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烈士牺牲的文章中，烈士大都是别无选择的。生命是最宝贵的，只有保存了生命，才能从事救国之大业。因而爱国者都把保存自己生命当作天经地义的事，即使到了最后关头，也不轻易放弃生存的努力。比如《梅岭三章》中的陈毅，之所以要潜伏在山林草莽之间，就是要避免被敌人杀害。幸而敌人没有发现他，要不然就没有后来的陈毅元帅，也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部长陈毅了。但是，在特殊情况下，特殊的个性，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谭嗣同面对的情况，是改革事业面临流产的时刻，他可以避免牺牲，是可以出逃的。然而，他却选择了让保皇派逮捕，引颈就刑。
文章把重点放在谭嗣同的选择上，分几个层次来写他面临死亡威胁时的选择。
第一个层次：政变发生以后，康有为的寓所遭到抄查的官方信息已经来到，慈禧垂帘听政的文件已经下达。文章先把形势紧急写透，而谭嗣同却十分坚定地拒绝出逃。不但拒绝，而且提出了自己的特殊理由：过去努力救皇上（光绪）没有救成，又打算救康有为，也没有成。“吾已无事可办，惟待死期尔。”这样的话，说得似乎很冷静，但是并不是很理性。改革大业，重要的事情很多，难道除了这两件事以外，就无事可做了吗？谭嗣同的理由是不充分的。但是，正是这种并不充分的理由，表现了他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抱定牺牲的决心。他又说，天下事都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这是孔子的话，从正面可以理解为，这指的是改良事业，明明知道是要失败的，可还是要投入；但也可以具体理解为出逃，明明知道不一定可行，但还是可以努力一试。这里就留下了矛盾。而矛盾恰恰是他独特的情感表现。
第二个层次：形势更加险恶，而谭嗣同却更加从容了。先是待在家里，等着人来逮捕他，而人居然不来。接着是，没有人来捉他，他居然还能从容地跑到日本使馆中劝梁启超出逃日本，自己却不走。
如此异常从容的原因是什么呢？用谭嗣同自己的话说就是：没有出逃的，改革没有明天；但是没有留存家里奉献生命的，就“无以酬圣主”。原来，他认为自己牺牲的价值在于报答力行改革的皇上。这个逻辑是很有思想根源的，从这里可以感到他的历史局限性，也可以看出他的感情用事，这正是他当年作为改革家的矛盾所在。
第三个层次：这并不意味着他是坐以待毙。在这紧急关头，他还策划武力劫圣。一方面表现出他的坚毅和果敢，人家不来抓你，还不趁早溜掉，相反有点老虎头上扑苍蝇的意思；一方面也表现了他的天真，甚至有点盲动的倾向。但这也是他鲜明的个性所在。可惜的是，这个部分可能由于素材不足，不像其他层次都是正面描写，而是间接叙述，给人以语焉不详的感觉。
第四个层次：面临被捕的危机，他自己仍然从容不迫。和他成为对比的是，他的日本朋友苦苦相劝，叫他出逃。文章有两个词语值得玩味，一个是“苦劝”，一个是“再四”。日常口语中，有“再三”的说法，“再四”也有，但往往和“再三”连用，很少单独用。这里“再四”单独用，说明当时形势的险恶和朋友的急切。
第五个层次：谭嗣同的自白，“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从嗣同始！”从表面上看，这是他所发现的规律，是很理性的，但实际上，这完全是一腔热血。改革是否成功，国家是否昌盛，完全取决于是不是有人流血牺牲了，不管是不是必要的牺牲，只要有人牺牲，国家就一定昌盛起来！这是真正地抒情，很难说是改革的规律。正是这里，我们可以感受到谭嗣同无私的、圣洁的精神状态。
第六个层次：他在牢狱中，留下了一首诗，把自己面对死亡的精神又向新高度升华，没有任何畏惧之感，十分从容、泰然自若，这还不算，而且充满了欢乐：
我自横刀向天笑。
本来是在敌人的屠刀之下，现在变成了我自横刀、向天大笑的形象。刀从哪里来？向天而笑，为什么不面向屠刀？不向胆怯的政敌？这是不用追究的。这是诗的想象，其好处就在于超越了现实的牢狱、现实的处境，自由地抒发激情，虚拟自己理想的姿态。
和文天祥这样的失败者悲剧色彩相比，谭嗣同的自我形象则是胜利者的自豪。在中国古典诗歌史上，很少有失败的英雄发出这样胜利的欢笑。而且这英雄的内心非常宽广，他一方面为自己的选择而自豪，另一方面，又没有把出逃者贬低，而是把他们和自己放在同样的高度。谭嗣同的英雄主义，明明是真人真事，却有点像小说中英雄的理想光彩。
最后一个层次，则是在高潮之后，作者用了很简洁的叙述——“神气不少变”“从容就戮”。似乎情绪比较收敛，和前面的慷慨激昂相比，作者是不是有意要收敛一些，以追求另一番感染人的力量？
慷慨激昂，以其辉煌的思想和情绪瞬间震撼读者，其而朴素的叙述，其瞬间效果可能不那样强烈，但蕴涵的道理，可能引导读者掩卷沉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