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自序原文
太史公自序
《史记》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生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
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以千里。’
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
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
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建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太史公自序注释
先人：指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
周公：姬旦，周武王之弟，成王的叔叔。
绍：继承。
正《易传》：订正对《易》的解释。
上大夫：周王室及诸侯国的官阶分为卿、大夫、士三等，每等又各分为上、中、下三级，上大夫即大夫中的第一级。壶遂：天文学家。
董生：即董仲舒，汉代儒学大师。
司寇：掌管刑狱司法的官员。
壅：阻塞。
“子曰”句：见于《春秋纬》。空言，褒贬言论。
三王：夏禹、商汤、周文王。
人事之纪：人世间的伦理纲常。
风：教化。
谗：指进谗言的人。
贼：指叛逆作乱的人。
犯：指被臣下冒犯、侵扰。
垂：流传。空文：指文章。
明天子：指汉武帝。
唯唯：恭顺的应答声。
伏羲：神话传说中的远古帝王。
汤：商朝的建立者。武：周武王，周朝的建立者。
符瑞：吉祥的征兆。
封禅：帝王祭祀天地的大典。封，在泰山上筑台祭天。禅，在泰山旁的梁甫山祭地。
正朔：指历法。正，岁首。朔，初一。汉武帝恢复使用夏历。
穆清：指天命。穆，美。清，清和。
重译：一重重地辗转翻译。款塞：叩塞门。
李陵：李广之孙。武帝时，司马迁为其战败投降而辩护，判有罪受宫刑。
惟：思。
孙子：指孙膑。膑：一种酷刑，挖掉膝盖骨。
不韦：秦始皇的相国吕不韦。《吕览》：又称《吕氏春秋》，吕不韦为相时让门客编撰而成。
《说难》《孤愤》：见于《韩非子》，实为韩非到秦国之前撰写的。
陶唐：陶唐氏，即尧。尧曾被封陶，后迁往唐。
麟：指元狩元年，汉武帝在雍打猎时获白麟一事。
太史公自序译文
译文1
太史公说：“先父说过：‘自周公死后五百年而诞生了孔子，孔子死后至今也有五百年了，有谁能继承圣明时代的事业而订正《易传》，续写《春秋》，探求《诗》《书》《礼》《乐》之间的渊源呢？’他的意思是现在是完成这个事业的时候吧！现在是完成这个事业的时候吧！我怎么敢推辞呢。”
上大夫壶遂问：“从前孔子为何要作《春秋》呢？”太史公说：“我听董生讲：‘周朝王道衰败废弛，孔子担任鲁国司寇，诸侯嫉害他，卿大夫阻挠他。孔子知道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政治主张无法实行，便褒贬评定二百四十二年间的是非，作为天下评判是非的标准，贬抑无道的天子，斥责为非的诸侯，声讨乱政的大夫，为使国家政事通达而已’。孔子说：‘我与其载述空洞的说教，不如举出在位者的所作所为以见其是非美恶，这样就更加深切显明了。’《春秋》这部书，上阐明三王的治国之道，下辨别人事的纪纲，辨别嫌疑，判明是非，论定犹豫不决之事，褒善怨恶，尊重贤能，贱视不肖，使灭亡的国家存在下去，断绝了的世系继续下去，补救衰敝之事，振兴废弛之业，这是最大的王道。