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岳阳楼和洞庭湖，我们学过一些诗文，如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杜甫的《登岳阳楼》、李白的《陪侍郞叔游洞庭醉后》、孟浩然的《望洞庭湖赠张丞相》。李白、杜甫、孟浩然的都是诗歌，且都是概括的写法，借助想象和虚拟，主体形象是抒情的，不过取岳阳楼和洞庭湖的某一特点加以变异，借以抒发诗人的感情。诗和散文最大的不同，就是诗的形象不是照抄现实的，而是把现实的某一特点加以变异。清朝诗评家吴乔在《围炉诗话》中有一段话：“又问‘诗与文之辨？’答曰：‘二者意岂有异，唯是体裁、词语不同耳。意喻之米，文喻之炊而为饭，诗喻之酿而为酒。饭不变米形，酒形质尽变。’”意思是诗歌与散文的“意”，也就是内容，没有什么区别，不过就是形式不同而已。如果内容是米，散文就是把米煮成饭，诗就是把米酿成酒。饭没有改变米的形状，而酒把米的形状和质地都改变了。这个理论当然有不够精确的地方（如把散文和诗歌的内容说成是没有区别），但总的说来，比较有启发性。诗歌是想象的，意象是变异的，而散文则比较写实，就这一点来说，是比较到位的。对于这一点，也许我们仅仅读杜甫、李白、孟浩然的诗还不够清楚，把他们的诗作和袁中道的散文一比，其间的差异就十分鲜明了。
在杜甫和孟浩然笔下，洞庭湖永远是烟波浩渺的：
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杜甫）
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孟浩然）
这样的波澜，李白还嫌不够过瘾，还要让它变成酒：
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
可是在袁中道的笔下，就没有这么浪漫：
洞庭为沅湘等九水之委，当其涸时，如匹练耳；及春夏间，九水发而后有湖。
这里所说和李白、杜甫、孟浩然说的似乎不太一样。在诗人笔下，湖水如果写成“匹练耳”，是没有诗意的，至少没有古典的诗意。也就是说，李白、杜甫、孟浩然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洞庭湖的春天和夏天的特点，并不提这只是春夏之间的特点，而把它当成洞庭湖的全部时间的特点。这种忽略不同时段的不同情况，叫做概括性的想象。这种想象，是诗的优长。而散文则相反，以写实为优长。写实就是把具体的差异强调出来。当然，散文也有写得比较概括的，如范仲淹的《岳阳楼记》：
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
还有：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
虽然是散文，可是并没有强调不同季节的不同景况，把大水季节的盛况当成全部。这样的概括，就有了诗的特点。这就淡化了散文的意味，强化了诗意，构成了诗化的抒情风格。而袁中道的散文，明确点出在枯水季节，洞庭湖并不怎么宏伟，不过像一匹绸缎而已。这不是有点煞风景吗？是的，煞风景是没有诗意的，但是有散文的味道，这就是散文的写实性、知识性趣味。
人的趣味是无限丰富的，诗的抒情不过是其中之一种，那就是情趣。散文的知识性，虽然缺少浪漫的情趣，但有另外一种趣味，那就是知识的趣味，也就是智趣。
智趣的特点，和情趣有所不同。情趣，特别是抒情的、强烈感情的趣味，它的变异性决定了它的概括性，是不太讲究细节具体性的。如在诗里写洞庭湖的水，就是水了，烟波浩渺，都是一样的。可是在散文里，同样是水，就有趣味的不同。作为抒情诗，把水的浩大声势往感情方面拓展，可以把它变成分坼吴楚，蕴涵乾坤，氤氲云梦，撼动岳阳，使其化为醇酒，致秋色醉杀。但作为散文，光是这样的情感，还缺少散文的优长。要有散文的优越，就得来一点智慧：这样浩渺宏大的水，什么是其“所以奇也”的原因？提出这个问题，并回答这个问题，是需要知识的。而知识不能是主观想象的，要是客观、准确、智慧的，才可能是有智趣的。袁中道文章的功力在于，他准确地回答了如此盛大的水势，是由下面几种原因造成的。
第一，是“九水”，九条江的水汇集了，才有湖的规模。
第二，是长江的水奔腾而来。
第三，二者相遇，九水不能抵挡长江的水势，水面扩大了，才“澄鲜宇宙，摇荡乾坤八九百里”。
第四，岳阳楼正好在“江湖交会之间”，因而才能“朝朝暮暮”看到“吞吐之变态”。
第五，楼前有君山，在君山上观景，“得水最多”，“千里一壑，粘天沃日为奇”。
第六，在岳阳楼上看水比较少一点，但有“君山妖蒨”弥补了缺陷。
第七，如果没有君山，“莽莽洪流”一览无余，比较单调；有了君山，就富于变化了。
结论是：岳阳楼的景观之美，就在于“得水而壮，得山而妍也”。
从这里可以看出，此类散文的趣味和诗歌的趣味不同之处在于，后者是比较主观的，重感情的，而前者则是比较客观，重智慧的。
当然，并不是说散文就不能抒情。散文中，尤其是明清性灵散文小品，其生命就重在个人感情。散文抒情的特点在于：首先，散文的抒情，是建立在现实性的描绘基础之上的；其次，其感情是不单纯的，而是有过程，有动态变化的：
游之日，风日清和，湖平于熨，时有小舫往来，如蝇头细字，着鹅溪练上。
散文的描绘，功力在于有具体的时间气候（“风日清和”），有特殊的船只（“小舫”），有特殊的视觉效果（“蝇头细字”），不像李白、杜甫、孟浩然的诗那样概括。特别是人物的情感，也是随着具体的景色而不断变化的：起先是“意甚雄快”，后来风云变幻，“湖浪奔腾，雪山汹涌，震撼城郭”，作者感情不是“雄快”，而是“四望惨淡，投箸而起，愀然以悲，泫然不能自已也”。居然因为风景变幻而哭将起来，可见不但感情容易激动，而且对感情相当放任。这种敢哭敢笑，在封建道学自矜自持、喜怒不形于色的时代，明清小品作家敢于表述自由的性灵，正是其可爱可贵之处。
从这里开始，作者要表现的重点，已经不是洞庭湖的特点，而是自己的感兴了。作者趁机用滕子京因在官场上受打击而在宾客间大哭的典故，大发议论感慨，说滕子京不应该哭，因为他已经在中央朝廷为著名的谏议，在地方也是著名的将帅，又有范仲淹这样的知己，到了岳阳这个地方，用不了多久，就该有政绩可报，如此境遇，“有何可哭？”而像自己这个样子，四十多岁了，头发都白了，还没有为保卫国家做出什么贡献，遭逢兄长病故，加上飘零异乡，又是面对“寒雁一影”这样的遭遇，“是则真可哭也，真可哭也！”
从这里可以看出，袁中道在散文创作上，放任个性的追求，从他的地位、所处的社会环境来看，都有点不怕惊世骇俗的勇气。
然而，“猛风大起，湖浪奔腾”，而且又是和水波很贴近的情况下，不像杜甫、范仲淹，以登高远眺的姿态来引发感觉，是为自然现象而哭，把这贸然与为个人政治遭遇而哭联系起来，是不是有点生硬，是值得考虑的。用这样生硬的联想，来表现自己敢哭敢笑，是不是有足够的真诚，更是值得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