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赏析文章认为《箱子岩》的特点，是抒发了作家的真情实感，表现作家对自己乡土的热爱。这样的话没有错处，但却不能揭示本文的特点。阅读的大忌，就是大而化之，把普遍的、共同的性质当成文章的特点。特点是文章的生命，我们学一篇文章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把握特点，看作家如何把感情和情境的特点交融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体悟到作文的奥秘，不是看到什么就写什么，而是把那些和自己感情特点有关系的东西凸显出来。
《箱子岩》写了两件事情，当中相隔十五年。第一件是端午节划龙舟，一开头就突出了一种反差。一方面是环境，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都很古老。山腰上、石缝中，有“古代巢居者的遗迹”。另一方面是现代人划龙舟的风俗，作家对节日的种种细节的关注，对妇女孩子的尖叫，对兴奋、热闹、欢欣的场景，充满了欣赏，还引起了“对于历史回溯发生一种幻想”。从这里大致可以看出作家的抒情，主要是对乡土、民俗的感情。这一切使作家着迷，不但有现实的欢乐，还有历史的沧桑。最有特点的是，它不但联系着屈原那样历史光圈，而且有并不太遥远的惨烈的杀戮。历史的沧桑和现实的欢乐，文化渊源的光荣和生命杀戮的惨痛，是如此紧密地交织着。然而作家却发现：
然而仔细一想，这些根本上又似乎与历史毫无关系。从人们应付生存的方法与排泄感情的娱乐看上来，竟好像今古相同，不分彼此。这时节我所眼见的光景，或许就和两千年前屈原所见的完全一样。
节日热闹欢乐的风俗，作家用了工笔细描的方法向读者展示。然而作家的思绪却不局限于节日的喧嚣，他从节日中看到的不仅仅是民俗民风，而是这里人民“应付生存的方法”。作者思绪的焦点，亦即文章的主题，就从这里激发开去。欣赏沈从文的这篇文章，这就是纲领。接下来的内容，就具体展示这里的百姓“应付生存的方法”。什么样的“应付生存的方法”呢？无非就是，第一，兴奋的呼喊。“人声嘈杂”“锐声呼喊”，妇女们“尖锐的叫唤声”“快乐呼喊”，“孩子的哭声”，再加上飘扬在河上的锣鼓声。第二，喧嚣的情调。月光下的河面如镀了银，岸边码头上燃着的火燎，这一切，也许在外乡人看来，是一片喧嚣，没有什么了不得的。而沈从文却觉得，这一切了不得：
提起这件事，使我重新感到人类文字语言的贫俭。那一派声音，那一种情调，真不是用文字语言可以形容的事情。
甚至在领略了这样的风光以后，他竟然觉得：
一切书本上的动人记载，皆看得平平常常，不至于发生惊讶了。
文章第一件事所突出的这种原始的风习，在作家的欣赏中，带有一点诗意。这种诗意的特点不是一般的风雅的诗意，而是有一点原始粗犷的人性的诗意，是人类生命自发的、或者是发泄性的欢乐的人性的诗意。
如果在第二件事情上，作家的感情还是这样，就太平淡了。
十五年后，作家来到同一个地方，不过时间是年关。气候和情景大不相同，本想“温习”五月端午的情怀，却发现了“萎落”“冷落”，但即使是这样的情景，也能从贫穷而安分的乡亲们身上，感到饭铺柴火“快乐地燃烧着”，意识到那些在端午节玩龙舟的人，就是眼前这些打猎的、捕鱼的、船夫、成衣匠。他们“按照一种分定，很简单的把日子过下去”。那些创造出端午节日热闹场景的人物，在平日里却过着“简单的日子”。“简单的日子”，这是贫寒和艰难的日子的另一种说法。如果是一个以鼓动阶级斗争为务的革命作家，就要把贫寒和艰难、痛苦、不平联系在一起了。但是沈从文从贫寒艰难中看到了“简单”，而且看到了他们的“按照一种分定”，也就是他们安于一种由客观环境造成的命运。而沈从文也不想启蒙他们，让他们起来有所作为。他觉得这些人虽然有过庆贺和仇杀，然而：
从整体来说，这些人生活却仿佛同“自然”已相融合，很从容的各在那里尽其性命之理，与其他无生命物质一样，惟在日月升降寒暑交替中放射，分解。
“与其他无生命物质一样”自生自灭的人生，应该是一种悲剧。沈从文却没有像鲁迅那样，对他们的麻木加以批判，相反是充满了理解和同情。把他们的生命概括为“很从容的各在那里尽其性命之理”。这种性命之理，沈从文说是：
不辜负自然的人，与自然妥协，对历史毫无负担，活在这无人知道的地方。
这是悲剧吗？不能以简单的是非来回答。沈从文接下去表述着自己独特的思考：
