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中对》并不是《三国志》和《资治通鉴》中原有的篇名，而是后人所加，这可能与中学语文课本单独列篇有很大关系。隆中是湖北襄阳的一个地方。还有一种提法叫《草庐对》，不大流行。从修辞的角度来说，“草庐对”有一点形象的感性，照理应该更受欢迎才是，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可能是隆中是个小地方，而所论却是天下大事，小大的对比更显得诸葛亮胸襟之开阔。
《资治通鉴》的这个部分，大都是来自《三国志》，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作者应该是陈寿，此人的籍贯是四川南充，地道的蜀国人。《隆中对》的事情发生在建安十二年（207），过了26年，陈寿才出世。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当时27岁（实际年龄26岁），他们的对话，有什么根据吗？《三国志》的许多记载，都有一些书面的根据，后来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的时候，还把他所舍弃掉的和一些可能没有见到的材料插入书中。隆中对话，却没有什么直接的史料。陈寿的根据，最可靠的那一部分，就是诸葛亮自己在《出师表》所说的：“臣本布衣，躬耕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但这里并没有他们于草庐之中三次谈话的具体内容。陈寿本是蜀汉的官员，曾任卫将军主簿、东观秘书郎、观阁令史、散骑黄门侍郎等职。耳濡目染，有比较丰富的见闻，听到过当时的一些故实和传闻，也可能还阅读过蜀汉的官方文献，但这类官方文献是很少的，陈寿曾经批评过诸葛亮主治蜀国却不曾立史官，故《三国志·蜀书》最单薄。入晋以后，陈寿又当过著作郎、治书侍御史，陈寿48岁时，开始撰写《三国志》。此时距隆中对已经六七十年了。
刘备为什么要这么谦卑地请教诸葛亮？因为他有政治上称霸一方、一统天下的野心，但在军事实践上，常常是一败涂地，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连个根据地都没有，常常处于寄人（实际上是军阀、土皇帝）篱下的狼狈境地，动不动就被驱赶。刘备本来依附袁绍，官渡大战以后，袁绍失败了，他逃到荆州，投奔刘表。刘表拨给他一些人马，让他驻在新野（今河南新野县）练兵，随时随地都可能再次成为丧家之犬。但是刘备的野心并未稍改。他意识到要改变这种被动局面，非得要有特殊的谋略、特殊的人才，才能化劣势为优势。
《隆中对》一上来就介绍诸葛亮的大志。没有这个，当然也能成文。直接写“刘备在荆州”，也有开门见山的好处。但是，在节选史书的时候，为什么要把这一段留下来呢？诸葛亮在这以前，一点政治军事上的事迹都没有，怎么可能一鸣惊人，一下子为刘备提出了这样一种战略，改变了刘备的命运，决定了三国鼎立的历史格局？这不是冷锅子里爆出来个热栗子吗？所以有了这一段，提供了诸葛亮的生活、精神、理想的背景。他本来就是胸怀大志，自比名相管仲、名将乐毅。一个才二十六七岁的书生，一般是不敢有这样的理想的。就是有这样的理想，人家也不会相信。天才诗人李白年轻的时候，也曾设想自己“奋其智能，愿为辅弼”，只要把才华施展出来，就能当宰相。不但当时没有人相信，就是后来到了长安，和最高权力中心有了交往，还是没有人相信。诸葛亮在当时的地位比之李白当年的影响差得远了，他这样的理想，当然是没有人相信（“时人莫之许也”）。但是，这里强调的“时人”，值得推敲。“时人”的含义很丰富，一个是当时的人们，又隐含一般人的意味，“时”，是不是有时尚的联想义？韩愈《师说》：“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这里的“时”就多多少少包含着“时俗”的意思。时俗之人不信，可有人相信，一个是徐庶，一个是崔州平。这两个，是与“时人”相对的，不是一般的人，而有一定名声的人。但是一般的人，没有意识到诸葛亮的大志。只有几个有特殊修养的精英人物，才知道他的价值了不得。这一段，大抵都是《三国志》的原文，但是有些不同，《三国志》的原文中有几句后来被司马光删了：