《易》载述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所以在说明变化方面见长；《礼》规范人伦，所以在行事方面见长；《书》记述先王事迹，所以在政治方面见长；《诗》记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所以在风土人情方面见长；《乐》是论述音乐立人的经典，所以在和谐方面见长；《春秋》辨明是非，所以在治人方面见长。由此可见《礼》是用来节制约束人的，《乐》是用来诱发人心平和的，《书》是来述说政事的，《诗》是用来表达情意的，《易》是用来讲变化的，《春秋》是用来论述道义的。平定乱世，使之复归正道，没有什么著作比《春秋》更切近有效。《春秋》不过数万字，而其要旨就有数千条。万物的离散聚合都在《春秋》之中。在《春秋》一书中，记载弑君事件三十六起，被灭亡的国家五十二个，诸侯出奔逃亡不能保其国家的数不胜数。考察其变乱败亡的原因，都是丢掉了作为立国立身根本的春秋大义。所以《易》中讲‘失之毫厘，差以千里’，说‘臣弑君，子弑父，并非一朝一夕的缘故，其发展渐进已是很久了’。因此，做国君的不可以不知《春秋》，否则就是谗佞之徒站在面前也看不见，奸贼之臣紧跟在后面也不会发觉。做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否则就只会守常规之事却不懂得因事制宜，遇到突发事件则不知如何灵活对待。做人君、人父若不通晓《春秋》的要义，必定会蒙受首恶之名。做人臣、人子如不通晓《春秋》要义，必定会陷于篡位杀上而被诛伐的境地，并蒙死罪之名。其实他们都认为是好事而去做，只因为不懂得《春秋》大义，而蒙受史家口诛笔伐的不实之言却不敢推卸罪名。如不明了礼义的要旨，就会弄到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的地步。君不像君，就会被臣下冒犯；臣不像臣就会被诛杀；父不像父就会昏聩无道；子不像子就会忤逆不孝。这四种恶行，是天下最大的罪过。把天下最大的罪过加在他身上，也只得接受而不敢推卸。所以《春秋》这部经典是礼义根本之所在。礼是禁绝坏事于发生之前，法规施行于坏事发生之后；法施行的作用显而易见，礼禁绝的作用却隐而难知。”
壶遂说：“孔子那时，上无圣明的国君，他在下面得不到重用，所以才写了《春秋》，使文章广为流传，用文章来明断礼义之分，作为一代圣王的法则。如今您上遇圣明的天子，在下享有职位，万事齐备，方方面面都如意，您所论述的是要说明什么呢？”太史公说：“是是，不不，不能这么说。我听先父讲：‘伏羲非常纯朴忠厚，他作了《易》的八卦；尧、舜那样的盛德，《尚书》进行记载，礼乐由此兴起。商汤、周武王的功业那么兴隆，诗人就来歌颂。《春秋》褒善贬恶，推崇夏、商、周三朝的盛德，褒扬周王室，不仅仅是讽刺而已。’汉代兴国以来，到如今的圣上为止，获得过吉祥的符瑞，到泰山祭祀过天地，改革了历法，变更了车马服色，受命于天，恩泽如流水润泽无边，连海外国家和少数民族都让人辗转翻译，派来使者入境，请求献礼朝见，这样的事不胜枚举。臣下百官极力称颂天子的圣德，仍然不能完全表达心意。况且，士人贤能不受重用，是当权者的耻辱；天子圣明而他的盛德不能天下传扬，是主管官员的过错。而且，我担任史官，抛开圣明天子的盛德而不加以记载，隐没了功臣、世家的功业而不加以记述，是忘记先父的嘱托，罪过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我所说的是记述历史事实，整理、编次世代相传的史料，并不是人们所说的著作，而您把这和《春秋》相比，那就错了。”
于是整理、编次成文。历经七年，期间太史公因替李陵辩护而遭宫刑，被幽禁在监狱里。于是喟然长叹道：“这是我的罪过啊！这是我的罪过啊！身体毁坏没有什么用了！”后来仔细考虑说：“《诗》《书》的含义含蓄微妙，是作者考虑到要实现自己的愿望。当初西伯在羑里被拘禁，推演出《周易》；孔子被困在陈、蔡，回鲁国后作了《春秋》；屈原被流放，作了《离骚》；左丘明失明，这才作《国语》；孙膑膝盖骨被挖，最终写出《孙膑兵法》；吕不韦因罪被逐往蜀地，他的《吕氏春秋》才得以传世；韩非在秦国被囚，《说难》《孤愤》由此写出。《诗》三百篇，大都是贤人、圣人抒发愤懑而作的。这些人都抑郁闷结，主张不能实行，所以才追述以往，期望于将来。”于是，我动手记述历史，从黄帝开始，经陶唐，写到武帝获麟为止。
