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让论原文
豫让论
明·方孝孺
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则当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为名臣，死为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简策，斯为美也。苟遇知己，不能扶危于未乱之先，而乃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钓名沽誉，眩世炫俗，由君子观之，皆所不取也。
盖尝因而论之。豫让臣事智伯，及赵襄子杀智伯，让为之报仇，声名烈烈，虽愚夫愚妇，莫不知其为忠臣义士也。呜呼！让之死固忠矣，惜乎处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何也？观其漆身吞炭，谓其友曰：“凡吾所为者极难，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也。”谓非忠可乎？及观斩衣三跃，襄子责以不死于中行氏，而独死于智伯。让应曰：“中行氏以众人待我，我故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待我，我故以国士报之。”即此而论，让有余憾矣。
段规之事韩康，任章之事魏献，未闻以国士待之也，而规也、章也，力劝其主从智伯之请，与之地以骄其志，而速其亡也。郄疵之事智伯，亦未尝以国士待之也，而疵能察韩、魏之情以谏智伯，虽不用其言以至灭亡，而疵之智谋忠告，已无愧于心也。让既自谓智伯待以国士矣，国士，济国之士也。当伯请地无厌之日，纵欲荒暴之时，为让者，正宜陈力就列，谆谆然而告之日：“诸侯大夫，各安分地，无相侵夺，古之制也。今无故而取地于人，人不与，而吾之忿心必生；与之，则吾之骄心以起。忿必争，争必败；骄必傲，傲必亡。”谆切恳至，谏不从，再谏之；再谏不从，三谏之；三谏不从，移其伏剑之死，死于是日。伯虽顽冥不灵，感其至诚，庶几复悟。和韩、魏，释赵围，保全智宗，守其祭祀。若然，则让虽死犹生也，岂不胜于斩衣而死乎？让于此时，曾无一语开悟主心，视伯之危亡，犹越人视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观，坐待成败，国士之报，曾若是乎？智伯既死，而乃不胜血气之悻悻，甘自附于刺客之流，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虽然，以国士而论，豫让固不足以当矣。彼朝为仇敌，暮为君臣，靦然而自得者，又让之罪人也。噫！
豫让论赏析
豫让，春秋时晋人。那时实行封建制度，周天子把土地分封给诸侯，让他们为君为王，称之为“国”。国君再把他的土地分封给贵族，让他们为卿为大夫，称之为“家”。这个家不是宝盖头底下一窝猪，这个家有宫室，有冠盖，有兵马，还有一些奇才异能之人。
晋国本来有六卿，他们之间互相斗争，其中两家灭亡了，还有四家。后来势力比较小的三家联合起来，灭掉势力最大的那一家。在历史大舞台上这一连串戏码之后，豫让以一个刺客的身份上场，主演了一出奇情悲剧，《史记》有一章《刺客列传》，豫让名列第三。
六卿治国时，豫让在中行氏门下做事。范氏、中行氏灭亡，豫让为智氏所用。智氏的领导人智伯能力很强，他是晋国的“正卿”，势力最大。智伯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非常贪婪，贪婪使人丧失智慧，贪婪的人有了权势，他在夺取的时候很专横，所以他犯了致命的错误。他本想逐步并吞其余三家，反而被三家联手覆灭，智伯被杀，豫让矢志为故主复仇。他的行为，你说是壮烈也好，你说是悲惨也好，你说是大智大勇也好，你说是走火入魔也好，总之是古今罕见罕闻的一个异人，种种经过，下面随着《豫让论》文章的走势，随机作出说明。
豫让使我们容易了解信陵君救赵的那些人物。那些人物，包括侯生、如姬、朱亥，又使我们容易了解豫让。《豫让论》和《信陵君救赵论》可以互相做对方的注释。