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
为了把古人的形象和我们的感觉经验距离缩短，先解释一下“身长八尺”，如果以为这个尺和今天的一样，那就二米七左右，比姚明还高了。实际上当时的尺大约等于今天的七寸。尽管如此，也有一米八四左右。这样的身材，有点不凡。原文说他“躬耕”，就是亲自耕种。我想他的出身是官宦世家，不可能靠种田为生。躬耕的深层意义可能是偶尔参加劳动，以农为乐，在仕途上没有多大追求，但是又好为《梁父吟》。这是一首什么样的诗歌呢？司马光为什么要把它删节呢？《梁父吟》又称《梁甫吟》，梁甫，是泰山下的小山名。诗曰：
步出齐城（一作东）门，遥望荡阴里。
里中有三坟（一作墓），累累正相似。
问是谁家墓（一作冢）？田疆古冶子（一作氏）。
力能排南山，文能绝地纪。
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
谁能为此谋？相国齐晏子！
这里有个典故，齐景公时期，有三个勇士田开疆、古冶子和公孙接。他们英勇善战，为景公立下了汗马功劳。只是他们一个个相当狂妄，成为齐国的安全隐患。晏子就设计了一个陷阱，给他们三个人两个桃子，结果是“三士”争食“二桃”，死于论功。这里包含着什么意思呢？大致可以说，不管武将多么飞扬跋扈，不可一世，但是“一朝被谗”就死于非命。和这些号称“力能排南山，文能绝地纪”的人物相比，国相晏婴是个著名的矮子，但为什么能轻而易举地胜利了呢？因为有谋。这种“谋”，不是一般的谋略，并不一定是光明正大的，是和“谗言”联系在一起的。这里的意味很是复杂。一方面胸怀大志，又对最高权力的阴险有着高度警惕。另一方面又对设计出这种谋略的国相（类似管仲、乐毅）有某种神往。诸葛亮的政治心态是复杂的，对政治权力斗争的黑暗和自己的才能持矛盾态度。读懂了这一点，才能真正理解，诸葛亮为什么要刘备三顾才出山。一顾不行吗？不行。两顾不行吗？不行，下不了决心。宁愿“苟全性命于乱世”，搞到政治谋略里去，立下多大的功劳，也可能要掉脑袋。
虽然如此，但是施展才能的理想还是占了诸葛亮行动的主导方面。诚如裴松之在《三国志》诸葛亮的传后注解说：“夫其高吟俟时，情见乎言，志气所存，既已定于其始矣。”他一开始就有出仕之心了，后来他的政治和军事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既然这样，司马光为什么最后还是删去了《梁甫吟》？
这是由《资治通鉴》这部书的性质决定的。《资治通鉴》是一本给皇帝阅读的书。“资治”，就是为了给皇帝统治臣民提供参考谋略的。对于最高统治权术及其黑暗，不能有太严峻的怀疑和警惕。此外，如果诸葛亮把统治权术看得太清楚，出山的可能性就比较小了。三顾茅庐，究竟为什么第一顾、第二顾没有成功，那是最高机密。为什么三顾就出山了？没有多少史料，还不如把他同意出山的难度降低。
这里还只是介绍诸葛亮，还没有写到刘备。
接着进入主题了，写到刘备与诸葛亮的关系。很特别的是，诸葛亮一直没有出场。第一句：“刘备在荆州。”这句话写得很简洁，为什么在荆州？史书前文有交代，这里就不必多费篇幅。这是《资治通鉴》作为编年史交代“刘备”在荆州干什么，“访士于襄阳司马徽”。“访”在字典里是“拜访，造访”的意思。然而光是这样理解，是比较片面的。从上下文来看，不是一般的访问，而访求、求访，是广泛地、主动地咨询。这句话，是《三国志》里没有的。《三国志》的原文如下：
时先主屯新野。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谓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先主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
本来有人推荐，诸葛亮完全可以出场了，但在《资治通鉴》中，又加上了一个司马徽（字德操）向刘备推荐诸葛亮。司马光的行文，比《三国志》略高一筹的地方，就在这里：
刘备在荆州，访士于襄阳司马徽。徽曰：“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伏龙、凤雏。”备问为谁，曰：“诸葛孔明，庞士元也。”