译文2
太史公说：“先父曾经说过：‘自周公死后五百年才有了孔子，孔子死后至今也已经有五百年了，应该是到继承圣明世代的事业，修正《周易》，续写《春秋》，探求《诗经》、《尚书》、《礼》、《乐》的本原的时候了。’他将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啊！他将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啊！我怎么敢推辞呢？”
上大夫壶遂说：“以前孔子为什么要写《春秋》呢？”太史公说：“我听董仲舒说：‘周王朝衰败，孔子出任鲁国的司寇，诸侯们忌恨他，大夫们排挤他。孔子知道他的建议不会被采用，政治主张也不可能被推行，因而评定了二百四十二年历史的功过是非，作为天下行事的标准，褒贬天子，斥责诸侯，声讨大夫，以阐明王道。’孔子说：‘我与其空泛地记载我的主张，不如用历史事实来体现更为深刻、明显。’
《春秋》这部书，对上则阐明了夏禹、商汤、周文王的治世之道，对下则辨明了为人处世的伦理纲常，分清了疑惑难明的事物，判明了是非的界限，确定了犹豫难定的事，褒扬了善良，贬斥了邪恶，尊敬了贤人，鄙薄了不肖，保存了亡国，延续了绝世，修补了弊端，振兴了衰废，这都是王道的重要内容。《易》昭示天地、阴阳、四季、五行，所以长于变化；《礼》调整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长于指导；《尚书》记载古代帝王的事迹，所以长于政事；《诗》记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的状况，所以长于教化；《乐》使人乐在其中，所以长于调和性情；《春秋》明辨是非，所以长于治理百姓。
因此，《礼》是用来节制人的行动的，《乐》是用来调和人的性情的，《尚书》是用来指导政事的，《诗》是用来表达内心情意的，《易》是用来阐明变化的，《春秋》是用来说明天下正义的。把一个混乱的社会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没有比《春秋》更有用的了。《春秋》全书有数万字，所阐明的要旨也有数千，万事万物的成败、聚散都在《春秋》之中。《春秋》一书中，记载臣杀国君的有三十六起，灭国的有五十二个，诸侯四处逃奔仍不能保全其国家社稷的数不胜数。观察他们之所以如此，都是因为失去了王道之本。所以《易》上说：‘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所以说：‘臣子杀死君王，儿子杀死父亲，并不是一朝一夕才这样的，而是长时间逐渐形成的。’因此，为君者不可以不知晓《春秋》，否则当面有小人进献谗言而自己却看不出；背后有窃国之贼也不知道。做臣子的不可以不懂《春秋》，否则处理日常事务就不知道如何采取适宜的办法，遇到出乎意料的事也不会用变通的权宜之计去对付。身为国君或身为人父，如果不知晓《春秋》的要旨，一定会蒙受罪魁祸首的恶名。作为臣下和儿子的，如果不知晓《春秋》的大义，必定会陷入篡位杀父的法网中，得到该死的罪名。其实他们都以为自己在干好事，只是因为不懂礼义，受到别人毫无根据的谴责也不敢反驳。
由于不知晓礼义的要旨，以至于君王不像君王，臣子不像臣子，父亲不像父亲，儿子不像儿子。君不像君大臣就会犯上作乱，臣不像臣就会遭到杀身之祸，父不像父就是没有伦理道德，子不像子就是不孝敬父母。这四种行为，是天下的大过错。如果把天下最大的过错加给他们，他们也只有接受而不敢推辞。所以《春秋》这，是礼义的根本宗旨。礼的作用是在坏事发生前就加以禁止，法的作用是在坏事发生后加以处置。法的作用显而易见，而礼的作用就很难被人们所理解。”
