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是文体名，通常理解为书序。这里属于另一种，类似临别赠言。《送东阳马生序》，就是送给这位姓马后生的叮嘱。作者宋濂，在明初文名甚大，朱元璋称他为“开国文臣之首”。相传朱元璋曾问刘基，文学之臣的水平如何。刘基说：“当今文章第一，舆论所属，实在翰林学士臣濂，华夷无间言者。其次臣基，不敢他有所让。”（《跋张孟兼文稿序后》）刘基把宋濂排在第一，自己排在第二，是很诚恳的。他在《宋景濂学士文集序》中引另外一个人对他文章的评价说：“先生天分至高，极天下之书无不尽读；以其所蕴，大肆厥辞。其气韵沉雄，如淮阴出师，百战百胜，志不少慑；其神思飘逸，如列子御风，飘然骞举，不沾尘土；其词调清雅，如殷卣周彝，龙纹漫灭，古意独存。其态度多变，如晴霁终南，众驺前陈，应接不暇，非具众长，识迈千古，安能与与此！”这样的话语显然有偏爱者的夸张。当时四方学者（包括日本、韩国）的确非常推崇宋濂，把他尊为“太史公”。但是，上述评价，用在司马迁身上非常准确，对照宋濂的这篇名作，并没有司马迁《报任安书》那样情感汪洋恣肆，相反，倒是给人一种心境平和、淡泊、朴素的感觉。刘基作为同代人，其眼界免不了为当时文坛所限。隔了几百年，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宋濂的文章“雍容浑穆，如天闲良骥，鱼鱼雅雅，自中节度”，应该是比较到位的。“雍容浑穆”就是话语表层上不作张扬的姿态，不求情感的夸张，不务文字的华赡，但在心态上很从容，情志上很浑厚。“天闲良骥”说的是，虽为骏马，但不作昂首长嘶、志在千里的气势，而是以幽闲的风姿，取宁静致远之意。
理解了这一点，才能把握宋濂这篇文章的风格。
首先，本文是以现身说法来总结自己求学成功之道的大道理。作为一个成功人士，获得“当今文章第一”的美誉，并没有摆弄大架势，而是放低姿态，对自己的成功，说得很谦恭，仅仅是“获有所闻”而已。
从结构来看，阐释其求学成功之道，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展示的是“家贫”和“遍观群书”，矛盾转化的条件是勤奋抄写和守时归还。这是一个因果关系的推理，买不起书的人，因为勤奋和守时，终能博览群书。文章的第二个部分，矛盾是自己“愚”，天资并不是特别好，却“获有所闻”。读者心照不宣，作者已经获得四方学者尊崇，这个说法很谦虚，同时也是游刃有余的修辞。矛盾转化的条件是：对名师特别尊崇，不管人家是不是理睬，总是“俯身倾耳以请”，就是人家发脾气，“遇其叱咄”，仍然毕恭毕敬（“色愈恭，礼愈至”），等人家心情开朗了，再加请教。求师的精诚到完全放弃自尊的程度，是他成功的第二个原因。文章的第三个部分，阐释成功的第三个原因，就是特别的“勤且艰”。不怕苦到不怕死的程度，不怕穷到不怕人家笑话的境界，完全忘却世俗虚荣，“以中有足乐者”，把艰难困苦当作快乐，这样的概括，是文章的精神焦点，可是用语却简朴，无意于渲染。透露出所谓“雍容浑穆，如天闲良骥”“自中节度”的从容。
接下去，文章从正反两方面总结：从消极方面说，连我这样并不特别聪明的人，凭着勤奋和执着，能够进入君子之林，得到天子的恩宠，参与高层政治，闻名四海。从积极方面推想，那些“才之过于余者”取得成就，就更加无疑了。中学语文课本所选到此为止，下面还有：
今诸生学于太学，县官日有廪稍之供，父母岁有裘葛之遗，无冻馁之患矣；坐大厦之下而诵《诗》《书》，无奔走之劳矣；有司业、博士为之师，未有问而不告，求而不得者也；凡所宜有之书皆集于此，不必若余之手录，假诸人而后见也。其业有不精，德有不成者，非天质之卑，则心不若余之专耳，岂他人之过哉？
应该说，这样粗暴的删节，对原文的风格不无损害。文章先是两面开弓，首先从正面对比：自己家无书，太学生有书；自己远方求师，太学生有现成的老师；自己饥寒交迫，而太学生无冻馁之虞。对比环环紧扣，文章又收得拢，及时从反面陪衬一笔：有这样的好条件，再不成才，那就“非天质之卑，则心不若余之专耳，岂他人之过哉？”
从整篇文章来看，系统的、正反对比，意味着把有利于自己论点和不利于自己的、对方可能保留的方方面面，都考虑得很周密，可以用雄辩来形容。
这样的逻辑框架完全是议论文格局，带有某种雄辩色彩。但是，在读者的直觉中，却没有多少议论文的抽象推理。这是因为其因果逻辑框架，掩埋在娓娓道来的叙述之中。具体的叙述是显性的，抽象的逻辑是隐性的。文章总体上是推理的、抽象的，但是，在各个部分，却是充满了感性。宋濂这类散文之所以给后代人以雍容浑穆，从容大度的感觉，就是因为他不着痕迹地把叙述和议论水乳交融地结合起来。
文章用大部分文字叙述自己求学之诸多艰难，并未大肆形容，亦无刻意描写。应该说明的是，描写与叙述是不同的。描写以个体行为为脉络，以时间和空间的推移为顺序，重点在感性的特殊性，叙述则为许多长期过程的概括，重点在整个过程的共同：
余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以是人多以书假余，余因得遍观群书。
