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散文不长，一千多字，表面看来一望而知，不难抓住其基本精神。有人认为这篇散文刻画了一个穷苦卑微但又心地善良、老实厚道的老王形象，表达了作者对老王那样的不幸者的关心、同情和尊重，蕴含着“人道主义”的精神。这样的理解大致无错，然而更严密地审视起来，则有诸多不够准确之处。上海市一位很有头脑的教师就对“人道主义”的“同情”提出质疑，认为实际上作者流露出对小人物居高临下的优越感。有网友更是认为此文“对老王的人物描写尽管很传神”，“但刻画得太无情了”。在课堂上，也有学生提出，作者既然要表现老王生命行将终结，完全不顾自己，将最贵重的营养品奉送给作者，为什么却把他写得很可怕，把活人写得像死人一样：
他面色死灰，两只眼上都结着一层翳，分不清哪一只瞎、哪一只不瞎。说得可笑些，他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的，就像我想象里的僵尸，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皮，打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
尽管有这样的笔墨，读者对老王的印象仍然是“穷苦卑微但又心地善良、老实厚道”，能读出作者对他有深切的“同情尊重”。照一般的阅读预期，既然是同情尊重，就应该是美化的，怎么可以用这样丑化的语言呢？
此类散文，并不是平面的结构，而是三个层次性的立体结构。其表层是由感性意象的连续性组成。如果仅凭“整体感知”，所察觉到的，可能只是一个平面，基本只能得出杨绛在本文中刻画了一个穷苦卑微但又心地善良、老实厚道的老王形象。这并不是文章的精华所在，文章的动人之处，更在于作者从容、精致、深刻地表现了自己对这个不幸的下层人物精神品质的发现过程。表层意象的感染力是由其深层情感决定的。王国维总结中国古典诗话说“一切景语皆情语”，克罗齐认为：“意象乃是把情感寄托在对象中，感染力的奥秘来自情感，由情感决定。”要全面准确理解此类散文，就要深入分析意象第二个层次的情感脉络。
王国维和克罗齐的说法，还嫌比较笼统，决定文章生动性的还需要一种特殊的、不可重复的情感。这种情感特点，是贯穿在文章整个过程中的。19世纪德国的实验心理学就发现情感的特点是动态的，汉语里也有动情、感动、激动、触动、动心、情动于衷等说法，情总是和动联系在一起，相反就是无动于衷。英语的感动（move），其中心词义也是动。按这个原理，对作者情感特点的分析，就不能停留在局部的描写上，而要看她对老王情感运动的过程，也就是情感的脉络。这可以简称为“意脉”，这个意脉是潜在的、隐性的。要把这隐性的意脉揭示出来，就要突破表层天衣无缝的统一性，抓住意脉中的矛盾和差异。
既然作者对老王“同情尊重”，那么一些对老王的突出描写中又带着“丑化”的性质，这个矛盾就不能放过。文章的立意也是在矛盾的发展和转化之中确立的。与一般赞美性散文（如《安塞腰鼓》）不同，作者的笔墨并不是从头到尾都是赞美。作者的感情是一个变化发展的动态过程。严格说起来，作者在开头的描写可以说很无情：“他只有一只眼，另一只是‘田螺眼’，瞎的……有人说，这老光棍大约年轻时候不老实，害了什么恶病，瞎掉一只眼。”正面表现此人外貌丑陋，品行上可能有污点，这种笔墨似乎有点“冷漠”，甚至有点“冷酷”。但作者作为高级知识分子，感情的特点在于对这个丑陋的下层人物（失群落伍，住着不像样的房子，又没有什么亲人）却没有嫌弃、歧视，相反，对品性上可能的污点（用的词也很委婉，“不老实”）加以回护，还给他鱼肝油，改善他的视力。作者得出的结论是：“他也许是从小营养不良而瞎了一眼，也许是得了恶病，反正同是不幸，而后者该是更深的不幸。”