壶遂说：“孔子的时代，国家没有英明的国君，下层的贤才得不到重用，孔子这才作《春秋》，依靠文章来判明什么是礼仪，以代替周王朝的法典。现在您上有英明的君主，下有恪守本职的臣子，万事已经具备，各项事情也都按照秩序进行着，您现在论述这些，是要说明什么道理呢？”太史公说：“对，对，您说得对，不过，不过，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听先父说过：‘伏羲时极其纯朴厚道，创作了《易》的八卦；唐尧、虞舜时代的昌盛，《尚书》上也有记载，礼、乐就是那时作的；商汤、周武王时代的兴隆，古代的诗人对此加以歌颂。《春秋》抑善扬恶，推崇三代的功德，颂扬周王朝，并非全是抨击和讽刺。’
汉朝建立以来，直至当今的圣明之君，得到了上天的祥瑞，举行封禅，使用了新历法，改变了车马、祭牲的颜色，受命于上天，恩泽遍及远方，海外风俗不同的国家，辗转几重翻译到中国边关来，请求前来进献物品、拜见天子的多得数不胜数。文武百官极力颂扬圣上的功德，但还是不能把其中的意义阐述透彻。况且，贤士不被重用，这是国君的耻辱；皇上英明而其德政没被广为流传，这是官吏的过错。何况我曾担任过太史令，废弃皇上英明的德政不去记载，埋没功臣、诸侯、贤大夫的功绩而不去记述，丢弃先父生前的嘱托，这个罪过就太大了。我所说的记述过去的事，只是整理一下他们的世系传记，并不是所谓的创作，而您将它与孔子的《春秋》相提并论，这就错了。”
于是，我将有关资料加以编排，整理成文。写了七年之后，太史公因“李陵事件”而大祸临头，被囚禁在监狱中。于是喟然长叹：“这是我的罪过啊！这是我的罪过啊！身体已经残废，没有什么用了。”事后又进一步深思道：“《诗》和《书》，意旨隐晦，文辞简约，这都是作者想要表达他们内心的思想。从西伯侯被拘禁在羑里，推演了《周易》；孔子被困于陈国和蔡国后，写了《春秋》；屈原被放逐，创作了《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后来才撰写了《国语》；孙膑遭受了膑刑后，论述了兵法；吕不韦被贬蜀地，世上才能够流传他的《吕氏春秋》；韩非子被囚禁在秦国，因而写出了《说难》、《孤愤》。《诗》三百余篇，大多都是圣贤之人为了抒发胸中的愤懑之情而创作的，这些人都是心中怀有忧愁郁结之情，不能得到发泄，所以追述往事，寄希望于后人。”这样我终于编写出从唐尧以来的历史，止于猎获白麟的那一年，而从黄帝开始。
太史公自序赏析
本文是《史记》最后一卷《太史公自序》的节选。原序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类似自传，历叙本族世系和家族的渊源，并概括叙述了作者的前半生的经历。第二部分即本文，利用对话的形式，叙写编撰《史记》的目的和作者的一系列遭遇，揭示作者忍辱负重的博大胸襟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抒发了郁结于胸的悲愤不平之气。第三部分是《史记》一百三十篇的小序。
文章以对话形式展开，主要写了作者与壶遂之间的对答。在对答中，我们知道作者编撰《史记》有两个目的：一是为了完成父亲临死前命他继续写史书的遗嘱，极力赞颂了《春秋》的巨大社会作用和思想学术价值，从侧面阐述了自己写作《史记》的宗旨；二是抒发自己心中所积郁的种种不快。说明自己在写作过程中，遭受宫刑这一奇耻大辱之后，曾一度灰心，但最终决心忍辱负重，发奋写作，实现自己终生的誓愿，终于写作了《史记》这部巨著。
本文气势轩昂，以说理为主，以另一种方式向人们传达了一种精神：只要持之以恒地做事，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到的。文中列举了众多学者，他们历经艰辛，最终取得了成功。文章寓意深刻，值得我们细细研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