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师表》中的“表”字，是一个专有名词，专指一种应用文体。本来，臣下秉报，由于对象特别尊贵，文体要遵循特别的规格。在先秦“言事于王，皆称上书”。“上”就是作者自贬于下。到了秦朝，改“书”曰“奏”，也就是“上奏”。为什么要改为“奏”？“奏”是个会意字，小篆字形上为“屮”（chè），为初生的草，有上进义；中为双手形，是捧着的姿态；下为“夲”（tāo），行趋，快步向前之义，是在下者急步奉献呈上，慎重、恭敬、紧张的意味尽在其中。到汉朝王权体制更森严，臣下给皇帝上奏，分化为四种文体。《文心雕龙》第二十二“章表”说：“汉定礼仪，则有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议’。‘章’以谢恩，‘奏’以按劾，‘表’以陈情，‘议’以执异。”可见，“表”为臣下给皇帝的奏章，不言而喻，议论的都是严肃的政治课题，应该都是很理性的，“章”“奏”“议”分别谢恩、弹劾、辩论，这不是足够了吗？不够。还要有一种发议论的文体，叫做“表”，其特殊的功能，就是“陈情”。李密的《陈情表》，就是最名副其实的代表作。“表”不但可以讲理，而且可以抒情。作为文体的特点，就是情感与理性并重，做得好的，就是情理交融。懂得了这一点，才可能真正理解《出师表》既讲政治道理，又抒发情感。
《出师表》和一般的奏章自然有些共同的地方，是以讲政治道理为主的。如果所述仅是一般的道理，就可能比较平庸，《出师表》也就不可能成为千古名篇。读任何文章，最应该关注的就是其特点，在这里，就要关注诸葛亮的政治道理，看有什么不同凡响之处。
第一，最明显的特点，就是这是臣上奏皇帝的文书，臣下应该是很谦卑的，理当把皇帝抬得很高。很多奏章都是把皇帝的智慧无限赞扬，诸如“天姿英聪”之类，用得太多，都成了俗套。但在这里，这样的字眼根本没有，相反，并没有多少褒扬的话，倒是毫不客气地说：
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
虽然对皇帝用了尊称“开张圣听”，把二十岁的刘禅说成是圣人，在后面又把自己贬抑为“愚”，但这完全是用俗了的套语。接下来才是诸葛亮的发明，反复说明应该（“诚宜”）如何，不该（“不宜”）如何。“不宜妄自菲薄”就是不要轻浮，要自重，不要忘记了“天子”的尊贵身份。“引喻失义”就是讲话要严肃，不能弄巧成拙，引经据典要谨慎，防止引申不当，类比不妥。这里是不是流露出一种心态，就是这个小皇帝说话、做事还不太像个皇帝的样子，要臣下来管教管教。一般的管还不够，还要管得这么细。要知道，“表”上达皇帝，是要拜着进呈的，所以有“拜表”的话语。这哪里像臣子在俯伏在地拜表，诚惶诚恐的样子？相反，倒是有一点与其说是规劝不如说是训斥的口气。这是一种在智力上、精神上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当然不能从年龄上（诸葛亮47岁，刘禅20岁）得到解释。
第二，接着深入了一步。不仅是指斥皇帝不会说话，而且在执行政策方针上，存在着“偏私”：
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
“偏私”“内外异法”是相当严重的指斥。但话却说得比较委婉，因为用的是正面的肯定的说法，在字面上显得缓和，所谓“宫中”，就是皇帝的宫廷亲信，“府中”，是行政部门的官员，“不宜偏私”，说是“不宜”，实际上以有了“偏私”，有了“内外异法”的现象为前提。这就不是一般的讲话不到位，而是执政者的心智、品格、能力、水平问题了，这样的教训就比较严厉了。
第三，本文的议论思想纲领是北伐之道，也就是政治路线，可说得更多的是，把政治路线在组织上，也就是具体用人上加以落实，一个一个点名，什么人可靠，出了什么问题，应该找什么人。最后归纳出了一个原则（“亲贤臣，远小人”），如果能照之办理，就能成功；不听，就要失败。意思是这样的，但话又说得很委婉，不是我对你的教训，而是历史的经验：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文章这样做，当然与诸葛亮的特殊身份地位有关，他是刘备托孤的重臣，刘禅尊他为“相父”。但是，从封建朝廷的规矩来看，君臣之分是不可逾越的。就是亲生父亲也一样。诸葛亮作为臣子，特别是在正式文献中，白纸黑字，不能托大，不能越出这个底线，绝对不能摆出居高临下的姿态。有一位先生分析本文说：“诸葛亮是后主的丞相，又是受‘托孤’的对象。