这表现了对老王的同情中有宽容，甚至流露出怜悯，这显然是从一种悲天悯人的高度来看芸芸众生的姿态。有些老师发出对杨绛的居高临下的责难，其根据可能就在这里。这只是意脉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环节中，作者对弱者的同情，甚至对他的“不老实”的回护，都带着某种理性的宽容，从姿态上可以说是俯视的。如果作者对老王，仅仅就是这么同情、宽容地写下去，那情感就没有动态的发展可言了。接着写到老王给楼下人家送冰，愿意为作者带送，车费减半。抱着冰上三楼，放入冰箱。冰比别人送的大一倍，冰价相等。作者感慨，和胡同口蹬三轮的相比，“老王是其中最老实的”。到这里，文章的意脉发生了转折，从“不老实”变成了“最老实”。从同情、宽容转为带着某种敬意了。接着是意脉的第三阶段：
“文化大革命”开始，默存不知怎么的一条腿走不得路了。我代他请了假，烦老王送他上医院。我自己不敢乘三轮，挤公共汽车到医院门口等待。老王帮我把默存扶下车，却坚决不肯拿钱。他说：“我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我一定要给钱，他哑着嗓子悄悄问：“你还有钱吗？”我笑说有钱，他拿了钱却还不大放心。
客观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革以前，作者有优越的地位，而文革一开始，作者的地位变得卑微了。有两个关键性的句子，当代的青少年很可能难以理解。第一个是“我自己不敢乘三轮”，为什么堂堂的学者“不敢乘三轮”呢？原来在文化革命期间，杨绛被红卫兵剃了阴阳头，也就是把头发剃去了一半。有了这样一种外在的标志，坐在三轮车上让劳动人民出汗，随时随地都可能被认为招摇嚣张而被拉下车。第二句是老王问作者：“你还有钱吗？”这时杨绛和钱锺书都被扣发了工资，只给少量生活费，客观形势发生了对转。在老王眼中，杨绛和钱锺书成了弱者、贫困者、不幸者。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敌视鄙视的目光包围（甚至连自己家的厨房也给同单位的人士占去一半，还受到欺压）的作者，得到一个穷苦的不幸者自发的同情。此时作者就被感动了，但这种感动还带着一点物质上的优越感。老王不收钱，“哑着嗓子悄悄问我：‘你还有钱吗’”，作者“笑说有钱”。这个“笑”字用得非常含蓄，说明作者觉得老王的顾虑是多余的。但下面一句“他拿了钱却还不大放心”。说明作者虽然感到这种物质上“被同情”是多余的，但也从精神上感到此人可敬。从意脉的第三个阶段可以看出，作者与老王在精神上不再是俯视，而是平视了。
杨绛对老王的意脉的第三个阶段，就是读者最容易发生困惑的那一段。为什么对一个要赞美的人物要用那样带着冷酷的，甚至可以说是“丑化”的笔墨？这是因为，在接受老王的馈赠时，她对老王的理解，还只限于物质上的，虽然有些感激，仍然有些不解，觉得老王对他们的经济困境想象得有些过度。因而，想到的只是在经济上给予等价的补偿。正是因为这样，他看到的老王的形象还只是生理上的病态，“僵尸”“白骨”“骷髅”等的用语，叫人毛骨悚然。不可忽略的是，前面还有个限定，“说得可笑些”，面对接近死亡的征象，居然还有开玩笑的兴致。这说明她还没有理解老王的精神：把自己最好的食品留给非亲非故的“弱者”。到了明白老王的馈赠，竟是在他临终之前，这是情感的高潮，是意脉的第四阶段：
但不知为什么，每想起老王，总觉得心上不安。因为吃了他的香油和鸡蛋？因为他来表示感谢，我却拿钱去侮辱他？都不是。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多吃多占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
