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帆的《蚂蚁》揭示的是：蚂蚁自以为幸福无比的生活，在居高临下的人看来，是十分不可靠的，就在它得到一点食物乐不可支时，致它毁灭的危机随时可能爆发。这里的蚂蚁，显然是南帆充满理性智慧的心灵反照。马克·吐温的这篇《辛劳的蚂蚁》显然是另外一种心灵的反照。
这个美国作家笔下的蚂蚁，另有一种针对性。他指出，对于蚂蚁，在人们的头脑中有一种现成的共识，就是十分辛劳。本文的题目就是《辛劳的蚂蚁》，如果和世俗的共识完全一致，作者就没有必要写这篇文章了。对于蚂蚁的辛劳，已经有了那么多的文章和寓言，作者之所以要写蚂蚁，就是因为发现了世俗之见中包含着许多谬误。蚂蚁并不像天主教学校的教科书里所写的那样整日辛劳，“为冬天储存什么食粮”。如果作者把自己的任务仅仅规定为纠正这一点误解，当然也是可以写成文章的，但那将是科学小品。本文的全部趣味，并不严格地遵循客观观察，与科学普及小品相异。
作者从一开始，就带着和常识唱反调的特点，号称观察后得出的判断都相当极端：“我好像始终没发现一个活蚂蚁比一个死了的更具有些微理性”，接着就把蚂蚁说成“欺世盗名之徒”。虽然在表面上，他摆出了一副具体分析的姿态，承认蚂蚁是辛劳的，还声明他指的是普通的蚂蚁，排除了特别神奇的蚂蚁。这好像很讲究全面分析，绝不以偏概全。但他的主旨恰恰是，指出这种世界上最卖力的动物又是世界上最愚蠢的动物。它的辛劳，它的卖力，它的顽强，都毫无意义。它搬运远远越过它体重的东西，并不是为了储存到自己的窝里。它们只是为搬运而搬运，没有目的，没有成效，但是坚持搬运不止。
显然，作者用尽一切笔墨都在强调蚂蚁的愚蠢。光是揭露蚂蚁的愚蠢，可能还是一篇很严肃的科学小品。不过，全文风格并不客观冷静，充满了轻松、诙谐及幽默感。蚂蚁的无效劳动，虽然是愚蠢的，但并不是可恶的，也不是可恨的，而是在可笑中带着可爱。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文章强调了蚂蚁辛劳和徒劳之间显而易见的荒谬。
文章前面写一只蚂蚁搬运的东西是很沉重的，比它的躯体大六倍。后面的一只，马克·吐温用很通俗的比喻这样形容：在二十分钟内所从事的劳动，其分量相当于一个人将两匹各重八百磅的马绑在一起，扛着它们越过一千八百英尺的光滑的大圆石，攀登了一座像尼亚加拉河上的悬崖顶。再从那里跳下去，登上三座塔尖，每座塔高一百二十英尺，然后卸下两匹马放在一个毫无掩蔽的地方，也不用人看守着，就一径走开，又去干另一件莫名其妙的傻事。如此辛劳并不是为了储藏食物，完全是“白白浪费”。而搬运的方向，又和蚂蚁的窝背道而驰。搬运的方法，又是极其笨拙的。
可是蚂蚁又十分执着。遇到障碍，如卵石，它不是绕过去，而是倒退着向上把东西往上“拽”。在艰难攀登之中，又是“扯”，又是“拉”，又是“拖”，又是“掀”，又是“爬”，又是“攀”，总之是反复地、顽强地折腾。作者用了这么多的动词来强调它的愚蠢还不过瘾，又来了一个总结性的比喻：
它做这样聪明的事，有如我背着一袋面粉从海德堡去巴黎，却绕道攀登施特拉斯堡的尖塔一样。它爬到了上面，发现那地方不对头，于是它随便浏览了一下风景，接着，或者是爬了下来，或者要滚了下去。然后再一次出发——这一次仍像往常一样，又朝一个新的方向走去。
这个比喻以显而易见的荒谬，把蚂蚁的笨拙表现得淋漓尽致。但是，读者感到的仅仅是蚂蚁的笨拙吗？仅仅是蚂蚁的弱智吗？好像不完全。在蚂蚁的笨拙中，似乎并不完全可笑、可悲、可怜、可恶、可恨，其中还有一点可叹、可爱、可欣赏的成分。为什么呢？因为它十分认真、十分执着、十分投入、十分顽强、十分天真，心无旁骛、专心致志地完成着自己的任务。它的这份执着、真诚和它的笨拙、专注形成了反差，构成了荒谬，隐含着作者的优越和宽容，引发了读者的同情和会心的微笑。