司马光是宋朝人，他怎么会比晋朝人陈寿有更多的史料？这个材料，是裴松之后来写到《三国志》注文里的，可能是陈寿没有看到，看到而没有采取的可能性比较小。《三国志》写徐庶一个人推荐了一下，刘备就三顾茅庐了。一个人推荐，一去就是三次，多少有点神秘。有了这条，其声名远播。而且两个人，都说他不是一般的人才，而是一条“伏龙”。反过来看，《三国志》里徐庶向刘备推荐诸葛亮，在什么地方？新野，在今天的河南省。为什么惜墨如金的史家，要特别点出新野呢？这是说诸葛亮名声实在太大了，在荆州，也就是湖北一带地方，他的名声就很大，到了河南也一样。刘备说，那就让他来罢，但是徐庶说此人“不可屈致”。刘备差一点犯错误，是他还没有意识到诸葛亮的重要性，这是原因之一。原因之二，可能是路途也有点遥远。他人在新野，而诸葛亮此时在隆中，他要跑到湖北襄阳去，起码也有三百里的距离。跑那么远见一个书生，这就怪不得“关张不悦”了。当然，也有人说，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躬耕于南阳”的“南阳”，应该就是湖北襄阳隆中所属。可是近来河南有关方面，力争南阳不在湖北，而在河南，这当然是有关旅游资源的争夺。不管是在湖北，还是在河南，诸葛亮不在新野，并和新野有很大的距离，是可以肯定的。忽略了这一点，就可能不理解，为什么刘备对司马徽那么主动拜访，而对于诸葛亮，就好像有点搭架子。这一点长期被人忽略，原因是被《三国演义》的“三顾茅庐”误导了。以为卧龙岗真的就在城外，早上赶去，诸葛还没有起身。不过，由于历史资料的阙如，今天很难想象刘备是怎么不顾鞍马劳顿，连续三次往返的。刘备的求贤若渴，倒是表现得相当真诚了。这样主动的三顾，规格很高，不是一般的人能够配得上的，也不是一般的权势者所能做得出的。就是当年，对这一点，有些人士也不太相信。裴松之为《三国志》作的注里，引用了当时的《魏略》：
刘备屯于樊城。是时曹公方定河北。亮知荆州次当受敌，而刘表性缓，不晓军事。亮乃北行见备。备与亮非旧，又以其年少，以诸生意待之。坐集既毕，众宾皆去，而亮独留。备亦不问其所欲言。备性好结毦，时适有人以牦牛尾与备者，备因手自结之。亮乃进曰：明将军当复有远志，但结毦而已邪？备知亮非常人也，乃投毦而言曰：“是何言与！我聊以忘忧耳。”
这就是说，不是刘备亲自去找诸葛亮，而是诸葛这主动送上门，刘备还不大理睬，只顾用牦牛尾巴编织一种手工艺品。这条史料，陈寿没有采用，原因应该是诸葛亮自己在前《出师表》说过：“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这是写给刘备的儿子小皇帝刘禅看的，不可能是胡编。《魏略》中的史料，虽然不可靠，却反映了一种心理，刘备不可能大老远地去主动地拜访一个才二十六七岁，又没有什么建树的年轻人，要这样做一定得有理由。这可能也与《资治通鉴》这的性质有关系。人主不是那么随意的，同样，这也反映了臣下对君王重视人才的一种期待。
铺垫已经做得差不多了，才有可能让刘备采取果断措施，“因屏人曰”说明既是很机密的，又是很亲密的（当然，如果要抬杠的话，这样机密的对话，后来是谁传出来的？谁能对这个对话作旁证？）。不过从文章来说，隆中对答，开诚布公的全部氛围就此具备。接下来的刘备的语言，词语是很讲究的：先说“汉室倾颓，奸臣窃命”这当然是指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接下去是：
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而智术浅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