他给后主上表文，既要循循善诱地开导，又要不失臣下尊上的本分；既不宜用训斥的口吻，又不该用卑下的声气。写得不卑不亢，方为得体。所以诸葛亮在表中没有说些自卑的话，使后主觉得他虚伪，也没有无拘无束地说些傲慢的话，使后主觉得受着威胁。读了这篇表，只觉得表中所用的言词和所持的态度，非常符合上表的诸葛亮和受表的刘禅的身份，文字写得恰到好处。”这个说法，大体是有道理的。所不足者，是对诸葛亮表中明显的“教训”口气，加以掩饰。这种口气明显是和臣下的身份不太相符的，但是，却并未给人以以臣临君的“傲慢”的感觉。这是为什么呢？主要的是，诸葛亮拿出了比后主更高的一张王牌，那就是“先帝”。一切教训的语言，都不是臣下的，而是先帝的。一切的应该和不应该，宜和不宜，都不是我的发明，而是为了实现“先帝”的遗志：
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
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
全文六百多字，提及“先帝”十三次，反复阐明，这是代先帝立言，而不是自己有多高明。从人际交流或辩论术来说，这是很精致的。论者与对方有不同意见，论者一味阐述自己如何正确，对方每每不能认同，叫做无共同语言，哪怕说出一本天书来，对方也可能无动于衷。此时论者的高明，就在于找到共同语言，拿出一个论者和对方都能认同的权威来，使对方无反驳的余地。诸葛亮在这里拿出刘备来，是诸葛亮和小皇帝都信奉的“先帝”，诸葛亮的教训来自刘备的教训，教训也就不是教训，而是忠心耿耿的辅佐。文章到此大义俱备，本该结束，但是只占全文的一半。接下来，不完全是讲道理，而是讲到了自己的身世和经历，在叙述中交织着抒情，是文章的高潮，也是文章最为精彩、最为经典的部分。
文章的抒情性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进行自我贬抑。首先说自己是个“布衣”，不是什么高门贵族出身。这句话在今天可能没有什么深长的意味，但在当时，出身贵族与否，对人的品评，是很关键的。其次，住的地方又很偏远，见识也并不高明，更重要的是，胸无大志（“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明显不符合他当年“每以管仲乐毅自比”的实际。说他“在表中没有说些自卑的话，使后主觉得他虚伪”，是不到位的。其实，诸葛亮的这些话，不是自卑，而是自谦。把自己才能、功绩的自谦与以教训为主的语气相统一，是本文的一大特点。“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只说接受任务的时候，是很凶险的，却并没有提及自己力挽狂澜的功勋。自己扭转败局的伟业，刘备因为自己的战略决策而转败为安的历史，却不着一字，留在空白中。而这以后，“二十一年矣”，五个字，把自己帮助刘备建立蜀中根据地，形成鼎足三分的功绩一笔带过，显得雍容大度。
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
“谨慎”以平淡的语言概括盖世之功，深长的意味尽在语词之外。难道仅仅因为“谨慎”，就能担当起临崩受托的“大事”吗？可以看出诸葛亮的人格和文格，在字面上，“谨慎”“大事”“二十一年矣”，都是平常的字眼，是十分谦恭的，而内涵恰恰又是非同寻常，轻描淡写的自我肯定比张扬更有内涵。政治军事的实绩是明摆着的，包括“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如此的劳绩，只用“南方已定”就草草带过，然而这一切并没有给他带来心灵的喜悦，相反，“受命以来，夙夜忧叹”，精神负担很重，在胜利中日子也不好过。一天到晚忧虑、时刻萦怀的，是自己“许先帝以驱驰”的初衷。为什么呢？怕复兴汉室的事业不成？如果仅仅是如此，充其量不过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让他更为忧虑的，却是“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自己的生死荣辱是小事，“先帝之明”则是最高原则。自己不争气也就算了，但是让人觉得先帝看人走了眼，事情就大了。
诸葛亮不管是讲理还是抒情，其核心价值，都在两个字“先帝”上。从这两个字出发，以这两个字为价值准则，就是话说得再重，刘禅也只能心服口服。
