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绀弩的《我若为王》和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装》一样是虚拟的，从题目就可以看出来。“我若为王”的前提就是我目前不是国王。作者一开头就宣布自己根本不想当国王，也看不起国王。“我若为王”是一种可笑的幻想，是一种“假定又假定”。然而，整篇文章的精彩就在于全是假定的、想象的内容。
文章的这种优点，我们在欣赏的时候，自然而然地可以感受得到，因为太自然了，反而不觉得奇妙。尤其是在写作时，流行的机械唯物主义的观念，如反映生活、观察生活，往往让人以为，为文之道就是要写现实中存在的东西。殊不知想象的东西，有时比之写实的东西更能表现人生的真谛。《皇帝的新装》是想象的，写了现实世界中不可能存在的事情，不但很动人，而且在思想上发人深省。在学生的作文里，常常有这样的现象，用虚拟的方法写寓言故事的，往往比之写现实的情境要显得有深意和创意。台湾作家张晓风在一次作文的讲座中，所出的题目就是《假如我是上帝》。这个题目很精彩，因为它能刺激学生的想象。
我们不知道张晓风的这个题目是否受到聂绀弩这篇《我若为王》的影响，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假定性的命题对作者、学生的想象力的冲击性很强烈，一旦想象力被调动起来，人的思想的潜在能量就可能得到超常的发挥。在诗歌中类似的题目是很多的，如艾青的《假如我是一只小鸟》，舒婷的《也许……》等。
不过，聂绀弩的这篇文章并不是抒情诗，而是一篇理性和激情交融的文章，带着很明显的杂文批判性的尖锐。聂绀弩在杂文创作上有很高的成就，翻译家冯亦代在《缅怀聂绀弩》中引用吴祖光的话，说他是个传奇人物，弃文习武投奔革命，是文坛继鲁迅、茅盾之后的一位学贯古今的大师，他写的杂文可以媲美鲁迅。和一般的杂文不同，《我若为王》把批判专制的矛头掩藏起来，用的是一种自我调侃的笔调。这就显出了独异的风格，即把尖锐的批判掩藏在荒诞之中。
作者不是正面批判专制权力的，而是遵循专制权力的逻辑，把它推导到荒谬境地，以结果的荒谬显示权力本身的荒谬。如果从正面批判专制权力，就要从理论上和事实上去论证独裁权力的腐朽，这是一般议论文的做法。如果这样，文章可能更全面、更深刻。这也是聂绀弩常用的一种写法，如差不多同一时期的《拍马屁》就是一个例证。正面批判的杂文当然有它的优点，主要是可以把话说得彻底全面，但也有个弱点，就是不如假定自己是皇帝来得有智慧、有趣味。
王权专制由来已久，王位与日常生活距离（从心理的到物理的距离）比较遥远，虽然充满了野蛮和荒谬，但习惯、历史和现状对人的思想有一种束缚力，一般人不能敏锐地感到其中的不合理以及悖谬和野蛮。用假定自己当了皇帝的办法来说理，虽然在讲道理的全面和彻底方面有损失，但能把野蛮的制度和自己的感觉拉近距离，其悖谬的性质就被放大了。潜藏在堂皇制度下的荒谬，就显得违反常识以及可笑。
堂皇和可笑互相冲突，从荒谬中现出深刻，同时也显出了作者的智慧、机敏和趣味。这就叫做智趣或者理趣，这和一般所说的情趣有所不同。这种智趣，来源于机智地揭露王权专制的荒谬，而且是从深层次上揭示。
荒谬的第一层次：假如自己为王，妻子就成了皇后，儿子就成了太子，女儿就成了公主。不管他们多么平庸，他们都会被追捧，“纵然是一无所知一无所能的白痴，也仍旧是太子或王子”，“无论他们怎样丑陋，怎样顽劣”，“也会被人们像捧天上的星星一样地捧来捧去”。
如果满足于这样的荒谬，固然也不无不可，但是文章可能显得很单薄。作者的功夫在于，把荒谬向更深的层次推演。荒谬的第二层次：自己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就变成了“万岁”，自己的每一个贪欲都具有神圣的合法性，可以任性胡为，没有过失、没有罪行。所有的人，不管尊卑长上，都对我卑躬屈膝。所有的人除了谄媚和歌颂，没有别的语言。所有的人，都戴着面具，“快乐的时候不敢笑，不快乐的时候不敢不笑，悲戚的时候不敢哭，不悲戚的时候不敢不哭”。
荒谬到了极点，讽刺却并没有达到极点。相反，作者到此笔锋一转，从反面的讽刺，导向正面的批判。虽然“我”的权威和尊荣至高无上，但却感到“寂寞和孤独”。这一笔透露了作者人文主义的价值准则。这个价值超越于世俗的虚荣，着眼于人的精神，尤其是人的情感。那些奉承“我”的人，是没有感情、没有自尊、没有人格的。他们是一群奴才，连同“我所敬畏的尊长和师友也无一不是奴才”，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是人。而“我”因而只是一群奴才的首领，“作为奴才们的首领，我将引为生平的最大的耻辱，最大的悲哀”。
文章写到这里，可谓峰回路转，这是文章开头到此最大的一次逻辑转折。其动人之处，已经不完全是趣味，而是思想激发出来的智慧的火花。
然而，思想和趣味的深化还没有终止，接着而来的又一大逻辑转折，对读者的想象有更大的冲击力：
我将变成一个暴君，或者反而正是明君：我将把我的臣民一齐杀死，连同尊长和师友，不准一个奴种留在人间。我将没有一个臣民，我将不再是奴才们的君主。
这个逻辑转折使得“暴君”和“明君”的内涵也发生了转折。更值得欣赏的是，从这个转折，又引申出另外一个转折：
我若为王，将终于不能为王，却也真地为古今中外最大的王了。“万岁，万岁，万万岁！”我将和全世界的真的人们一同三呼。
表面上自相矛盾，却是最为深邃的笔墨。不能为王，是因为做奴才的王不值得，成为古今中外最伟大的王，是因为杀尽了奴才。这个“王”，是消灭了王权的社会思想基础的“王”。正如鲁迅在《阿长和〈山海经〉》中最后一次说到她有“伟大的神力”的双重内涵一样，是文章最精彩的关键词。这里的“暴君”“明君”“为王”“不能为王”“世界上最伟大的王”，也是文章的精华所在。词语在不同逻辑、不同语境中有了双重的内涵，二者矛盾而又统一，错位而又和谐，这常常是思想的高潮，也是艺术的亮点。
从一个亮点延伸出一个又一个的亮点，转折和亮点的密集度很高。这好像是欧·亨利的小说，到了结尾处，一个接着一个的对转，一次又一次地让读者享受阅读的惊喜。这对培养读者的杂文的文体感来说，是绝佳的机遇，聪明的语文老师应该揪住不放。当然，任何语言的教育，都不能孤立地进行，不能忘记，这样的高潮迭起，转折重重，是表现了作者的愤激以及愤激中的机智，机智中的尖锐，尖锐中的深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