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杂谈》是一篇演讲。为什么要特别提醒这一点呢？这与整个行文的风格有关。如果不是演讲，有些话就是多余的，有些话就不应该那么讲。例如第一段，既来讲话了，就讲吧，偏偏说“没有什么东西可讲”，只是“随便谈谈”，又说“其实也算不得什么演讲”。这不是废话吗？也许在一般的散文中，正如鲁迅自己所说的“可有可无”的话，应该删去的。但是在演讲中，却不宜省略。
演讲是现场交流，现场交流常常要有一个开场白，开场白就是可以讲些废话的。因为一开始，听众的思想还不够集中，一下子讲重要的事，有些听众根本就来不及集中注意力。先讲一些不重要的话，让他们适应会场的氛围，逐渐安定下来，就是没有听清楚也无关大体。开场白的另一个功能是缩短听众与演讲者的心理距离。并不是所有的听众在开头时注意力都不集中，有些听众一下子就很凝神。对这些人，讲可有可无的废话，不是浪费人家的生命吗？不是。这些听众都是些普通人，而演讲者不是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就是具有精神优越性。由于地位悬殊，听众与演讲者有心理距离。特别是在鲁迅这样的大人物面前，一般人更会有一种距离感，以为鲁迅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很伟大、很重要的。这样的心理，会使演讲者与听讲者之间的心理距离扩大，难以产生现场共鸣效应。
演讲和写文章不同。写文章时，读者是不在场的，读者读文章时，作者也是不在场的。一些读者读不下去，作者是看不见的，既不影响作者的情绪，也不影响其他读者的情绪。而演讲是在同一个现场，只要有部分人不感兴趣，发出声音，就会影响演讲者和其他听众的注意力。相反，如果大部分听众很感兴趣，很投入，又是鼓掌，又是笑，就会鼓舞演讲者，同时也会把那些注意力本来不很集中的听众裹挟进来，造成一种情感和感觉的双向交流和互动的优势，缩短心理距离，台上台下混为一体，达到演讲的最佳效果。
善于演讲者，一般都努力缩短演讲者和听众的心理距离。开场白尤其重要。演讲之大忌就是念讲稿，因为一念讲稿，就把心理交流的窗子（眼睛）挡住了，把自己孤立起来，不但不能缩短心理距离，反而扩大心理距离，现场的交流和互动就很困难了。
鲁迅一开头的那些话，说自己的讲话没有什么了不起，随便谈谈而已，没有多重要，连演讲也算不上。这就摆出一副平易的姿态，平易则近人，近人就是缩短心理距离。
不善于演讲的人，一到台上，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把演讲和朗诵混为一谈。其实朗诵是一种表演，是让别人欣赏的，是单向发出信息。朗诵的语言，可以是很雅致、华丽而有诗意的。但是那样的话语，大都是书面语言，虽然很有诗意，却不明快，需要听众费脑筋，要求他全神贯注，调动智慧和想象来理解，这就很难营造现场交流的氛围。比如有一种语文课本，选了一篇《毕业晚会上的即兴演讲》，下面是其中的一段：
三年的时光，匆匆地流逝了，相聚不知珍惜，别离才显情重。此刻离别的晚会为我们而开。再回首，张张熟悉的面孔像朵朵彩云一一掠过，多姿多彩的生活如童话般的梦境，在你、在我心头重播。可这一切，都将如轻烟一缕，缓缓地飘向白云深处。
这么多书面化甚至拗口的形容词，还有对称的句法，口语词汇更是少得可怜，绝对不是现场即兴的，几乎可以肯定是事前书面准备、推敲的成果，互动和沟通根本谈不上。
演说和写抒情文章不同，关键是要激起现场感应和共鸣。华丽的形容词一旦用得太多，不但不能缩短心理距离，反而可能造成心理距离的扩大。鲁迅这篇演讲的开场白，目的就是丢开两个架子：一个是作文章的架子，一个大作家的架子。让听众觉得就是一个普通人在和你谈心。
鲁迅把到读书分为两类，一类是职业性的；一类是满足兴趣的，非职业性的。作为学生，为了升学，虽然没有兴趣，却非读不可。否则如何呢？鲁迅说了两次，第一次是说“有些危险”。明明是升不了学，是很严重的后果，却说得很含糊。显而易见的后果，由听众自己领悟，比自己说出来更容易有共鸣之效。第二次是说“和将来的生计便有妨碍了”。说得也比较含蓄，没有说到对国家、对民族会有什么坏处上去。鲁迅自己弃医学文，就是为了根治民族劣根性的。太高的带有鼓动性的调子，对于鲁迅的个性来说，不一定适合。为了进一步缩短与中学生的距离，鲁迅讲到了自己：“因为做教员，有时即非看不喜欢看的书不可，要不这样，怕不久便会于饭碗有妨。”把自己读书的目的降低为为了“饭碗”，这也是为了接近听众与自己的心理距离：原来大作家并不是高不可攀的圣人，和普通人是一样的。“饭碗”是个口语词，用得很到位。本来可以选择的词语很多，为了生计，为了生存，不是文雅一点吗？但那样就不利于缩短心理距离了。
