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就是楚人创作的诗歌。这种体裁盛行于战国时代的楚国，相对于《诗经》较晚。楚国君臣多娴于辞令，他们对诗歌亦非常注重修辞技巧。因此，这种修辞华美的楚国诗歌就被称为“辞”或“楚辞”。楚辞的代表作家有屈原、宋玉等，有时候楚辞甚至专指屈原的作品。作为文体的名称，楚辞最早见于《史记·酷吏列传》：
始长史朱买臣，会稽人也，读《春秋》。庄助使人言买臣，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侍中，为太中大夫。
朱买臣、庄助皆西汉武帝时人。到了成帝即位，刘向奉旨校书，汇集屈原、宋玉、贾谊、东方朔等人的作品，编为十六卷，名曰《楚辞》。自此以后，楚辞成了专书之名。东汉后期，王逸根据刘向的本子著成《楚辞章句》，是现存最早的《楚辞》注本，对后世影响深远。
楚辞作品独有的地方特色，一直为人们所注意，其中最显著的，莫过于诵读的方法。《汉书·艺文志》云：“不歌而诵谓之赋。”所谓赋乃合骚体而言之。骚、赋共同的诵读方法，就是纯粹的朗读，不必配上音乐旋律来唱诵。而楚辞诵读的声调也富于特色，西汉被公、朱买臣等皆是能以楚声来诵读楚辞者。除了声调外，楚辞还有不少其他特色，北宋末年学者黄伯思便做过一番归纳：
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若“些”、“只”、“羌”、“谇”，“蹇”、“纷”、“侘傺”者，楚语也。悲壮顿挫，或韵或否者，楚声也。沅、湘、江、澧、修门、夏首者，楚地也。兰、荃、药、蕙、若、芷、蘅者，楚物也。
黄氏之言可分为形式和内容两方面。他认为，楚辞作品在形式方面采用了楚地方言词汇（楚语）和音韵（楚声），内容方面记录了楚地的地理环境（楚地）和土特产（楚物）。黄伯思的说法虽然不错，但尚可斟酌补充。先秦时代的楚声早已不传，如何根据楚辞文本来感受楚声的悲壮顿挫？更何况楚语、楚地、楚物，并不一定只在楚辞作品中才会出现。比如说楚辞的“兮”字，每在《诗经》和赋中出现。而赋的句式，有不少也十分接近楚辞。因此，楚辞必然还有一些判然不同于其他文体的特色。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楚国的文化背景。楚文化与北方的诸夏文化颇有差异，楚人信巫觋、重淫祠，虽君主亦不例外。据桓谭《新论·言体论》的记载：
昔楚灵王骄逸，轻下简贤，务鬼神，信巫祝之道，斋戒洁鲜，已祀上帝、礼群神，躬执羽绂起舞坛前。吴人来攻，其国人告急，而灵王鼓舞自若，顾应之曰：“寡人方祭上帝，乐明神，当蒙福佑焉，不敢赴救。”
吴军压境的关头，楚灵王却仍在“鼓舞自若”地祭神。尽管灵王的祭祀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但历代楚王对于鬼神之事的兴趣却丝毫没有减退。《汉书·郊祀志》指出，屈原时代的楚怀王同样采用过这种方式，冀图退却秦军：
楚怀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获福助，却秦师，而兵挫地削，身辱国危。
所谓上有好而下必甚焉，楚国巫风之盛，可想而知。而重想象、重抒情、斑斓陆离、恢诡奇绝、充满神话色彩的楚辞作品，就是这种文化风俗影响下的产物。《离骚》、《九歌》、《天问》、《招魂》等篇章中关于宗教活动的记载，往往可见。
其次，楚辞的代表作家──屈原，对于楚辞风格的塑造，也是一个关键。屈原忠君爱国，却遭谗害而被疏远、放逐，眼见君昏国危、民生困苦，屈原于是创作了《离骚》等一系列的作品来讽谏君王，一篇之中，再三致意。明代吴讷《文章辨体》说：
采摭事物、摛华布体谓之赋……幽忧愤悱、寓之比兴谓之骚；伤感事物、托于文章谓之辞。
吴讷虽然将辞、骚并列，但“伤感事物”是概言辞体，“幽忧愤悱”是专论屈作，因此将屈原的《离骚》等作品归在辞这一类，毋庸置疑。整体而言，吴讷认为辞这种文体表达的心情大多是哀怨的。进而言之，楚辞（以及其所渊源的楚歌）所表达的哀怨心情往往是一种无可奈何感，如《九歌·大司命》云：“愁人兮奈何？愿若今兮无亏。”项羽《垓下歌》：“骓不逝兮可奈何？”刘邦《鸿鹄歌》：“横绝四海，又可奈何？”还有《越人歌》的无奈是不为鄂君所知，《离骚》的无奈是怀王不能任贤，《大风歌》的无奈是猛士难求……这种无可奈何之感，是人类面对不如人意的世事却又无能为力时所滋生的悲剧情愫。
《史记·屈原列传》曰：
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
司马迁在此处透露出一个重要的信息：宋玉、唐勒、景差虽在辞令上祖述屈原，但他们的作品就文体而言已由辞发展为赋。唐勒、景差的作品今已十不存一。而从宋玉现有的作品来看，除了收入《楚辞》的《九辨》为辞体外，其余《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风赋》、《大言赋》、《小言赋》等皆是赋体，可见宋玉的创作兴趣逐渐从辞趋向于赋。吴讷指出赋的特色在于“采摭事物、摛华布体”，可见辞强调感伤的情调，赋偏重铺的手法。而明代胡应麟《诗薮》则说：
骚与赋句语无甚相远，体裁则大不同。骚复杂无伦，赋整蔚有序。骚以含蓄深婉为尚，赋以夸张宏巨为工。
这段文字显示，要辨别文体的异同，不能只注意句式，更要看章法和情调。试想屈原行吟泽畔时，心烦虑乱，情思恍惚。故发而为辞，文义或许层次繁复，但伤事感物、幽忧愤悱的情调则一以贯之。至于宋玉等人身为文学侍从，作品虽也带有讽谏的性质，但主要还是为了娱乐楚王。如《高唐赋》对楚地山川的铺叙、《神女赋》对神女意态的形容，皆脉络分明，以极尽描摹为能事，而章法、情调却与《离骚》大相径庭。赋是从辞发展而来的，在两汉蔚为大宗。由于楚辞哀怨的情调与西汉盛世的时代精神已有不符，故不得不演变为藻饰承平的赋。与赋以及后世其他文体相比，楚辞体过早的转化与衰落，回过头来又烙上屈原的印记。一种文体的塑造取决于单一作家，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极为罕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