这里的关键是“侮辱”和“愧怍”。不安是因为意识到拿钱等于“侮辱”，为什么是侮辱呢？别人高贵的精神，自己却以物质的世俗观念去对待。当自己作为文化人，社会地位上升后，很快又恢复成了高贵的人，在精神上暴露了低俗，这就是“愧怍”的缘由。
把意脉理清楚了，从情感完整的变化过程中看，就不难理解这段所谓“丑化”文字的价值了。这里有对“愧怍”的注解：只看到外在的病体丑陋，而没有看到精神的高贵。同时也不难回答前述那位老师对作者“居高临下”的指责，的确最初作者是“居高临下”的。但在得到老王的特别关照后，就变成了感激，甚至感动，这里就带着敬意，又从“笑说有钱”说明，此时对老王是平视了。看到老王离去的病态感到“害怕”，尤其是后来感到“抱歉”，觉得自己对穷苦人的同情还是可以聊以自慰的。但是，到了意识到自己仅以“钱”来表现自己的清高，和老王无条件地奉献相比，在精神上相形见绌，猝然间感到自己的“愧怍”，感到自己的精神素养远远在这个命运不幸外貌丑陋的人之下。在回忆中对老王的态度，就不仅不是俯视、平视，而是在不知不觉中仰视起来。
对深层意脉分析到此，可以说大致理解了这篇文章的精神。然而，停留在这里是不够的。文学意脉还不是最深的层次，最深邃的层次是文学形式风格。
不可忽略的是，首先，意脉的最高潮是“愧怍”，可是作者却戛然而止，为什么不让情感抒发一下呢？这篇文章和鲁迅在《一件小事》中突然觉得洋车夫形象高大起来，自己变得渺小，在立意上有相近之处。但是，杨绛的意脉不但曲折得多，而且杨绛没有直接像鲁迅那样把主题句（“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增加我的勇气和希望”）表述出来，而是把感情的脉络深深地隐藏在外部的意象发展过程之中。
这是一篇抒情散文，但杨绛却几乎没有直接抒写感情。她的同情、宽容、感激、敬意，都潜藏在字里行间。全文都是外部过程、动作、对话的描述，严格说来，直接抒情只在最后一句中的“侮辱”和“愧怍”。然而恰恰在这句最能表现其感情的特点，也可以说是情感脉络高潮的地方，文章戛然而止。这就是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古文十弊》中所说的：“文章变化，侔于鬼神，斗然而来，戛然而止。”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只给出情感变化的结果，并不像鲁迅那样，把原因和结果的逻辑交代得很完整。大幅度的逻辑空白，没有导致读者的误解，原因在于这个结果在意脉的发展中有倒转（从俯视到仰视）之势，有足够的冲击力刺激读者去想象原因，对于细心的读者来说，则是对意脉的回顾和体悟，这就叫做回味。
这种回味是相当隽永的，原因还在于杨绛不像钱锺书那样淋漓尽致地幽默，也不像朱自清那样抒情。她似乎有意追求不事形容感叹，只在意叙述的效果。杨绛对西方当代文学的高度修养使她回避渲染，就是叙述也尽量节约。这在西方文学理论中叫做“understatement”（反之，则像《安塞腰鼓》那样，叫做“overstatement”）。杨绛追求的叙述效果，即使是在灾难痛苦中，也是从容不迫地叙述。一开头的叙述对话，心情宁静，连细节都很少（只有一个“田螺眼”）。她不敢坐三轮车，挤公共汽车到医院门口等待，都没有交代一下当时灾难性的遭遇和内心的痛苦，甚至写到老王送她香油、鸡蛋，也没有补充说明一下，这些东西在当时要凭票供应，有钱也很难买到。这令我们想到中国传统的“惜墨如金”，甚至想到海明威所说，作家所写出来的，当如海上的冰山，露出来的只是八分之一，八分之七在水下。当老王不收车钱，她一定要给，老王问她说：“你还有钱吗？”明明她可以告诉老王，虽然他们被扣发工资，但就他们夫妻俩的生活费加起来（再加上作为资深教授的家底），比之老王还是要富裕得多。杨绛可能觉得，只要有“文化革命开始”和“老王哑着嗓子悄悄问你还有钱吗”（“哑着嗓子”是难得的形容），就足够了。至于杨绛的回答：“我笑说有钱”，这个“笑”字，包含了丰富的内涵。