秋》的作者看来，南方歌谣（南音）最显著的特色，就在于抒情、感叹，这种特色在《诗经》的《周南》、《召南》里多有继承。如《周南·汉广》：
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泳矣，不可方思。
《汉广》篇用“思”不用“兮”，而其内容描述的江汉一带，正在楚国境内。此篇纵然未必是楚人所作，但嗟叹的声韵、幽婉的情调，却很接近楚辞的特色。二“南”以外的诗歌，也时时可见带有“兮”字的句式。如《郑风·野有蔓草》的第一章，就与《楚辞》中《橘颂》的句式几乎一样：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
至于句式不尽相同而一样运用“兮”字的，为数更多，兹不赘。
从现有的数据看来，楚康王时代（前五五九至前五二九）已有比较成熟的楚歌产生了。西汉刘向《说苑·善说》记载，楚康王的弟子皙受封为鄂君，泛舟于新波之中。掌橹的越女以越语（南方少数民族的语言）唱了一首歌曲。鄂君请人翻译成楚语，其文如下：
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顽而不绝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君兮君不知。
这首《越人歌》是中国历史上可考的第一首译诗，产生时代较屈原早了二百多年。“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君兮君不知”二句，以山木起兴，带出不为鄂君所知的忧愁。其结构与情调，与《九歌·湘夫人》“沅有茝兮醴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二句非常相似，二诗被誉为“同一婉至”。由于《越人歌》原文的汉字记音尚保留于《说苑》，引发后代许多学者重新译解其越语原文。汉字记音的最后五字“渗惿随河湖”被解读为“隐藏心里在不断思恋”，对应“山有木”两句；然尚嫌质朴，并无楚译本的比兴之义。可见《越人歌》在转译的过程中，必然经过了文学加工。而这位楚译者的造诣，也展现了当时楚国的文学水平。
游国恩指出，楚辞所以独立于《诗经》之外而成为一种新文体，全在它运用所谓“骚体”的形式。这个形式就是它在句尾或句中一律用一个助词——“兮”字。由于楚辞的风格以抒情为主，在句式上富于感叹，是很自然的。据明代张之象《楚范》的统计，《楚辞》中有“兮”的句式共三十六种，从“一兮一”式（坱兮轧）、“一兮二”式（眴兮杳杳）、“二兮二”（吉日兮辰良）到“九兮六”式（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长颔亦何伤），应有尽有。此外，《招魂》的“些”、《大招》的“只”，在篇中的功用也与“兮”字近似。若论屈原作品中带“兮”的典型句式，粗略而言盖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九歌型”，如《东皇太一》：
吉日兮辰良，穆将愉兮上皇。
以及《国殇》：
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
“九歌型”的句式中，“兮”字一般居于句子的中间，形式多为“二兮二”、“三兮二”以及“三兮三”型。这种句式主要见于《九歌》诸篇，亦偶见于《九章》。
第二种是“离骚型”。若以两句为一个单位，“兮”字一般出现在第一句的末尾。如：
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长颔亦何伤。
这种句式主要见于《离骚》、《九章》（《橘颂》除外）、《远游》、《招魂》小引、《九辩》等篇章。很明显，“离骚型”是由“九歌型”发展而来的，故张之象《楚范》仍以“离骚型”的两句为一句。此外，还有一种句型略短的变体，如《渔父》中的《沧浪歌》：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
以及《招魂》乱词：
献岁发春兮，汩吾南征。
只是这种句式更接近四言体，似乎恰是第三种“橘颂型”的倒置形式。《橘颂》云：
后皇嘉树，橘来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
除《橘颂》外，在《九章》的乱词中也常常看到这种句式，如《怀沙》乱词云：
长濑湍流，泝江潭兮。狂顾南行，聊以娱心兮。
二《招》的招辞部分虽然不用“兮”字，但形式也非常相近。如《招魂》：
魂兮归来！入修门些。工祝招君，背行先些。
又如《大招》：
青春受谢，白日昭只。春气奋发，万物遽只。
这种句式与《诗经·郑风·野有蔓草》第一章几乎完全相同，可见《诗经》与《楚辞》之间的联系。至于《楚辞》的其他作品，如《天问》以四言为主，《卜居》每句用“乎”字，《渔父》的散文性颇强。这些篇章的句式虽然不是典型，但却可以让我们看到《楚辞》在体式和内容上的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