这个“先帝”，是他感情的核心价值，也是他生命的核心价值。这里当然有他的忠君观念，不过这不是仅为了荣华富贵，而是出于他的政治理想，对复兴汉室事业的追求。他的信仰是真诚的，为这样的事业而奋斗不计荣辱，奉献出自己的一切，这里当然不排除愚忠的成分，但是诸葛亮式的“愚忠”，还有一点人格的光彩。他不像曹操和司马懿家族，一旦羽翼丰满就取而代之，自己做皇帝。作为一个忠于自己承诺的人，他投入了自己的深情。在这样的前提下，对刘禅的说理，达到了情理交融的高潮：
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这样的句子，是真正动了感情，到了理性有点混乱的程度。当然也有读者可能以为它与“表”这种体裁的规格有关。“表”的结尾常常以抒情作结，如李密的《陈情表》最后的结语是：
臣不胜犬马怖惧之情，谨拜表以闻。
拒绝皇帝的征召，李密的恐惧，是实实在在的。曹植的《求试表》，结语是：
冀以尘露之微，补益山海，萤烛末光，增辉日月……圣主不以人废言，伏惟陛下少垂神听，臣则幸矣。
皇帝虽然是自己的亲兄弟，但是，由于争夺继承的斗争，亲情已经被毒化了，所以那种诚惶诚恐的心情，也是自然流露。羊祜《让开府表》的最后是：
臣不胜忧惧，谨触冒拜表。
把这几个结语和诸葛亮的结语相比，显然，羊祜的“忧惧”有套语的性质，李密的有真性情，曹植的忧惧也深沉。而诸葛亮的抒情不但诚恳真挚，而且强烈到“临表涕零，不知所言”，让一位三军统帅，在官方的正式文书中，用了这样超越理性的抒情语言，坦然表述流出眼泪来，激动得不知所云，在一般的奏章中是不可想象的，只有在“表”这种以“陈情”为务的体裁中，在诸葛亮这样的“忠臣”的心灵中，才能得到相当自由的表现。
在如何看待诸葛亮这个“忠臣”的问题上，发生了争议。
最早提出质疑的是李国文，他认为：“诸葛亮作为一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千古典型，我们对其人格的伟大，所产生的景仰心理，是一回事情；但从其坚持错误的北伐政策，而导致蜀国过早败亡，来剖析他的得失，则是另外一回事情。”蜀国当时是比较弱，诸葛亮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多次征战，他自己都承认“民穷兵疲”，两次上表北征，连阿斗都劝他了：“方今已成鼎足之势，吴魏不曾入寇，相父何不安享太平？”但他仍然坚持北伐，前后六出祁山。事实说明他好大喜功，反而导致蜀国早亡。他坚持不改的原因仅仅是刘备三顾茅庐，破格重用。“士为知己者死”，他对刘备怀着终生不变的感情上的义务。他贸然行动，很大程度上是太过于自负，执着于维护个人的威信和尊严，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只有坏处，没有好处。《蜀记》里记载，晋初一些士大夫谈论诸葛亮：“多讥亮托身非所，劳困蜀民，力小谋大，不能度德量力。”张俨《默记》中说：“诸葛丞相诚有匡佐之才，然处孤绝之地，战士不满五万，自可闭关守险，君臣无事。空劳师旅，无岁不征，未能进咫尺之地，开帝王之基，而使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李国文对诸葛亮的批评，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事实上，李先生还忽略了一点，就是诸葛亮并非《三国演义》中所描写的政治军事全才，历史上的诸葛亮，只是一个管理行政、治理军务的天才，却不是一个全面的军事天才。陈寿说他“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这就是说，实战并不是他最大的长处。但是，李国文的说法，也有一定的片面性。虽然蜀国在军事力量对比上，可能处于一定的弱势。但是，弱势并不一定注定失败。先前刘备在被曹操追击之时势更弱，却因为采取了诸葛亮外联孙吴的政策而取得胜利。后来据有蜀汉，兵势强大得多了，关羽和刘备破坏了诸葛亮早就制定的和孙权结成统一战线的路线，才使蜀国陷于孤立的境地。批评诸葛亮坚持北伐不是从国家、人民的利益出发，而是从愚忠观念和个人抱负出发，有脱离历史条件的嫌疑。一定要从动机上纯洁化到毫无个人意气和抱负，恐怕历史上没有一个合格的英雄。把历史人物还原到历史语境中去，是历史主义的起码准则。
