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一上来就针对《桃花源记》，说它给世人留下了长久不变的印象，让人们觉得在桃花源那个地方生活的人们，都是一些神仙和遗民，都生活在洞天福地里。但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呢？这篇文章以现实的描绘作出了回答。
桃花源还在，但桃花却并不怎么动人。竹林也有，但与诗化的理想境界格格不入，处处有人用小刀刻下名字，甚至还有新派学生的英文名字。所有这一切都是煞风景的、反诗意的。特别是间或还有“剪径壮士”，作家所用的笔墨并不严峻，不说是强盗，还说“仿照《水浒传》上英雄好汉行为，向游客发个利市”，后果也并不严重，只是让游客“措手不及，不免吃点小惊”，话说得比较俏皮，多少有点调侃的意味。
对现实中的桃花源，沈从文一直是以调侃的语调来形容的。这种调侃首先表现为对桃花源现实的杂乱印象：一方面有“风雅”人士带着陶渊明的诗集来这里“访幽探胜”；一方面又推行“印花税的布告”（要知道，在陶渊明的理想中应该是“秋熟靡王税”的），连大烟馆都要“照章纳税”。再加上极其世俗的“棺材铺官药铺”“和尚道士”“经纪媒婆”，还有祠堂里驻扎着军队，所有这一切都在说明，所谓世外桃源，完全是虚构的，沈从文家乡的桃花源，根本就没有陶渊明作品中桃花源的影子。
当然，他的桃花源，也不全是煞风景的，也有沈从文式的美好景观。这主要不是什么理想的社会风貌，而是人物的精神气质。这种气质和陶渊明所说的农家乐图景很不相同。这里的人文景观很世俗，从买鸡蛋到做桐油、水银、朱砂生意，再到制竹工艺，人们没有一点把逐利的市场当作“樊笼”的心情，相反觉得活得挺滋润，虽然这种滋润中渗透着野性。作家不惜用一大段文字来形容载客的小划子上拦头工人的紧张搏斗：
上滩下滩时看水认容口，出事前提醒舵手躲避石头，恶浪与洑流，出事后点篙子需要准确，稳重。这种人还要有胆量，有气力，有经验。张帆落帆都得很敏捷地即时拉桅下绳索。走风船行如箭时，便蹲坐在船头上叫喝呼啸，嘲笑同行落后的船只。自己船只落后被人嘲骂时，还得回骂；人家唱歌也得用歌声作答。两船相碰说理时，不让别人占便宜。动手打架时，先把篙子抽出拿在手上。船只逼入急流乱石中，不问冬夏，都得敏捷而勇敢的脱光衣裤，向急流中跳去，在水里尽肩背之力使船只离开险境。
这里的人要生存，就得和大自然搏斗。因而既不文雅，也不宁静，相反有一点野气，有时还会发展到“相互辱宗骂祖”的程度。为了生存，除了学习挨打挨骂，还要把那些骂人的话记在心里，“将来长大时再用它来辱骂旁人”。在这样带点野蛮的生活中，人的生命观念并不神圣，一不小心“在水中淹死了”，也用很平常的语言来交代过去，一点抒情也没有。
生活的贫困，充满了风险和残酷，难以轻松和丰裕，老老小小，并不怡然自乐。但是，生活在其中的人，仍然有一种美，那就是强悍的气质，粗犷的美。这种粗犷的美，沈从文并不想用桃花和竹林来象征。他觉得，生长在山崖间的兰科植物芷草，才和这样的人情相配。他这样写道：
这种兰科植物生根在悬崖罅隙间，或蔓延到松树枝桠上，长叶飘拂，花朵下垂成一长串，风致楚楚。花叶形体较建兰柔和，香味较建兰淡远……船上人若伸手可及，多随意伸手摘花，顷刻就成一束。若崖石过高，还可以用竹篙将花打下，尽它堕入清溪洄流里，再用手去溪里把花捞起。
在沈从文看来，在这粗犷的世界里，并不是没有柔美的花朵，只是不如桃花那么雅致，那么芳草鲜美，落英缤纷，而是充满了山间野气的美：
除了兰芷以外，还有不少香草香花，在溪边崖下繁殖。那种黛色无际的崖石，那种一丛丛幽香炫目的奇葩，那种小小回旋的溪流，合成一个如何不可言说迷人心目的圣境！若没有这种地方，屈原便再疯一点，据我想来他文章未必就能写得那么美丽。
同样是桃花源的美，同样是花，沈从文所发现的，和陶渊明不同。沈从文的花，是长在山崖间的野花，而陶渊明的花，是人工的桃花林。这不是偶然的。陶渊明毕竟做过县官，他的美学理想，充满了文人雅士的色调，而沈从文则是当兵出身，他的美学境界中，充满了身体的强壮和生命的豪强。他向往的美，到了文章最后引出一滩血迹，显出一种悲剧的崇高美：一个大学毕业生，率领农民上城请愿，用木棒旗帜和步枪、机关枪对抗，其结果是牺牲后，被“抛入屈原所称赞的清流里喂鱼吃了”。现实的残酷，与陶渊明的世外桃源对照，相去何其远也。
沈从文的世界和陶渊明的不同还在于，沈从文的境界中，还有一种更为悲凉的性质，即英雄的被遗忘：
几年来本地人在内战反复中被派捐拉伕，应付差役中把日子混过去，大致把这件事也慢慢地忘掉了。
这是何等的麻木，而这也是生活在桃花源里的人啊！写到这里，沈从文的对陶渊明的调侃，变成了讽刺，甚至变成了悲叹。原因就在于现实的残酷，容不得调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