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警报》写的是抗日战争期间，西南联大师生躲避日本飞机轰炸的故事。“跑警报”，用还原法想象，可能有纷扰，有紧张，有血肉横飞的惨状，应该是很痛苦的、很恐怖的事，但纵观全文，却不见恐怖与紧张，倒是悠闲之状比比皆是。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文章一开头，就写了一个教授讲课讲到跑警报结束的趣事，又写了一个学生跑警报时带上一壶水，夹着温庭筠或者李商隐的诗集，从容自在地度过一天。散文不是要抒情的吗？写这样鸡毛蒜皮的故事，和空袭警报的紧张环境好像不协调，到底抒的什么情呢？是不是太不严肃了？以前学过文章的立意要善于剪裁，作家为什么不把这些事情省略掉呢？拉拉杂杂的琐事，在文章中有什么价值？
欣赏散文时，遇到现成的理论、概念不能解决的问题，不能拘泥于理论和概念，而要从阅读的经验出发，从阅读的“实感”（特别重要的是最初的感觉，或者叫做“初感”）出发。我们读这样的文章最初的感觉是什么呢？觉得挺有趣的，不论是教授还是学生，都挺有趣。面对空袭、轰炸、死亡的威胁，不但没有恐惧，相反，都挺悠闲自在。这样的事情在整篇文章中写了一件又一件，都十分有趣。
从这里可以看出，文章的立意，就是要追求一种趣味，一种超越战争严酷环境的趣味。按作家的思路，这种趣味首先集中在跑警报的地点，山沟里的古驿道上。有赶马帮的口哨，有他们风土化的装束，有情歌，有马项上的铃声，“很有点浪漫主义的味道，有时会引起远客的游子一点淡淡的乡愁”。很显然，这趣味里渗透着知识分子对民俗欣赏的感情，是情感和趣味的结合，把它叫做“情趣”，是不是比较适合呢？
接下去，是“漫山遍野”中的几个“点”。古驿道的一侧“极舒适”，可以买到小吃，“五味俱全，什么都有”。沟壁上，有一座私人的防空洞，用碎石砌出来的对联是“人生几何，恋爱三角”，还有“见机而作，入土为安”。作家对这样的对联的感慨是“对联的嵌缀者的闲情逸致是很可叫人佩服的”。
“佩服”在这里不但有赞赏的意思，而且有调侃的意味。这样的情趣，和我们通常在抒情散文中感受到的情趣便有些不同。这种调侃让我们感到一种诙谐的趣味，如果把它叫作“谐趣”，可能更加贴切。富有谐趣的散文，就不应该属于抒情散文，而是幽默散文。这一点，从文章下面的篇幅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跑警报居然成了“谈恋爱的机会”，男士还带上花生米，宝珠梨。“危险感使两方的关系更加亲近了”，“女同学乐于有人伺候，男同学也正好殷勤照顾，表现一点骑士风度”，“从这点来说，跑警报是颇为罗曼蒂克的”。
为什么这样的趣味叫做“谐趣”呢？“谐”是和谐的意思，情感和环境一致。跑警报让人感到烦厌和苦恼，人的情操通过和谐的表现达到美化、诗化的境界，就是情趣。如若情感和环境的严酷不和谐，明明是血肉横飞的战事，却充满了罗曼蒂克的情调，这种不和谐的趣味就有点好笑，不把人的情操往诗化、美化的方向去升华，反而会把情感往可笑的方面去引申。这就是谐趣，就是幽默感。
到此为止，我们可以将这篇散文定性为幽默散文。接下去，需要认真检验一番，这个假定在文本中，是不是有充分的支持？警报结束了，回家遇雨，就有一位“侯兄”专门为女同学送伞的故事。作家这样评述：
侯兄送伞，已成定例。警报下雨，一次不落。名闻全校，贵在有恒。
这就不仅是情感方面的不一致，而且是语词方面的不一致了。本来，“定例”的指称与一定的规章条例习惯有关，是一种规定和约束，有一定的强制性，不能不执行，而这里却是自觉奉献的。至于“贵在有恒”，本来是指以顽强的意志坚定地追求一种学业上、道德上的目标，而这里却为了讨好女性。这是显而易见的不和谐，在这种不和谐中，读者心照不宣地领悟了作家对此人的调侃。文章的幽默感随着类似的不和谐的程度强化而不断加深。跑警报的人，大都带着贵重的金子。哲学系的某个学生，作出这样的逻辑推理：
有人带金子，必有人会丢掉金子，有人丢金子，就会有人捡到金子，我是人，故我可以捡到金子。因此，跑警报时，特别是解除警报以后，他每次都很留心地巡视路面。他当真捡到过金戒指！逻辑推理有此妙用，大概是教逻辑学的金岳霖先生所未料到的。
这位同学捡到金戒指的事情是偶然的，但作家却用一种牵强附会的、不和谐的逻辑，把它说成是必然的。有人丢掉金子必有人捡到金子，就不是必然的。有一种可能是丢掉了，并没有给人捡去，而是失落在某一角落。至于我是人，故我一定会捡到金子，更是不合逻辑推理的规则。这条推理要能成立，必须大前提是周延的，也就是没有例外的。所有的人都捡到金子，我是人，所以我才一定能捡到金子。如果只有个别人能够拣到到金子，并不能推出我是人，就一定能捡到金子的结论。不合逻辑的推演是荒谬的、不和谐的，这是明显的歪理歪推。因为其理之歪，才显得不和谐，这已经是可笑了，然而推理又和事巧合，就更加可笑了，因而谐趣在这则故事中显得更浓，幽默感就更强了。
跑警报有这么多趣事，不跑警报，也有趣事。一个女同学利用这个机会洗头，一个男同学利用这个机会煮莲子，即使飞机炸了附近什么地方，他仍然怡然自得地享受他的莲子。文章写到这里，几乎全是趣事，轻松无比。忽然笔锋一转，说是飞机也炸死过人。田地里死过不少人，但没有太大的伤亡。
这一笔，从文章构思上来说，可以叫做补笔。为什么呢？开篇我们就说过，飞机空袭是一件恐怖的事情。但作家的文风，却追求一种轻松、幽默的风格。一连串写了许多轻松的故事，幽默随着不和谐感的强化而强化。读者也可能发生疑问，在这样的民族灾难面前，作家怎么能够幽默轻松得起来。作家的这一笔，应该是一个交代。因为没有太大的伤亡，所以才幽默得起来，如果每一次都是血肉横飞、尸横遍野，这样轻松幽默，就是歪曲现实了。鲁迅在世时，对林语堂提倡幽默一直怀着警惕，就是担心把刽子手的凶残当作屠夫的一笑。
汪曾祺是一个很有思想的作家，他对这一点是很有警惕性的。除了这一笔以外，还有最为重要的一笔：
日本人派飞机来轰炸昆明，其实没有什么实际的军事意义，用意不过是吓唬吓唬昆明人，施加威胁，使人产生恐惧。他们不知道中国人的心理是有很大的弹性的，不那么容易被吓得魂不附体。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生于忧患，已经很“皮实”了，对于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都用一种“儒道互补”的精神对待之。这种“儒道互补”的真髓，即“不在乎”。这种“不在乎”精神，是永远征不服的。
为了反映“不在乎”，作《跑警报》。
这一段，是对全文的注解。文章写了那么多有趣好玩、不和谐的道理，充满幽默感的、好玩的人和事，并不是低级趣味的搞笑，而有着深刻的、哲学性的思考。在这种不在乎的谐趣中，作者揭示了我们民族在灾难中顽强不屈的精神的一个侧面，同时也表现了自己精神的一种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