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在我国古代是一种文体，顾名思义，就是论说文的意思。但是韩愈的《马说》，却被列入“杂说”之中，不同于《师说》那样比较正式的议论文。正式的论文，是要比较严格阐释论证的，而“说”本来就以“喻巧而理至”见长，“杂说”则更随意，在内容上，一家之言；在论证方法上，一个角度，一孔之窥。这个文体近似随笔（essay），但规模要小得多。与这篇《马说》与同为“杂说”的《龙说》相比，显得更为典型，全篇就讲龙与云的关系，龙虽然能“嘘气成云”，云固然不如龙，但是没有云，龙就不能“薄日月，伏光景，感震电，神变化，水下土，汩陵谷”。龙所凭借的云，是龙自己嘘出来的。就这么一点灵感，小智慧、小比喻，就成为一篇杂记了。仅就规模而言，有点像语录。如果是“说”，就要有更多的联想，更深的人伦、社会的内涵，更丰富的论述和阐发，才能完篇。
《马说》本来所要处理的命题是，杰出的人才为什么总是遭受压抑和摧残，这是个普遍现象，并不限于唐代，在人类历史上比比皆是。对于这样的大问题，可以作理论、事例多方面的论证。如果是这样，就是做大文章了。韩愈在这里选定“杂说”文体，实际上是“大题小做”。短短二百多字，快刀斩乱麻。
把大题目做小，如何落实呢？
第一个策略，把智慧的结晶放在一个寓言式的故事中。从一个故事出发进行正反面分析。千里马故事的寓意是现成的，如果重复现成的寓意，就没有必要写这篇文章了。韩愈的才华表现在，能从老故事里发掘出新意。原来故事的题旨是千里马难以从外表上识别，韩愈把这个主题发展为三个层次的论点：
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
全从故事中分析出来，故事既是出发点也是终点。故事以外，不管有多么复杂的因素，作者都置之度外。
杰出人才受压、受辱的问题，只在千里马故事的限度内展开。这种论证方法在逻辑上叫做比喻论证。从严格的逻辑规则来说，比喻论证只能起辅助作用，并不能完全承担起正面论证的功能。因为本体和喻体本质不同，虽然某些方面有共同之处，然而相同是相对的，不同之处则是绝对的。就以人才和千里马之间的关系而言，其不同是明显的，杰出的人才和千里马有许多不可类比之处，人类的社会文化性质要复杂得多，例如人是有自己的理想的，是有不同的个性的，人又是有各自不同的缺点的，同样的待遇会有不同的结果等。
但是，人们在读韩愈的这篇文章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这么多。原因是什么呢？
这就涉及到文章的第二个策略：逻辑上的先声夺人。
吴小如在解读这篇文章时，有这样的话：“文章的第一句是大前提：‘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可这个命题本身就不合逻辑。因为存在决定意识，伯乐善相马的知识和经验，必须从社会上（或说自然界）存在着大量的千里马身上取得，然后逐渐总结出来的。所以过去有人就认为韩愈这句话是本末倒置，是唯心主义的。”另外一位先生则认为韩愈这样的论述，这是有意“避开了”“一般的认识”，目的是“把伯乐强调到了舍之其谁的重要地位”，“实现了引人入胜的行文目的”。当然，强调“引人入胜”，是有道理的。上升到理论，在中国古典散文的理论中，叫做“先立地步”，也就是先把自己的大前提以一种毋庸置疑的语气加以强调。这是中国古典论说文用得比较多的办法，凡有立论，总是先立大前提，然后加以推演。如《晏子使楚》，晏子对楚国开小门让他进，他的反击是：“使狗国者从狗门入，今臣使楚，不当从此门入。”按逻辑推演下去，顺理成章的结论就是，如果让我从这个小门进去，你们楚国就是狗国。但是，他的大前提却没有论证过，是很武断的。根本就不存在人出使狗国的可能，更不可能有狗国迎人于小门的事实。这个比喻论证，之所以两千多年来脍炙人口，与其说是因为其雄辩，不如说是现场应对的急智。在对话现场，即使有漏洞，对方若不能现场反击，就是失败，哪怕在事后，想到可以有很精致的反驳，也于事无补。