不但是感谢他的善意，而且是隐含着对一个穷人想象她物质贫困上的偏差，以及对他过分顾虑的心领神会。这么多意思，杨绛觉得一个“笑”字就够了。若是再加解释，就有点“overstatement”了。但是，在写到老王临终前的形象，杨绛又不惜笔墨，用了许多细节，可谓大笔浓墨，把他的形象写得毛骨悚然。这样的写法，是对后来心理强化反应的伏笔，追求的是一种震撼效果。老王关心他人，是无条件的，丝毫没有考虑到自己的健康状况。这个不幸的人，在精神上比自己更高贵，可是在他生前，自己却自以为经济上的大方足以表现自己的清高，这就使作者在后来渐渐明白过来时，感到十分“愧怍”。
“愧怍”的内涵很深厚。第一，自己以为对不幸的人有所同情、有所宽容是很高雅的，但却对一个不幸者的高贵品性难以觉察，相反，只对人家的外貌病态感觉到“害怕”。第二，本以为自己的“抱歉”足以自慰，但日后却日益感到“不安”。第三，自己往日之所以有居高临下的同情，只不过是习惯于享有优厚待遇，这种待遇并不一定公平，从严格意义来说，不过是“多吃多占”而已。
分析到这里，才达到了文章的第三个层次，那就文体风格的层次。只有到了这个层次，才能真正懂得杨绛炉火纯青的艺术风格。
一般的作者，回忆自己尊敬的人，往往要用美化的语言，何况是一个已经故去的人。表现美，并不一定要用美好的形容，相反可以用平实的，并非诗化的叙述，甚至“丑化”的描述，这是需要勇气的，取得成功的难度也更大。
教学要求应该是，理解文章中的叙述如何成为一种不抒情的抒情，而且比抒情更为深沉，因为其中还渗透着智性思考。
让巴金来写这样的心态，他会这样的节约着文字吗？可能不。
在巴金的《小狗包弟》中写到他在文革中迫不得已，把小狗送到医院去解剖以后的心情：
包弟送走后，我下班回家，听不见狗叫声，看不见包弟向我作揖，跟着我进屋，我反而感到轻松，真是一种甩掉包袱的感觉。但是在我吞了两片眠尔通、上床许久还不能入睡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包弟，想来想去，我又觉得我不但不曾甩掉什么，反而背上了更加沉重的包袱。在我眼前出现的不是摇头摆尾、连连作揖的小狗，而是躺在解剖桌上给割开肚皮的包弟。我再往下想，不仅是小狗包弟，连我自己也在受解剖。不能保护一条小狗，我感到羞耻；为了想保全自己，我把包弟送到解剖桌上，我瞧不起自己，我不能原谅自己！我就这样可耻地开始了十年浩劫中逆来顺受的苦难生活。一方面责备自己，另一方面又想保全自己，不要让一家人跟自己一起堕入地狱。我自己终于也变成了包弟，没有死在解剖桌上，倒是我的幸运……
整整十三年零五个月过去了。我仍然住在这所楼房里，每天清早我在院子里散步，脚下是一片衰草，竹篱笆换成了无缝的砖墙。隔壁房屋里增加了几户新主人，高高墙壁上多开了两扇窗，有时倒下一点垃圾。当初刚搭起的葡萄架给虫蛀后早已塌下来扫掉，连葡萄藤也被挖走了。右面角上却添了一个大化粪池，是从紧靠着的五层楼公寓里迁过来的。少掉了好几株花，多了几棵不开花的树。我想念过去同我一起散步的人，在绿草如茵的时节，她常常弯着身子，或者坐在地上拔除杂草，在午饭前后她有时逗着包弟玩……我好像做了一场大梦。满园的创伤使我的心仿佛又给放在油锅里熬煎。
这样的熬煎是不会有终结的，除非我给自己过去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了总结，还清了心灵上的欠债。这绝不是容易的事。那么我今后的日子不会是好过的吧。但是那十年我也活过来了。
即使在“说谎成风”的时期，人对自己也不会讲假话，何况在今天，我不怕大家嘲笑，我要说：我怀念包弟，我想向它表示歉意。
巴金最后表示“歉意”，写了这么多话，风格与杨绛只两个字“愧怍”显然不同，哪一种风格有更高的艺术水准呢？这值得我们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