虽然自己是读书读出名，有了巨大成就的人物，但是鲁迅强调说，读书谈不上“高尚”，没有什么可以夸耀的，没有什么了不起，和做工差不多。但鲁迅不说“做工”，做工比较空泛，读者没有感觉，鲁迅用细节来代替概念：“木匠磨斧头”“裁缝理针线”，这样比较有形象性。自己不但谈不上“高尚”，有时还觉得“很苦痛，很可怜”。读到这里，聪明的读者应该意识到，鲁迅还在不断地缩短和听众的心理距离。缩短心理距离的办法，和抒情的方法是很不一样的。抒情是美化的、诗意的办法，而鲁迅这里所用的恰恰相反，是尽可能自我贬低的办法。这种贬低是很有分寸的，只是说自己“勉勉强强”有点“痛苦”而已，没有把自己写得很荒谬可笑。这里只是破除一下读书神秘论，由此来提倡一种自由的、自主的，而不是被动的、被迫的读书心态。
把读书人比喻为木匠、裁缝，已经是够不“高尚”了。接下来，又把读书比喻为打牌：
我想，嗜好的读书，该如爱打牌的一样，天天打，夜夜打，连续的去打，有时被公安局捉去了，放出来之后还是打。
这样的比喻属于不伦不类之比。事实上，读书和打牌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赌徒在目的、品行、思想上都和读书人相去甚远。不伦不类的比喻，就会产生不和谐、不一致的感觉。鲁迅作为幽默大师的幽默感，情不自禁地流露出来了。
特别是接下来，鲁迅有意把荒谬感夸大，也就是更加幽默了：
诸君要知道真打牌的人的目的并不在赢钱，而在有趣。牌有怎样的有趣呢，我是外行，不大明白。但听得爱赌的人说，它妙在一张一张的摸起来，永远变化无穷。我想，凡嗜好的读书，能够手不释卷的原因也就是这样。他在每一叶每一叶里，都得着深厚的趣味。
把赌博和读书的境界、趣味之间的区别完全撇开，绝对地强调其中的相同，这明显是片面的，甚至给人强词夺理的感觉。但结合着现场的氛围，可以想象，鲁迅这样的讲话，肯定是很逗乐的。
在正式的论文中，要讲究全面分析，应该避免片面的议论，但是在演讲中，片面性的说法却很有趣。现场交流有时需要一点耸人听闻，只要不是很过火，就能调动听众的感觉，引起听者会心的笑。正是因为这样，在演讲的时候，有些片面、率性、任性的话，比之全面的议论更能引起听众热烈的现场反应。李敖在演讲的时候，就经常运用这样的办法，如“这个事，世界上什么人都不知道，就是我李敖先生知道”之类。
当然，这种片面率性的话，应该是局部的。在整体上，还是要讲究全面的分析。鲁迅上述的类比，是为了强调读书以有兴趣为最好。提倡凭兴趣读书，并不是要一些同学干脆就退学。完全凭兴趣看书只是一种理想，理想的时代可能永远不会到来。他退一步说，希望不要仅仅读课内的书，应该凭兴趣读读课外的书。但是，他又谨慎地指出“但请不要误解，我并非说，譬如在国文讲堂上，应该在抽屉里暗看《红楼梦》之类；乃是说，应做的功课已完而有余暇，大可以看看各样的书，即使和本业毫不相干的，也要泛览”。
鲁迅这篇演讲所讲的道理并不深奥，有些可能是常识，但仍然值得我们钻研。为什么呢？首先是因为他的分析把全面的理性和片面的趣味结合得很紧密。其次，是因为他的语言。他演讲的语言，和他写文章的语言有些不同。他写文章，尤其是写杂文，用的大都是书面语言；而在这篇演讲里，用的主要是口语词语。鲁迅提倡的读书态度是“出于自愿，全不勉强，离开了利害关系的”。这些都是口语，如果用理论的语言来概括的话，应该是“发自内心的需求，不受外部压力的驱使，超越了狭隘功利”。但这样的语词比较抽象，不容易引起共鸣、互动，不适合中学会场的演讲。而口语富于感性、明快的表现力，便于迅速感应。如“饭碗”“木匠磨斧”“裁缝理针线”“打牌”“公安局捉去”“（不要只将课内书）抱住”“大毛病”“饿死”“吃力”等。不过文章中也有相当文雅的语词，如“余暇”“泛览”“手不释卷”“计及”“博徒”等。这并不妨碍整个演讲平易的语体风格。演讲的句法，很富于口语现场交流的特点，如：
嗜好的读书，本人自然并不计及那些，就如游公园似的，随随便便去，因为随随便便，所以不吃力，因为不吃力，所以会觉得有趣。如果一拿到手，就满心想道，“我在读书了！”“我在用功了！”那就容易疲劳，因而减掉兴味，或者变成苦事了。
演讲的语句，不像书面语那样讲究精炼，可以有些反复，例如这里一连用了两个“因为”“所以”。如果是书面文章，这样写就有松松垮垮之感；但是在演讲现场，听众的理解力难以一致，有时就要有些反复。另外鲁迅的这篇演讲，句子很短，短句子接短句子，环环相套，不慌不忙，真是如他自己所说“随随便便”。可能是因为对象是中学生，他采用了娓娓道来的风格。娓娓道来，就得有点耐心，不能一味讲究精炼，太精炼了，有些人就赶不上趟，就要开小差。要懂得演讲和理论文章是不同的，演讲有时不能像学术论文那样追求严密，把句子弄得很长。只有短促明快，听众才可能在现场作出迅速的反应。
当然，从演讲来说，并不是只能有这样一种风格。演讲的风格，也可以不是娓娓道来，而是剑拔弩张、金刚怒目式的，如闻一多的《最后一次演讲》；也可以是抒情的、煽动性的，如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还有精炼、简洁的，如林肯《在葛底斯堡的演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