从三国时代的历史形势来看，国家分裂，军阀混战，民众苦于兵役、劳役和战争的破坏，及早统一是结束苦难的途径。生硬地以这个准则来衡量，诸葛亮要么是一举统一全国，要么是及早投降，才最符合国家和大众的利益。否则，不管做什么，都是徒然劳民伤财，北境受其兵灾，西土苦其役调。如果历史真是这样简单，那么，不但诸葛亮不能列入三国英雄谱，往近里说，周瑜、孙权，往远里说，屈原，乃至孔孟，所有不为当时皇权所用的人物，越是有作为，也就越难逃延长国家分裂、涂炭生灵的罪责。但是，历史的选择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结果在终点，因而不可能是一种预设，实力对比的消长在混战的过程中曲折地显示，甚至在无限的偶然性中呈现的。不管三国打着什么样的旗号，客观上都不能遵循着从分裂走向着统一的历史走向。不管三国军事集团领导人物怀着什么样的个人野心，他们追求统一的理想，是符合历史潮流的。在复杂的历史进程中，历史发展的进步性和人的精神价值，是不一定平衡的。那些混战中，一些不堪一击的弱者，如刘禅之类，并不因为客观上缩短了分裂的时间，而获得精神的价值。那些混战中的强者，不管是最后的胜利者，还是失败者，都是历史的创造者，中国的历史离开了他们的名字，将有太多的空白。他们为了自己认定的目标而献身业绩，他们超人的才智和人格，就具有宏大精神价值。诸葛亮所认定的事业是失败了，然而，他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他谨守对刘备的诺言，以自己生命能量进行的自我实现，他的人格理想，应该成为我国传统的人文精神丰碑。更何况，诸葛亮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失败者，他军事上的失败，并不能掩盖他在行政上广得民心。陈寿这样概括：
外连东吴，内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
……
青龙二年春，亮帅众出武功，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为口实，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
陈寿曾经是蜀国的官员，可能有些感情作用，但诸葛亮当时政绩良好，有相当的民望，也应该是不可回避的事实。就封建统治集团中的人物而言，诸葛亮还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英雄。
不管诸葛亮有多么大的历史局限性，也不应该妨碍我们把《出师表》当作宝贵的文学经典来继承。但是，由于夸大诸葛亮的这种局限，走向极端的倾向却应运而生了。曾有人写信给国家教育部教材司建议将诸葛亮的《出师表》撤出中学语文课本，以华歆的《止战疏》代之。信中说，在《止战疏》中，华歆认为：“战争是在不得已时才发动的，不可以轻启战端，要等待时机的成熟。”（“夫兵，不得已而用之，故戢而时动”）而诸葛亮的《出师表》发动北伐战争的原因是要报恩于刘禅，表现出的是一种愚忠。《止战疏》中，华歆认识到三国鼎立已成定局，主张积蓄国力：“以圣德当成康之隆，宜弘一代之治，绍三王之业。”即以周成王、周康王作为榜样，先治理好曹操、曹丕留下的基业，成就一个太平盛世。提出“为国者以民为基，民以衣食为本。使中国无饥寒之患，百姓无离土之心”。信中认为，《出师表》作为范文被选入初中课本，对初中生来讲，容易形成“愚忠”思想。
应该承认，华歆的主张，是比较符合当时下层人民的利益和愿望的，加上秋雨连绵，魏明帝也接受了他的主张，下诏令曹真退军。但是，不可忽略的是，华歆的思想同样也有愚忠的性质。要在封建时代找出一个当权者，超越忠君观念的代表是不可能的，何况华歆的主张还带有很大的空想性质。“民以衣食为本。使中国无饥寒之患，百姓无离土之心……二贼（按：蜀、吴）之衅，可坐而待也。”事实证明，后来三国的统一并不是像华歆所设想的那样，是坐在家里等来的，而是通过战争，一寸一寸土地打下来的。不要说当时，就是整个中国历史、世界历史上，也从来没有一个分裂的国家不是通过战争来实现统一的。
至于华歆的《止战疏》，其思想固然有可贵之处，可是局限也非常明显。第一，他的思想并未影响到历史的进展，因而缺乏历史价值。第二，“疏”中的思想，属于儒家的王道思想，作为一种内在理论，也缺乏起码的论证。在情感上不够深厚，在语言上缺乏文采。总之，作为文章，可以说是比较贫乏的，缺乏生命的光华和艺术的创造。因而，它未能进入我国古典文学的经典宝库。这样的文章，不可能像诸葛亮的《出师表》那样，成为那个时代的人格和文格的典范，在千百年后，仍然如恩格斯说起希腊神话那样，具有“某种不可企及的成就的丰碑”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