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最根本的题旨是很严肃的，为了把论题引导出来，鲁迅花了许多篇幅。
题目是《从孩子的照相说起》，并没有一下子就直接说到照相，开头一段，说了些关于孩子和房东太太之间的闲话，又花了两个段落才转到自己孩子和日本孩子的关系上来。然后从日本照相师和中国照相师的不同中，把关于孩子驯良与否的论题引出来。
差不多二分之一的篇幅花在了引题上，在一般文章中，可能是比较不经济的，但是在杂文中，这却是造成“杂”的感觉的一种通用方法。这是因为要论述的问题很抽象，甚至比较枯燥，聪明的作者愿意花较多感性的篇幅让思绪活跃起来，把严肃的问题感性化。这也是许多杂文常用的手法——论述力求集中，行文却可以随意自由，从纷繁的日常现象中作出深刻的分析。
对杂文来说，分析的过程，层次的丰富与否，比之结论更为重要。鲁迅的杂文往往以层次曲折丰富见长，一般人能分析出两个层次的，鲁迅能分析出四个乃至五个层次来。
本文中关于“驯良”观念，就曲曲折折好几个层次：第一，驯良并不一定都不好。第二，对一切都驯良，没有出息。第三，听从前辈的话，要有条件。第四，表面上装得听话，实质上耍阴谋，更可怕。第五，把孩子天真地骂爸爸“什么东西”作了翻案，希望他们是一个“东西”。
曲折有致、左右逢源、涉笔成趣，充分表现了鲁迅杂文犀利而富于诙谐的风格。
关于鲁迅《中国人失去自信力了吗？》
抓住思路变化和发展的关节点以及变化的过程，同样适用于议论文的分析，也许还更为方便。因为议论文比之文学性较强的文章，论点的变化和深化更明确。其关节点和贯通性更为显著。
以中学语文课本中鲁迅的名篇《中国人失去了自信力了吗？》为例，传统的教学法，除了拘泥于段落大意以外，还拘泥于证明反驳以及论点、论据、论证，硬要分析出什么地方是证明，什么地方是反驳，难免削足适履。其实，这种文章的关键之处在于鲁迅的思路灵活而曲折地深化，每一次曲折、每一次深化都有出奇制胜之妙。
1. 中国人先是“自信”自己国家的“地大物博”，这是盲目的。
2.“九一八”事变，遭受日本侵略，“自信”变为失掉自信。
3. 相信地大物博，不是“自信”，而是信“地”；受了侵略，相信“国联”，则是“他信”。
4. 国联不能信了，变成了求神拜佛，这是“自欺”“迷信”。
5. 但是，中国还是有自信之人的，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等。
6. 结论：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统治者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
7. 要论中国人的自信，必须不被脂粉所诓骗，要看筋骨和脊梁。
8. 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不足为据，要自己去看地底下。
从这里可以看出，文章整体的逻辑曲折多变：
自信——失掉自信——他信——自欺——还是有自信——失去自信的只是一小撮。
要深刻分析文章，领悟文章的妙处，关键不在于段落的归纳，界限的纠缠，而在于从复杂的段落结构中，抓住观点的转化和发展的层次。层次越是向前推进，思想越是深化。层次丰富，转折自然而又巧妙，这才是鲁迅文章的独到之处。它几乎与段落无关，就是把所有的自然段都并为一段，也不妨碍文章的深邃。
这种以关节点和思路发展的层次分析法和段落大意的划分，在思想方法上是大不相同的。第一，它以文章的整体为目标，但是不拘泥于文章的全部，而是从中找出转折的关节、思绪的脉络、观念（关键词）的发展和深化。第二，它所注重的既不是简单的划分，也不完全是笼统的直觉，而是在抓住一个初始的观念、关键词，找出它和它派生的关键词之间的联系，看它在一定条件下发展、转化和深化，甚至是走向反面（如从“自信”转化为“他信”，从“他信”到“自欺”）。这种方法是把思想的发展运动，乃至向对立面的转化放在第一位的。记叙文也是如此，如少年鲁迅对长妈妈的感情，由不佩服、麻烦、煞风景，到觉得她有“伟大的神力”，在得到她的《山海经》以后，又一次从另一个意义上，说真正感到她的“伟大的神力”，产生“空前的敬意”。抓住了这种感情变化的脉络，也就抓住了鲁迅的童心、幽默和作为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对于朴质的、愚昧的劳动妇女的复杂感情，既有批评，又有同情，既有调侃，又有歌颂。这就不仅是对作品作全面的把握，而且是对鲁迅内心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含着眼泪的幽默，有了充分的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