另外尚有一批人，与自然毫不妥协，想出种种方法来支配自然，违反自然的习惯，同样也那么尽寒暑交替，看日月升降。然而，后者却在慢慢改变历史，创造历史。一份新的日月，行将消灭旧的一切。
在这里，沈从文提出了另外一种生存状态，不但改变自然，而且改变历史。这似乎是指沿海和内地一些地方，在尖锐的政治经济斗争中的人生。沈从文在描述这样的人生时，用了一种并不完全肯定的词语：“违反自然的习惯。”尽管如此，沈从文还是提出，这种“同‘自然’已相融合，很从容的各在那里尽其性命之理”的人生，要有所改变。问题不在于要不要改变，而在于如何改变：
我们用什么方法，就可以使这些人心中感觉一种对“明天”的“惶恐”，且放弃过去对自然和平的态度，重新来一股劲儿，用划龙船的精神活下去？这些人在娱乐上的狂热，就证明这种狂热能换个方向，就可使他们还配在世界上占据一片土地，活得更愉快更长久一些。不过有什么方法，可以改造这些人狂热到一件新的竞争方面去，可是个费思索的问题。
从这里可以看出沈从文对家乡人的生存状态显示出矛盾的心情，一方面，觉得他们在玩龙舟方面表现出来的活力是值得赞赏的，可是另一方面，又看到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那样的麻木，被动地接受命运的安排，不思改变现状，是没有未来的。这令他感到“惶恐”，这完全是划龙舟那样的生命力的浪费，但又不知道如何来把这种消极的生命力转化到“新的竞争方面去”。
从写作方法来说，这一段散文已经不仅仅是抒情，而是议论了。这一段议论，在艺术上并不是最精彩的，因为太直白了，缺乏足够形象的支撑。但从思想上来说，却是相当深邃的，很能表现沈从文当年思想的特点。
光有这样的议论，显然不够表现家乡人生命的病态。接下来，一个人物的出现，从艺术上来说，就是为了弥补抽象议论的不足。这是个正当青春年华的人物，身不由己地被抓去当了两回兵，受了伤。他的生存状态发生了几个方面的变化：第一，断了一条腿，成了残废。第二，“脸上刻画着一种兵油子的油气和骄气”，“身份特高一层”。第三，令人震惊的是，他成了毒品贩子。这种非法的勾当在当地的特殊环境中，竟是这样的：
领得了伤兵抚恤费后，于是回到家乡来，用什长的名义受同乡恭维，又用伤兵名义做点特别生意。这生意也就正是有人可以赚钱，有人可以犯法，政府也设局收税，也制定法律禁止，又可以杀头，又可以发财，那种从各方面说来都似乎极有出息的生意。
沈从文从这个人物身上揭示了不讲科学、没有道德、没有法律观念的生活，完全是按着生存本能的一种龌龊的生活，在家乡人眼中却是高人一等、备受称赞的。作家莫大的悲哀，没有直接用语言表现出来，但读者仍然能感受得到。这是因为故事还特别强调了这个人的堕落，是多么的无奈：
屈指算那什长的年龄，二十一岁减十五，得到的数目是六。我记起十五年前那个夜里一切光景，那落日返照，那狭长而描绘朱红线条的船只，那锣鼓与热情兴奋的呼喊……尤其是临近几只小渔船上欢乐跳踯的小孩子，其中一定就有一个我今晚所见到的跛脚什长。
当年天真烂漫的孩子，极尽生命的欢乐，如今却变成了贩卖毒品的兵痞。虽然这个兵痞，仍然富有生命力（“受伤了，在他人也许要在医院里锯断腿的，而他却以一种不可思议的不科学的方法保存了自己的腿”），但却变成了生命的脓疮，成了“可以溃烂这乡村灵魂的人物”。
面对这样的生命，沈从文笔锋一转，突然讲了一个“散兵”——贺龙一把菜刀搞革命的故事。虽然跨度稍大，但读者不难把贺龙式的“散兵”和那个“伤兵”的人生联系起来。那正是前文所说的：“放弃过去对自然和平的态度，重新来一股劲儿，用划龙舟的精神活下去？这些人在娱乐上的狂热，就证明这种狂热能换个方向，就可使他们还配在世界上占据一片土地，活得更愉快更长久一些。”
在五四新文学运动史上，沈从文并不是一个革命作家，在这里，沈从文并不是要鼓动革命，只是从生命的质量上，他情不自禁地向往着另外一种人生。只要能打破那种僵死的、麻木的、腐败的人生，就是更激烈的反抗也成。
林非的《真情实感》中，强调散文一定要写情感的真实、诚恳，但还不够全面，沈从文的这篇散文，不但有真情实感，而且有深邃的思想，情感和思绪是水乳交融的，情感的真实和诚恳有时并不深刻，只有和有深度的思想结合起来，才能更有力度。从学术上来说，情感的价值属于审美，但审美并不限于情感，情感的深处，必然有思想的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