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夷列传原文
伯夷列传
《史记》
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尧将逊位，让于虞舜，舜、禹之间，岳牧咸荐，乃试之于位，典职数十年，功用既兴，然后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而说者曰：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隐，及夏之时，有卞随、务光者。此何以称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
孔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轶诗可异焉。其传曰：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由此观之，怨邪非邪？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絜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故曰：“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举世混浊，清士乃见。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哉？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贾子曰：“贪夫徇财，烈士徇名，夸者死权，众庶冯生。”同明相照，同类相求。“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岩穴之士，趋舍有时，若此类名堙灭而不称，悲夫！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
伯夷列传注释
岳：四岳，传说中尧、舜时的四个部落首领。牧：九牧，传说为九州之长。咸：全，都。
许由：传说中的隐士。相传尧要让位于他，他逃到颍水北、箕山下。
卞随：传说夏桀时人。相传汤灭桀后打算把天下让给他，他不肯接受，投江自尽。务光：相传汤也曾让天下给务光，务光不受而隐居。
箕山：山名，在今河南登封东南。
太伯：周朝祖先古公亶父的长子。
“伯夷、叔齐”以下三句：见于《论语·公冶长》。
“求仁得仁”两句：见于《论语·述而》。
轶诗：这里指不见于《诗经》下文所引的《采薇歌》。
孤竹：商朝时国名，姓墨胎，在今河北卢龙。
西伯昌：周文王姬昌，为西方诸侯之长。
首阳山：在今山西永济南，即下文“西山”。
徂：通“殂”，死。
与：赞助。
颜渊：名回，字子渊，孔子的弟子。
蚤：通“早”。
盗跖：相传为春秋时期的大盗。
行不由径：不从小路行走，比喻光明正大。径，小路，引申为邪路。
道不同，不相为谋：见于《论语·卫灵公》。道，处世之道，主张。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见于《论语·子罕》。
见：通“现”，出现。
疾：恨。没世：死。
贾子：指贾谊，西汉文帝时曾为博士、太中大夫，后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和梁怀王太傅。
徇财：为财而亡。徇，通“殉”，下同。
烈士：坚贞不屈的勇士。
众庶：大众。冯（pínɡ）：通“凭”，依仗。
“云从龙”三句：见《周易·乾》卦。
砥：磨刀石。这里是磨砺的意思。
恶（wū）：何。施（yì）：延续。
伯夷列传译文
学者们涉猎的书籍虽然很多，但是还要从《六经》里考察真实可信的记载。《诗经》《尚书》虽然残缺不全，但是还可以从记载虞、夏两代的文字中考察清楚。唐尧将要退位时，把帝位让给虞舜；虞舜把帝位让给夏禹之际，四方诸侯和州牧都来推荐，这才把他放在帝王位置上加以考察试用。在禹主持国政几十年，功绩卓著以后，舜才把政权交给他。这表示天下是极贵重的宝器，帝王是极重要的统绪，所以传授政权是如此郑重谨慎啊！可是诸子杂记里说：唐尧想把天下让给许由，许由不仅不接受，反而以此为耻辱，于是逃走隐居起来。到了夏朝，又出现了不接受商汤让位的卞随、务光。这又如何颂扬他们呢？太史公说：我登上箕山，说是山上可能有许由的坟墓。孔子依次论列古代的仁人、圣人、贤人，如吴太伯、伯夷这些人，都非常详细。我认为所听到的许由、务光的德行是最高尚的，但是经书里连一点大略的文字记载也见不到，这是为什么呢？
