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椰子树与平等》是一篇幽默散文，讲的是一个非常抽象的道理，主旨是揭露传统文化心理中的消极平均主义的危害。一般的议论文说理都是讲正理的，而这篇文章的道理如果按通常讲道理的方法来说理，可能会比较枯燥。幽默散文说的是一种“歪理”，这种歪理加上歪推，越歪越有趣，读者与作者在心照不宣中达到交流的默契，这是幽默散文的妙处。在一般的幽默散文中，正理不能直接讲出来，讲歪理限于用逻辑的导谬法。这种方法，在论辩中属于反驳范畴，充其量不过是反驳的一种方法，很难代替全面论证，因而就可能不太深刻。而幽默散文往往可能由于理性欠缺深邃性，而陷于油滑。
王小波的这篇散文，却既有趣，又十分深邃。他把消极平均主义的危害以反说歪理的办法揭露无遗。他的揭露，不像一般的讽刺文章那样剑拔弩张。他的特点是“佯庸”，就是装着一副傻乎乎的样子，以导谬的办法，把道理从反面讲出来。在中国的幽默散文中，只有钱锺书曾经达到这样的层次。但钱锺书要尖锐得多，有时甚至十分尖刻。王小波深邃但不尖锐，他以从容不迫见长。
他擅长于幽默和思辨相结合，大致有两种途径。截取中外典故或者民间故事，展开讽喻性的比附，从最简单的现象出发，阐明复杂的心理奥秘。如用一个傻大姐只会缝扣子就自豪地传授于人的故事，比附迷恋国学者的盲目和自大。在眼前这一篇里，他本来要讲的道理很深刻，那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平均主义，特别是某种消极平均主义的批判。如果只限于以纯粹理性的比附，就谈不上幽默了。他用一个传说，诸葛亮砍云南椰子树的故事来比附：
人人理应生来平等，但现在不平等了：四川不长椰树，那里的人要靠农耕为生；云南长满了椰树，这里的人就活得舒服。让四川也长满椰树，这是一种达到公平的方法，但是限于自然条件，很难做到。所以，必须把云南的椰树砍掉，这样才公平。
从字面上来看，这些话在形式上似乎符合逻辑，但又给人一种荒谬的感觉。原因何在呢？这里的关键词“公平”，在内涵上发生了错位。这里的“公平”有两种意义，一种是共同富裕，大家都有椰子吃，大家都舒服，这符合一般的逻辑。但是，还隐含着另外一种“公平”，那就是大家都没有椰子吃，实质却是共同贫穷。这就是对表面上的“公平”的颠覆。公平本来是为贫弱者一方求取更高的福祉，但这里的公平，却是损人不利己，并未替弱者争取到任何福祉，实质上与争取“公平”的初衷南辕北辙。对于那些本来有椰子树的人来说，无缘无故地被剥夺，是极端的不公平。因而，这里表现的公平的逻辑中，蕴含着极端的不公平。这就构成了一种不一致，不统一。极端荒谬的道理，被当作前提，振振有词地尽情演绎，构成了另一个层次的不一致。这双重叠加的不一致，就显得可笑，就产生了幽默感。
歪理歪推，并不是越来越歪，相反，常常以歪导正，从歪打开始，以正着终结。在正常的逻辑期待遭到扭曲以后，倒出奇制胜地落实了。深邃的洞察突然出现在逻辑已经导致荒谬的时候。对于诸葛亮砍椰子树的传说，他的推理是这样的：
假如有不平等，有两种方式可以拉平：一种是向上拉平，这是最好的，但实行起来有困难。比如，有些人生来四肢健全，有些人则生有残疾，一种平等之道是把所有的残疾人都治成正常人，这可不容易做到。另一种是向下拉平，要把所有的正常人都变成残疾人就很容易：只消用铁棍一敲，一声惨叫，这就变过来了。
这比之砍椰子树的道理是更加歪了。从字面上来看很有逻辑性，但是从实质上来看，却是非常歪的逻辑，歪就歪在结论上。首先，对被打者显然是残酷的。其次，对原来有残疾的人也并无好处。但所有的歪和荒谬，都没有在字面上出现，而是隐含在字里行间。作者好像是不动声色地叙述着，在导致荒谬的逻辑背后，突出了司空见惯的悖谬。他就是这样用异常荒诞的逻辑，驾轻就熟地把幽默的戏谑性和理性的严肃性融为一体，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消极平均主义心理进行了无情批判。到了文章最后，还顺理成章地从椰子树所代表的物质领域拓展到思想领域去。说是：
人人理应生来平等，这一点人人都同意。但实际上是不平等的，而且最大的不平等不是有人有椰子树，有人没有椰子树。如罗素先生所说，最大的不平等是知识的差异——有人聪明有人笨，这就是问题之所在。
他把这个差异叫做“幸福能力的差异”。幸福能力“优越”的人，容易招人妒忌。对这种以妒忌为特点的社会心理，他不是正面地批判，而是用歪理歪推的逻辑，把它引向荒谬的境地：
消除这种优越的方法之一就是给聪明人头上一闷棍，把他打笨些，但打轻了不管用，打重了会把脑子打出来，这又不是我们的本意。另一种办法则是：一旦聪明人和傻人起了争执，我们总说傻人有理。久而久之，聪明人也会变傻。
这样的行事逻辑的后果是严重的，性质是野蛮的（令人想到愚民政策）。叙述者似乎无动于衷，在文字上也只是简洁的叙述句，没有形容和渲染。从这里可以看出他的幽默风格是轻松的。他清醒地分析着一切迷误，既不居高临下，也不剑拔弩张，不管是简单的还是深奥的道理，他都不借助高昂的声调，总是相当低调，娓娓而谈。他喜欢在“佯谬”的推理中表现出一种“佯庸”。明明是个王蒙所说的“明白人”，却以某种糊涂的样子，说着警策的格言，装出小百姓世俗庸常的姿态。
他以追求健全理性的精神高度而自豪，但又从一种很鲜明的平民意识出发。对待自己，绝不如抒情散文常做的那样美化、庄严化，就是在论辩之时，也并不经常剑拔弩张，更喜欢以“佯庸”的微笑表现他的游刃有余。即使在严峻的悲剧面前，他也宁愿采取超然的、悲天悯人的姿态，骨子里的精神优越感和表面上的平民心态的结合，用口语词句，而不是用书面的、学术的语言进行文化批判，使得他的幽默风格既不像舒婷的优雅，又不像钱锺书的严厉。
这就显出了深刻的佯谬和清醒的佯庸的双重张力。在这种二重张力结构中，读者一方面从荒谬中感到可笑，另一方面又从智性中体验到严峻。当他从荒谬的世道中推导严峻的真理的时候，有意无意地表现得平和中正。这种平和中正和荒谬的严酷性之间形成了反差，他的幽默就有了一种深邃而又从容不迫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