《豫让论》的作者方孝孺，也是一位使你伤心惨目或者顶礼膜拜的人物，由他来写豫让，可以说是难得的搭配。
他是浙江宁波宁海人，宋濂的学生，从小聪明好学，六岁能做诗，每天读书一寸厚。他后来做了明惠帝（建文帝）的老师，惠帝非常信任他，有时请他代批臣下的奏章。惠帝削藩，方孝孺参与策划，燕王以“清君侧”为名造反，惠帝平乱，方孝孺参与军机。燕王上下团结一心，惠帝的军政首长不能认真执行朝廷的谋略，战争节节失利，燕王的军队包围南京，守军居然开门迎敌。
燕王棣攻陷南京，即帝位，历史上称为明成祖。“成功的政变不是政变”，朝中大臣纷纷拥护新主，方孝孺坚决不从。燕王得位，需要有名望的大臣草诏书，昭告天下，方孝孺拒绝，当面骂燕王是篡贼。成祖问他：你难道不怕灭九族吗？他说：即使灭十族我也不怕。这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一段对话。
成祖果然下令灭方孝孺的九族，再加上朋友和学生，凑足十族之数。史书上说，方孝孺一案，八百多人被杀，一千三百多人流放。这么多人一次杀不完，接连杀了好多天，行刑者把当天要处决的人带到大牢里去，让方孝孺看见他害死了这些人。刽子手当着方孝孺的面处决他的弟弟。
方孝孺始终不肯屈服，他受的是磔刑，割裂肢体而死，类似“五马分尸”，死时四十六岁。
方孝孺主张作文要“神会于心”。“神”这个字和“气”一样，很难解释。“神而明之，存乎真人”，好像是说作家的心智和艺术的奥妙再无隔阂。这样说对我们写作好像没什么帮助。方孝孺反对模仿别人，他也许教我们有神来之笔，现在许多人认为“神来”就是灵感，也许他教我们写作要培养灵感。
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则当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消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俾使身全而主安。生为名臣，死为上鬼，垂留下光百世，照耀简竹简策册，斯这才为美也。
这篇文章也是先提出中心主张，后以此主张检查评论的对象。
“士君子”，本来都是做大官的人，后来泛指上流社会在学问和道德方面具备一定水平的人。这样的人跟随某个大人物做事，一生有了奋斗的目标，既然认为领导人最了解我最重用我，就应当把智慧能力都用在他身上，如果他做错了，诚恳地告诉他，婉转地告诉他，消除将要发生的祸患，维护可能丧失的政绩，保全自己也安定政权。这样，你活着是受人称赞的臣子，死了是受人崇拜的灵魂，后世以你为荣，你的事迹是史书最精彩的部分，这才是理想的人生。
苟如果遇知己，不能扶危于未乱之先，而乃捐弃躯殒yǔn坠落，丧失命于既败之后；钓骗名沽买誉，眩迷惑世骇震惊俗，由君子观之，皆所不取也。
以上从正面说，现在由负面说，前立后破。
在这里，作者有个前提，所有的灾祸都有潜伏酝酿期。领导人既然是你的知己，你一定要使祸患在潜伏期消失，不可在灾祸发生无可挽回的时候，这才做出某种惊人的动作，突出自己的形象，提高知名度。
“钓名沽誉”，像钓鱼一样骗来名声，像买卖交易一样换取名声。以名誉为目的物，作出设计来得到目的物，方孝孺对这样的行为不能肯定，不能承认。
盖尝因而论之：豫让臣事智伯，及赵襄子杀智伯，让为之报仇。声名烈烈显赫，虽愚夫愚妇，莫不知其为忠臣义士也。呜呼！让之死固忠矣，惜乎处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
叙事简洁。论断悬疑。
赵襄子杀智伯，故事曲折。那时晋国有四家，智氏、赵氏、韩氏、魏氏。智氏最强，主宰国政。智伯贪婪，要赵、魏、韩三家都割一块土地献给晋王，作富国强兵之用，实际上这些土地由他支配，这样既可以削弱三家，又可壮大自己。韩氏、魏氏都照办了，赵襄子拒绝，于是智伯组织联军，要韩、魏一同出兵伐赵。
赵在今天的山西，中枢在今天的太原，那时叫晋阳。智伯联军包围晋阳，久攻不下，智伯引河水灌城，晋阳危急。赵襄子派谋士出城，暗中游说韩、魏，离间他们和智伯的关系。韩氏、魏氏也知道智伯的全盘计划，灭赵之后，一步步灭韩、灭魏，最后把晋王的位子夺到手，于是答应和赵襄子合作。韩、魏联军掘开堤坝，引水灌智伯的大营，赵襄子出城和韩、魏联手攻击。一夜之间，智伯全军覆没。
