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古典散文，简洁可能是第一印象，但要真正懂得一点简洁之道，就要抓住第一印象不放，因为这是思考的根据。
思考什么呢？当然是词义和读音的特殊。许多古典散文的文字和现代汉语字形是一样的，但是意义和读音明显不同，有的表面上看起来差不多，但也有微妙的不同。这些不同，就是我们要钻研的。例如，《童区寄传》第一段中的一些词语“布囊其口”的“囊”字，在现代汉语中是名词，可是在古代汉语中却当作动词用。这没有多大难度，一般有语感的同学，根据上下文就可以心领神会。但还有一些就比较困难。如“以缚背刃，力上下，得绝”，这里的“缚”在现代汉语里通常用作动词。如果拘于将其理解为动词的习惯，就难以理解本文的用法，据上下文来看，这里应该是名词性质的。而“力上下”的“力”，在现代汉语里是名词，可是在这里，作名词理解就讲不通，只能从上下文意会，应该作用力来讲，这样就是动词了。由此可知，要读懂古代散文，对其中和现代汉语不一致的地方，除了查字典，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凭自己的语感去试着意会和猜度。这种意会猜度，当然不一定最可靠，有时还可能有错误。这是孤立地意会，没有和大量作品进行比较的缘故。从上下文中试着意会和猜度，反复验证其词义，是编字典的专家最常用的方法。字典上的解释是否正确，最后要到具体的上下文中去进行验证。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办法又有比较可靠的一面。当然，猜度不仅仅是词性的问题，其基础是词义的意会。例如，本文中的“微伺其睡”，“微”本来是形容物之数量的少，而这里却是人之心理和动作之细，也就是悄悄的意思。这里就有个词义的联想、转化和生成的过程。“微”从事物数量之少，转化为动作之不显著。
这是需要阅读者思想和想象参与的。我们在阅读过程中，往往过分依赖字典，但是字典或书本上的注解，只给一个结果，省略了推演的层次。光是满足于记忆这种注解，是比较呆的，大量的古代散文，词语在上下文中变化万千，没有一本字典能够穷尽，因而需要活学活用。活的关键在哪里？就是在联想的层次上。
学古代散文，还要珍惜初感，古典散文比之现代汉语要精练得多，为什么这样呢？这是因为古代汉语的词汇比较简洁，一般是单音的，而现代汉语往往是双音的，甚至是三音、四音的。一个古代汉语的单音词可能分化为现代汉语的双音词语。例如本文第二段的“得童”中的“得”字。在现代汉语中，就有相应的“获得”“捉得”“捕得”“追得”“抓得”“逮得”“揪得”等的说法，再说得具体一点，还有抓住的姿态等细节。这样当然有好处，就是比较准确，比较精致，当然也有坏处，那就是留给读者想象的参与毕竟比较少了。
古代汉语之所以简洁，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的句法比较简明。句子大多是简单句，句子之间的逻辑因果和时间、空间承接都是省略了的。如“逃未及远，市者还，得童，大骇，将杀童”。这些复杂的过程，其间的因果，前后的联系，是很复杂的。如果要用现代汉语来描述，可能要许多连接虚词，至少要加上一些过渡性的词语：
区寄没有逃多远，（不久）那个去买东西的家伙回来了。（想办法）把区寄抓住了（以后），（心想这孩子太厉害了，）不禁十分恐惧起来，（正在）决心把他杀了（的时候）。
作者在这里省略了的东西，大都是句子间的连接成分。因而句子都成了并列的，没有承续和表达因果性的词语。很少有表示时间、地点、条件的状语副句，这是古代汉语的特点。不过在柳宗元笔下变得特别灵活，作者只提供必要的成分，并不把一切信息都罗列出来。因为语言只是一种声音文字符号系统，只要它提供的局部属性能唤起读者的经验就成了，提供过量的信息，反而阻塞读者想象的参与。再如：
寄伪儿啼，恐栗，为儿恒状。贼易之，对饮酒，醉。
这里不但有叙述，而且有描写：伪装成普通孩子害怕发抖的样子。只用了两个细节（“啼”“恐栗”）十个字。而叙述就更见功力了，就传达意思来说，“贼易之”已经足够了，但是缺乏感性，加上两个动作（“对饮酒”“醉”），就跃然纸上了。
这是古代散文的优长，柳宗元将之发挥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多用短句，语言简练生动，节奏明快，而富于变化。柳宗元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高度成熟，粗心的读者几乎很难从文字上看出他的技巧和苦心来，多数句子好像是随意的实录。恰恰在这没有技巧中，渗透着他驾驭文字的自由和自如。
但只要细心，不难从字里行间看出端倪。他的文字简洁，用的是平常的词语，可是关键处却有摄人心魄的力量。如第一次得脱，表现区寄的机智，只用了“以缚背刃”。只一个细节，就看出这个小孩子机智非同小可。第二次得脱，难度更大了。因为贼人已经有防备，再次得脱必须更有说服力。柳宗元也只用了两个细节：
（贼）愈束缚牢甚。夜半，童自转，以缚即炉火烧绝之，虽疮手勿惮……
第一个细节是“炉火烧绝”，第二个细节是“疮手”，把手都烧烂了，这个孩子还坚持到底。这样的细节比之一般的抽象的“机智”“勇敢”的定性要雄辩得多。在柳宗元笔下，区寄不但行动机智，而且语言也机智，他杀死了第一个贼人，说服要杀他的第二个贼人，关键处也只用了一两句话：“为两郎僮，孰若为一郎僮耶？”至于表现区寄不在乎在衙门当一个小官，则更为简洁：“不肯。”这比《木兰诗》中“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还要简洁。在当时一个打柴放牛的孩子，面对这样的出路，居然这样毫不动摇地不考虑，本身就足够说明问题了。任何形容，都是与作者所追求的简洁风格不相容的。
至于最后一段，一些劫缚者过其门而不敢入的叙述，应该是一种侧面效果的描述。从另一个角度烘托这个孩子的精神震撼力量。从文章结构来说，属于求变，旨在追求表现方法的丰富。
同样写孩子临危不惧的，还有一则名篇《李寄》，与柳宗元之作比较，更能显出柳宗元的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