这里之所以是叙述，就是因为所写并不是某一次的借书，而是长期借书的一般状况，但是又不乏有描写的感性。原因在于虽为叙述，但又有一系列细节：天气寒冷到“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为了准时还书，在酷寒中抄写完毕，还要“走送之”。这个“走”，在古代汉语中的意思和现代汉语有些区别，是快步、加紧步伐，和现代汉语中的随意走走是两种心态。一系列的细节，使得叙述带上了感性，细节是局部，不是整体，但细节往往有特点，以局部的特点冲击读者的想象，唤醒读者的经验补充种种景况，以有特点的外部动作（结果）来暗示作者的心情（原因），这样的细节，就带上了某种描写的感性色彩，甚至是文采。
宋濂之所以能给人以气韵沉雄、神思飘逸、词调清雅、应接不暇的感觉，就是由于这样的不着痕迹的叙述而实带描写功能的语言。这种文风到文章的第二部分，就更加鲜明：
先达德隆望尊，门人弟子填其室，未尝稍降辞色。余立侍左右，援疑质理，俯身倾耳以请；或遇其叱咄，色愈恭，礼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复；俟其欣悦，则又请焉。故余虽愚，卒获有所闻。
在概括性叙述中，安排了这么多细节，又这么鲜明，而且是连贯性的，带着某种故事的功能。但从语言上说，仅仅是“侍立左右”“俯身倾耳”“色愈恭，礼愈至”“俟其欣悦，则又请焉”，用的都是名词和动词，形容词就是不得不用，也只是单字来作谓语，这种言简意赅的追求，显然是有意抑制文采。当然，这种追求到了下面一个部分似乎有所改变，当作者写到远道从师：
负箧曳屣行深山巨谷中。穷冬烈风，大雪深数尺，足肤皲裂而不知。至舍，四支僵劲不能动，媵人持汤沃灌，以衾拥覆，久而乃和。寓逆旅，主人日再食，无鲜肥滋味之享。
显然，细节纷纭，特别是“四支僵劲不能动，媵人持汤沃灌，以衾拥覆，久而乃和”，语言也趋向于丰富，特别是写到同舍诸生：
皆被绮绣，戴朱缨宝饰之帽，腰白玉之环，左佩刀，右备容臭，烨然若神人。
这种由疏趋密的细节，也许就是刘基所肯定那种“态度多变”造成“应接不暇”的效果。当然，语言风格的朴素是统一单纯的，但过度的统一单纯，也可能导致单调，好在宋濂统一的基调中又有所变化。对形容和排比的控制也是时紧时松，必要时略事渲染：
余则缊袍敝衣处其间，略无慕艳意，以中有足乐者，不知口体之奉不若人也。盖余之勤且艰若此。
对词采和情结的放松是适度的，浅尝辄止，很快就以理性的语言“余之勤且艰若此上”上升到精神的高度。真正将词采的放松和心情的变化同步，是对自己的表述：
犹幸预君子之列，而承天子之宠光，缀公卿之后，日侍坐备顾问，四海亦谬称其氏名。
文章本来一直是十分低调的，就是说到自己的成功的时候，用词仍然是不忘自我贬抑分寸（如说自己列入君子之林，是“幸遇”，自己四海之名，是名不符实的，是“谬称”，在公卿之间，排名也是在最后），但是在这样的谦抑中，却用了四个排比句，显然是强调，让感情进入某种高潮。这里的起起伏伏，伏中有起，起中有伏，既是情绪又是语言的节奏。这种节奏的营造，并不仅仅限于叙述与描写的交替，在结尾处，还超越了叙述和描写，来了一点鼓励：
东阳马生君则，在太学已二年，流辈甚称其贤。余朝京师，生以乡人子谒余。撰长书以为贽，辞甚畅达，与之论辨，言和而色夷。自谓少时用心于学甚劳，是可谓善学者矣。其将归见其亲也，余故道为学之难以告之。
这不是官样文章，没有俗套的痕迹，没有什么虚伪的奉承，赞扬得那么有节制，不过是“辞甚畅达”，又那么诚恳，并没有讲前途无量的空话，而是以“为学之难以告之”，让刚刚提升起来的情绪又平静了下去。这样的风格，之所以受到刘基的推崇，可能是明代文章的一种时尚。要对这种文风有更为清晰的理解，可能要把它和韩愈的《送孟东野序》的结尾作个粗略的比较。韩愈并不回避孟郊的水平不及前辈如陈子昂、李白、杜甫等，但是，对孟郊和其他两个朋友的遭遇、前途表示同情时，他就很舍得形容和感叹：
三子者之鸣信善矣，抑不知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邪？抑将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而使自鸣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则悬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东野之役于江南也，有若不释然者，故吾道其命于天者以解之。
对于孟郊的受贬压抑，进行了情理交融的开导，所用的语气，并不以叙述为限，而是交织着疑问、感叹和陈述，实际上达到了某种抒情的效果。可以感到，在韩愈的文章中，充溢着一种郁郁不平之“气”，而宋濂的文章，似乎有意无意地缓解这种“气”，从这里看明文和唐宋文在风尚上的区别，是很好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