孔子说：“伯夷、叔齐不记旧日的仇怨，因此心中怨恨极少。”又说：“他们寻求仁义且得到仁义，又有什么可怨恨的呢？”我却为伯夷的意志感到悲哀，偶然看到他们散落在民间的诗歌，感到非常诧异。有关他们的传记这样说道：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他们的父亲想让叔齐继位，等父亲死后，叔齐将王位让给伯夷。伯夷说：“这是父亲的决定。”于是他就逃走了。叔齐也不肯即位而逃走了。国人只好拥立孤竹君的第二个儿子即位。这时伯夷、叔齐听说西伯姬昌能善待奉养老人，就说：“我们何不去投奔西伯呢！”到了周地，西伯已经去世了，周武王用兵车载着西伯的木牌位，尊称西伯为文王，向东出兵讨伐商纣。伯夷、叔齐拉住武王的马进谏说：“父亲死了还没安葬，就大动干戈，这就是所谓的孝吗？以臣子的身份诛杀君王，这就是所谓的仁德吗？”旁边的卫士想持刀杀死他们，姜太公吕尚说：“他们是义士啊。”便让人把他们扶走了。武王平定殷朝乱政之后，天下尊奉周朝的政令，伯夷、叔齐都感到耻辱，秉守大义不肯吃周朝的粟米，隐居于首阳山，采山上的蕨菜来吃。饿到要死了的时候，他们作了一首歌，歌词是：“登上那首阳山啊，采食那山坡上的蕨菜呀。用暴戾代替暴戾啊，还不知道那是错误的呀。神农、虞舜、夏禹这样的圣君很快就消失了呀，我们到哪里才能找到归宿呢？哎呀，我们快死了啊，命运衰微呀！”之后他们就在首阳山饿死了。由此看来，他们心里是有怨恨还是没有怨恨呢？
有人说：“天道是没有偏心，总是经常帮助好人。”像伯夷、叔齐，应该说是好人呢，还是不该说是好人呢？他们如此地积累仁德，保持高洁的品行，却终于饿死！再说，孔子七十名得意的学生里，只有颜渊被推重为好学，然而颜渊总是穷困缠身，连粗劣的食物都吃不饱，终于过早地死去了。天道对好人的报偿又是怎样的呢？盗跖成天杀无辜的人，烤人的心肝当肉吃，凶残放纵，聚集党徒几千人在天下横行，竟然长寿而终。这是遵循的什么道德呢？这是极大而又显著的事啊。至于说到近代，那些不走正路、专门违法犯禁的人，却能终生安逸享乐，过着富裕优厚的生活，世世代代都不断绝。而有的人，选好地方才肯迈步，适宜的机会才肯说话，走路不敢经由小路，不是公正的事决不发愤去做，像这样小心审慎而遭祸灾的人，数都数不过来。我深感困惑不解。倘若有所谓天道，那么这是天道呢，还是不是天道呢？
孔子说：“主张不同，无法在一起谋划事情。”就是说各自做自己喜欢的事了。所以又说：“富贵如果可以求得的话，就算是给人做个执鞭的仆人，我也愿意去干。如果富贵不可以求得的话，那就按照我所喜欢的去做。”“寒冷时节，才知道松柏的叶子是最晚凋落的。”当全世界都混浊黑暗的时候，清白的人才能显露出来。难道是因为他们把道德看得太重，却把富贵看得太轻吗？
孔子又说：“君子痛恨死后名声不能称心如意。”贾谊说：“贪财之人为财而亡，仗义之人为名而亡，喜欢炫耀的人为权势而亡，一般老百姓只企求生存。”同样能发光的东西才能交相辉映，同一类的事物才能彼此吸引。“云随龙而生，风随虎而起，圣人出现了，万物才被人发现。”伯夷、叔齐虽然贤良，因为被孔子赞誉，声名才更加显扬；颜回虽然好学，因为有了孔子的提携，德行才更加突显。隐居在山岩洞穴中的贫士，其出仕或者退隐都能把握时机，这类人的名声却埋没而不被人提起，真是可悲呀！民间百姓，要想磨砺操行而树立名声的，如果不是依附孔子这种德高望重的人，怎么能使流芳于后世呢！
伯夷列传赏析
《史记》一百三十卷，汉司马迁撰。全书分为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记录了由黄帝以来到汉武帝朝两千多年间的各国大事、杰出人物及社会百态。《史记》博大精深，史料翔实，叙事生动，析理缜密，是我国最早的通史，位居二十四史之首，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形式，同时也是百代文章的典范。
司马迁（公元前一四五至前八六？），字子长，汉左冯翊夏阳（陕西韩城巿南）人。其父司马谈（？至公元前一一○）任太史令。司马迁早年遍游南北的名山大川，探寻古迹名胜，考察风俗，采集传说。回来后补博士弟子员，升为郎中，从征西南夷，又随武帝封禅泰山。元封三年（公元前一○八）继父职任太史令，得读史官所藏图书。太初元年（公元前一○四）与唐都、落下闳等共订太初历，并开始撰写《史记》。天汉二年（公元前九九），因替李陵降匈奴事辩解，得罪下狱，遭受宫刑。翌年任中书令，发愤完成《太史公书》，自信此书可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传诸其人，成为一代巨著。
《伯夷列传》是《史记》七十列传的第一篇，主要摹写伯夷、叔齐谦虚让国的精神气节，以及他们反对以暴易暴，遂义不食周粟，结果饿死首阳山上。他们坚持个人的理念和抉择，历史认定他们是“善人”，孔子也对他们有很高的评价，“求仁得仁，又何怨乎？”《太史公自序》论云：“末世争利，维彼奔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作《伯夷列传》。”但司马迁在文章中却对伯夷、叔齐所遭遇的不幸深表同情，指出社会上有很多不公平的现象，未必就是善有善报的，因而怀疑天道的存在，是邪？非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