赵襄子最恨智伯，他不但杀死智伯，还把智伯的头骨做成酒器在宴会中使用。豫让立志为智伯报仇，他说出两句名言：“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他以赵襄子为复仇的对象。
何也？观其漆身吞炭，谓其友曰：“凡吾所为者极难，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也。”谓非忠可乎？
世人都说豫让是一个尽忠的人，方孝孺有异议。他先让一步，说豫让尽忠也有道理，使意见不同者看下去。
“漆身吞炭”：豫让刺赵襄子，前后两次。第一次在赵襄子家中，失风被捕，赵襄子没杀他，把他放了。他为了再度行刺，拿油漆漆在身上，生了严重的皮肤病，脸型变了。他吞炭破坏声带，嗓音变了。他化装成一个乞丐在外面游荡，连他的妻子也不知道这个人就是豫让。
有一天，他的一个老朋友把他认出来了。朋友说，你这是何苦呢？以你的聪明才智，投奔到赵氏门下做事，一定有机会接近赵襄子，那时候做你要做的事情，不是很方便吗？豫让说，我最恨吃里扒外，我最瞧不起“当面喊万岁，背后下毒手”的做派，我决不做那种人，我现在要树立一种典型，让那样的人知道惭愧。
你看，这样的人你还能说他不忠？
及观斩衣三跃，襄子责以不死于中行háng氏而独死于智伯。让应曰：“中行氏以众人待我，我故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待我，我故以国士报之。”即此而论，让有余憾矣！
豫让侦知赵襄子要从某一座桥上经过，躺在桥底下装死，伺机行刺。赵襄子骑马来到桥头，马忽然受惊不肯前进，赵襄子命令卫队搜索，发现豫让。赵襄子说，我这次不能再放你了。豫让说，你上次放我已是大仁大德，我哪敢希望有第二次。豫让提出一个请求，他说我行刺失败，死不瞑目，请你给我一件你穿的衣服，我死前朝这件衣服上刺三剑。赵襄子就把身上的衣服脱下一件，让卫士拿到豫让面前，豫让大叫一声，跳起来刺那件衣服一剑，连续三次，然后伏剑自杀。小说家言，豫让每刺一剑，赵襄子打一个寒战，事后检视那件衣服，剑刃穿刺的地方有血痕。
赵襄子和豫让对话的时候，曾经质问豫让：你也曾跟中行氏做事，中行氏灭亡，你为什么没替他报仇？你为什么一定要为智伯报仇？豫让说出另外两句名言，他说中行氏以众人待我，我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报之。
豫让和赵襄子在桥头这场对手戏是最高潮，确定了豫让忠义的形象。方孝孺重新诠释豫让的身段和台词，“破”了大家相沿已久的看法。譬如打仗，这是向敌方最坚强的主阵地进攻，攻进司令部，捉到主帅，其他部分就容易收拾了。
段规之事韩康，任章之事魏献，未闻以国士待之也；而规也章也，力劝其主从智伯之请，与之地以骄其志，而速其亡也。
晋国四家并立，韩康，魏献，智伯，赵襄子。
智伯先要韩康割一块土地给他，韩康本来不愿意，韩氏的家臣段规说，智伯向咱们要地，咱们给他，他再向别人要土地，别人不给他，他们之间的矛盾升高，冲突白热化，形势对咱们有利。韩康听从段规的劝告，后来证明他是正确的。我们并没有听说韩康以国士待段规啊！
智伯又向魏献索地，魏献本来也不愿意，魏氏的家臣任章说，咱们也答应他，让智伯更骄傲，诸侯必定对他更疏远，对我们更亲近，大家更团结，智伯更孤立，这是好现象。魏献听从他，后来证明他也是正确的。我们并没有听说魏献以国士待任章啊！
郄疵之事智伯，亦未尝以国士待之也；而疵能察韩、魏之情以谏智伯。虽不用其言以至灭亡，而疵之智谋忠告，已无愧于心也。
说到郄疵，这人更了不起，他是智伯的谋士，智伯组织联军攻打赵国，郄疵随军出征。智伯水灌晋阳，赵襄子的处境非常危险，郄疵对智伯说，韩、魏两军要叛变了。智伯问，你怎么知道？郄疵说，现在眼看大获全胜，韩康、魏献的表情反而很沉重，证明他们有二心。智伯不听，认为韩、魏不敢有别的想法。可是韩、魏真的和赵襄子联手了。智伯并没有以国士待郄疵啊！
段规、任章、郄疵才算是忠心耿耿，豫让比他们差远了。