《马说》与《晏子使楚》的现场机智反应略有不同，读者猝然受到“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这个异于常理的冲击是有反思时间的，但在阅读时，反思的时间比较有限。接下来注意力被更为严密的话语所吸引：“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其实，这两句话和前面的“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是矛盾的。千里马在伯乐之后，怎么会在“伯乐不常有”的前提下，产生“千里马常有”的结论呢？韩愈玩了一个文字技巧，把前面的武断化解了。前后两个“有”字，字面（能指）和内涵（所指）并不一致。后一个“有”，通常的理解是“存在”的意思，前一个是“发现”的意思。后面“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意思是，千里马是经常存在的，只是伯乐那样的高人很少见。而前面的“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中的“有”，并不是“存在”，而是“发现”的意思。不被发现，千里马就不为人知，就等于不存在。这样，就把逻辑上的矛盾弥合起来了。正是这样的文字技巧，能指和所指的错位，使韩愈既保持了文章开头的先立地步、先声夺人的气势，又避免了逻辑上的武断。
但是，如果光有这么一手，下面没有更为令人信服的论证，文章也还可能是软弱的。这样就有了第三个策略：
故虽有名马，祗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
这几句把论题推向一个新的层次：千里马不但不被发现、认可，相反遭受压抑和苦难。这在古典文论中，叫做“反面着笔”，文章的气势更强，原因在于推向极端。如果说前面的文章还只是在“有”和“不常有”（无）之间，那么到这个层次，就是生和死了。以千里马之尊和“奴隶人”“槽枥”之贱相对比，使文章不但有理气，而且有了某种情感色彩。这种情感色彩，又因为有了感性的细节而强化，说死已经极端了，又加上了奴隶人之手，说骈死（成批地死）已经够感性的了，还要加上马槽。
韩愈这篇文章的风格，虽说是说理的，但又不乏感性。可以说是情理交融。这与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掩藏感情的风格有很明显的差异。
韩愈的这种风格，从开始就为构思所决定。一个抽象的道理，完全依附于一个感性的、寓言式的故事。随着故事的发展，论证得以按层次推进，感性细节随之衍生，构成一个有机的联系：
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
从论证的系统来说，这里所揭示的已经不是千里马和伯乐的关系，而千里马和反伯乐的矛盾。一方面千里马需要超越常马的食料，另一方面养马者却不能理解这正是能致千里的条件。用常马的待遇，其结果是走向反面：
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
分析在更深刻的层次上开展：千里马连常马都不如，这是又一个极端了，每个极端都处在与前一极端对立的位置上。可是到此韩愈还似乎不太过瘾，接着而来的是又一个极端：
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
这表面上看仅仅是又一个层次的深入，实质上，把文章前面已经展开的（“食之不能尽其材”）和没有正面论述的（“策之不以其道，鸣之而不能通其意”）统一起来总结，展示最后一个层次的极端。这恰恰是文章的主题所在，要害不是伯乐不伯乐，也不是养马不养马，而是用人的道理，策之以其道，食之尽其材，鸣之通其意，就是不但在物质上得到充分保障，而且在精神上沟通，才能在使用上得法。
综上所述，韩愈文气的构成，大致有三个方面的要素，第一，逻辑上先立地步，先声夺人；第二，左右开弓，层层深入，极端之后还有极端的逻辑；第三，在说理中又渗透着强烈的感情色彩，情理交融。这种风格的极致，在文章的高潮，禁不住直接感叹、抒情起来：
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
吴小如说人们都知道韩愈“以文为诗”，而不知他也会“以诗为文”，作论说文而具有诗性、抒情性，《马说》就是一个雄辩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