这种对荒谬的同情和宽容，是幽默感的特点，但是幽默感是有分寸的。愚蠢行为往往是有害的，马克·吐温在这里，却把害处限定在对蚂蚁自身，后果并不严重，就有了喜剧性。如果后果严重了，如蚂蚁跌断腿送了老命，污染了环境，毒死了人，就不是幽默，而是悲剧了。既没有严重的后果，又愚蠢得十分执着，就比较可笑和可爱。这种执着，达到一种忘我的执着。马克·吐温笔下的同情显然并不限于蚂蚁，而且隐隐透露出人的心理特点：“它气愤地跳起来，踢去衣服上的尘土，向手上啐一口，恶狠狠地揪住它的捕获物……把它向前推，然后又掉转了屁股。”这显然超越了蚂蚁的行为，是对某种傻里傻气的人的调侃了。在这一点上，马克·吐温很舍得用笔墨：
这时候它拭去脑门子上的汗，揉了揉胳膊和腿，然后，仍像以前那样狂奔疾走，又漫无目标地赶它的路去了。它穿过许多曲曲弯弯的地方，后来又碰上了原先的捕获物。它已经忘了以前曾经见过的这玩意儿。它四面望了望，看哪一条是不通往自己穴里的路，然后抓住了它捕获的东西，沿那条路出发。它重复了原先那些雷同的经历，最后它停下来休息。
从这里，我们是不是感到了舞台上喜剧角色的某些特点，十分笨拙，又十分天真，傻乎乎、死心眼，一错再错，“死不悔改”？这种傻劲，不但表现在自我折腾上，而且表现在同类的交往中。两只蚂蚁合作搬运，但方向却相反。就是商量讨论，也无济于事，结果是“上了火”，互相埋怨、责备、打架，“揪成一团”“咬对方的下巴”“在地上打滚”，两只都受了伤，但是没有产生仇恨，很快又言归于好，这就显出善良了。蚂蚁的善良，也显出了马克·吐温的善良，他不让蚂蚁有一点邪恶。接着蚂蚁又像原先那样“痴呆”地工作。结果仍然是一事无成，汗流浃背的蚂蚁们，终于分道扬镳。
马克·吐温反对把蚂蚁神圣化，他把蚂蚁写得很不堪。没有判断力，不能分辨好吃的和不好吃的。“它那装模作样的勤劳，只能说明它是爱好虚荣”“显而易见的骗徒”，在生物学上，这一切是不是有充分的根据，已经不重要了。马克·吐温实际上是借题发挥，他要表现的完全是对人的讽喻。这种讽喻，令人想起那些做着蠢事又专心致志、自我折腾又洋洋自得的人。这样的精神状态，从根本上来说，并不是蚂蚁的，甚至也不是某些智力低下的人们的，而是包括马克·吐温在内的，人类共同的弱点。这种弱点，不仅是可笑的，而且是可爱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样的文章，以幽默的笑开阔人的心胸，超越单纯的实用理性，从审美的情感价值来看待人，不但能够欣赏人的优点，而且对人的缺点、毛病、愚蠢也能够欣赏。换一个角度，不从正剧的角度，而是从喜剧的角度，从幽默的视觉来看，人在愚蠢的时候固然是可笑的，但是同时也是可爱的。笑是人与人之间心灵最短的距离，在笑声中，你和看来是愚蠢的人就缩短了心灵的距离，那些在犯错误的，做坏事的，就显出了好玩的一面。喜剧小品演员陈佩斯、赵本山、黄宏、宋丹丹，为什么会得到举国一致的宠爱呢？他们所演的都是些什么角色呢？为生育男孩子把自己折腾得无家可归的流浪夫妇，不高明的小偷，明明是一身痞气还要装英雄人物的人，反反复复卖假货骗人的人，但在喜剧小品中，他们并不显得有多么可恨、可恶，观众暂时从政策法律的角度超脱出来，不是把他们仅仅当作政策法律惩罚的对象，而是为自己情感所困扰的人，人们被他们逗得开心无比，感到他们好玩、有趣，甚至怪可爱的。他们心劳日拙，徒劳地自我美化，为自己的鬼点子而自鸣得意，明明笨拙得要命却自作聪明。在微笑中，人们会联想起周围的人和自己类似的可笑和可爱的经历。
艺术的审美价值就是心灵的解放，人生充满了愚蠢和徒劳。我们在笑他们的时候，从他们的善良和邪恶中，感到人类普遍存在的某种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