郄疵的故事后半段也很精彩。他推断韩、魏反叛，智伯不信，反倒把这番话告诉韩康、魏献，可能是逼他们二人表态，二人当然表示效忠到底。韩康、魏献离开智伯的时候，郄疵正好走进来，三人在门外相遇。郗疵看韩、魏两人神色不对，料定智伯对他们泄了底，进来问智伯，智伯也把刚才和韩、魏的对话再说一遍。郄疵一听，糟了，韩魏、逼上梁山，再也不能拖延，他们起事就在眼前了，韩、魏、赵一旦联手打进来，哪有他的活命？他马上想出一个理由，建议智伯派人到齐国办一点外交，他自己愿意担任使者，智伯答应了。水淹智伯大营的那一夜，郄疵逃过了这一劫。
让既自谓智伯待以国士矣，国士，济国救国之士也。当伯请索地无厌满足之日，纵不节制欲贪念荒迷恋、没有警觉暴之时，为让者正宜陈力就列在位尽力，谆谆zhūn然不厌倦而告之曰：“诸侯大夫，各受分地，无相侵夺，古之制也。今无故而取地于人，人不与，而吾之忿心必生；与之，则吾之骄心以起。忿必争，争必败；骄必傲，傲必亡。”谆切亲切恳诚恳告，谏不从，再谏之；再谏不从，三谏之；三谏不从，移其伏剑之死，死于是日。伯虽顽冥不灵，感其至诚，庶几可能复悟。和韩、魏，释赵围，保全智宗家族，守其祭祀。若然，则让虽死犹生也，岂不胜于斩衣而死乎？
为豫让规划怎样做智伯的“国士”。当智伯向韩、魏两家要求土地的时候，你就该劝他别要，当智伯组合韩军魏军伐赵的时候，你就该劝他别打。这件事关系太大了，你要再三阻止，智伯不听，你就“死谏”，反正是一死，比死在斩衣三跃的时候好。
这段话与唐顺之论信陵君大致相同，他们都是儒家。
让于此时，曾无一语开悟主心，视伯之危亡，犹越人视秦人之肥瘠瘦也。袖手旁观，坐待成败，国士之报，曾若是乎？
方孝孺指出，整个事件中没看见豫让有这一类表现，他像个旁观者等着看结果，这怎么能算是“以国士报之”？彻底摧毁主阵地。
智伯既已经死，而乃不胜不能克制血气冲动之悻悻固执，甘自附于刺客之流。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刺客之流”：战国时期出了一些著名的刺客，荆轲刺秦王，专诸刺王僚，要离刺庆忌，豫让刺赵襄子，聂政刺韩傀。《史记》有《刺客列传》，《古文观止》未收。
方孝孺认为豫让在智氏覆亡之后有这番惊人的大动作，对智伯已没有什么益处，只能建立自己的名声，他不是补报故主，他是表演给天下后世看。论调与《信陵君救赵论》的诛心之说近似。
结论：他是刺客，不是国士。
虽然，以国士而论，豫让固不足以当矣；彼那些朝为仇敌，暮为君臣，靦靦然厚着脸皮而自得者，又让之罪人也。噫！
“罪人”：拿他们跟豫让比，他们才是有罪的人，豫让有资格判他们的罪。
前文步步进逼，这时又退后一步，犹如风浪汹涌之后回波荡漾。在白话文学作品中这是很重要的手法，经常用于小说戏剧的结尾。《红楼梦》中宝玉出家，断绝尘缘，忽然在雪地渡口与乘船远行的父亲见面，一拜之后消失于白茫茫的大地之中，最后这个场面就是回澜生姿。
行刺曾经是政治斗争或私人报复的重要手段，刺客有他的专业修养，身段台词，有他的取与不取、为与不为，几乎形成一种“文化”。像专诸刺王僚，他要等到自己的母亲终其天年，才接下这个必死的任务。像要离刺庆忌，任务完成以后拒绝任何赏赐，反而自杀。他为了行刺，先要成为庆忌的亲信，为了成为亲信，残害自己的肢体、牺牲自己的家人，他不是为了荣华富贵，他要明志。卫王派刺客杀赵盾，赵府院子里有一棵大树，枝叶茂密，刺客藏在树上，等待时机。经过昼夜观察，刺客发现赵盾是君子，是忠臣，这样的人他不能杀，但是他怎么回去交差呢？他在那棵大树上碰死了，死前还给赵盾留下信息，要他小心。
孙中山领导革命的时候，邹容著《革命军》，肯定行刺是最经济的手段，你只要牺牲一个同志，就能解决一场战争才解决的问题。那时国民党阵营也可以写一篇《刺客列传》，连汪精卫也曾打算“引刀成一快”。“七七事变”发生后，爱国志士在上海、南京刺杀汉奸，也曾经有一阵轰轰烈烈。
现在观念改变，反对暗杀。有冤有仇不能自己直接报复，自力报复往往过当，也破坏社会秩序。现代政府的大政方针不是一两个人决定的，也不是一两个人可以改变的，杀死某一个人无济于事。暗杀并不是最经济手段，这边牺牲的一定是一个优秀的忠贞的同志，那边不过减少了一个落伍的官僚，这是很大的浪费。因此，豫让行刺的价值已不必劳神，我们今天读《豫让论》，只剩下吸收文学营养、观摩写作技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