把自己说成“智术浅短”，这是很谦虚的，很有一点礼贤下士的风度。但如果光是看出了这一点，不算是看懂了刘备的真正的心思。就在这样卑谦的话语中，又流露出自命不凡。“孤”本来是古代王侯的自称，一般是“人君谦称”。《战国策·齐策》：“虽贵必以贱为本，虽高必以下为基，是以侯王称孤寡不穀。”表面上说自己德行不够，实质上是说自己天下第一。所以，当了皇帝才有正式称孤寡的资格。但在军阀混战期间，称霸一方的军阀，擅自称孤的也不少见，但那是大权在握，土皇帝做稳了的情况下，称孤才可能是名副其实。刘备此时还只是一个寄刘表篱下的县级武装部长。而且《三国志》里还说，刘表对刘备的政治野心，是有所怀疑的。居然在这样的时候，又是当着生人的面，在谦恭的言辞下面，把内心南面王的感觉流露了出来，这是说话说走了嘴，还是陈寿曾为蜀官，潜在的正统意识的流露，或者史家的春秋笔法？联系到一开头，称刘备为先主，而到了《资治通鉴》，则被司马光改为“刘备”，这是很值得钻研的。刘备此时的实力可以说是微不足道，而且几经失败。易中天在他的《品三国》中总结说，刘备“反复无常地投靠他人，五易其主，四失妻子”，手头只有两千上下人马，却要统一全中国。反差如此之大，应该说，有点可笑的。但是，读者没有可笑的荒谬感，原因在于他的用词，完全是一种委婉的修辞。他不说他要当皇帝，而是说“欲信大义于天下”。“信”同“申”，也就是申张大义，普及大义，让全国百姓都相信他，接受他的“大义”。至于什么是“义”，他没有说。“义”者，宜也，就是应该的。但是不同的人，曹操、孙权、刘备，对于应该和不应该，南辕北辙。不过这并不妨碍“义”“大义”成为各种互相矛盾的褒义的弹性包装。顾名思义，大义就是最高尚的义。事实上，就是儒家的仁义道德，也就是所谓王道。王道的特点，以德服人，以道德和感召力来服众，和运用武力争夺是对立的。最高的理想境界，是垂拱而治。而刘备所要做的本来就是用武力来争夺最高统治政权——当皇帝。这不是王道，而是霸道。但是，他不说以武力得天下，而说以仁义得天下。别人则是以武力、霸道争得帝位，就是不义。这有什么道理？没有什么道理。诸葛亮这样一个有头脑的人，听到这里心领神会。这是汉语修辞中的官话套路，用美好的词语掩饰不美好的、至少是凶险的意图，明知语言与事实脱离，用学术语言来说，叫做能指与所指的错位游戏，双方心照不宣。
这样分析，并不是钻牛角尖，而是考虑到中国传统的史家笔法，秉笔直书，记言记事，不直接进行评价，但是在行文中隐含。这叫做“微言大义”“寓褒贬”。在这里，我不得不提醒一点，当前语文教学，讲究语感。但是，许多人只是口头上喊喊而已，到了具体语句，就落空了。充其量不过是现代汉语的语感，而阅读历史原文，仅有现代汉语的语感，可能变成语感的麻痹。我看过不少教参和教案，讲到刘备这一段开场白，仅满足于把它翻译成现代汉语：“刘备于是叫旁边的人避开，说：‘汉朝的天下崩溃，奸臣窃取了政权。我没有估量自己的德行，衡量自己的力量，想要在天下伸张大义，但是自己的智谋浅短、办法很少，终于因此失败，造成今天这个局面。但是我的志向还没有罢休，您说该采取怎样的计策呢？”从字面上看来，这样翻译，应该是符合原文的意旨。但是，读后是不是有一种大煞风景的感觉？
如果刘备自称“我“，还有什么刘氏正统的身价和礼贤下士的姿态？这就暴露出译者古代汉语语感的缺失。译者的语感，就是词汇的表层意义。也就是古代和现代汉语重合的那个部分。而语感之所以要“感”，首先，这只是表层的、显性的语义，是不用感就能明白的，但是语感往往不仅是显性，而且是在底层、隐性的。同一个词语，古代汉语的语义和现代汉语的语义，并不完全对等，对等的只是表层部分。如果只看到表层对等的部分，理解就可能貌合神离了。正是由于不对等，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古代汉语翻译成现代汉语，都免不了要发生意义的“水土流失”。而语感，就是对这种“水土流失”的感觉“还原”。再举一个例子，“汉室倾颓”，翻译成“汉朝的天下崩溃”。意思没有大错，但是大量的语感流失了。为什么叫做“汉室”呢？室和朝有什么区别？《易·系辞》上：“古人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古者宫室贵贱同称。”《尔雅》云：“宫谓之室，室谓之宫。”汉室就是汉宫，室还有家的意思。（杜甫《石壕吏》：“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汉室就是汉家。“家”是血统关系的单位。这个宫，这个家，是属于刘姓血统的。因而只有姓刘才是正统，别人都不配。所以，别看我目前蛰居一隅，但我有权自称“孤”。如说成“汉朝”，有朝堂、朝政的意思，那是皇帝和君臣对话的地方，没有血统的联系。如果以为“汉室倾颓”，等于“汉朝倾颓”，语感损失就太大了。汉朝是一个中性的词，什么人都可以说，刘备自己这样说，就没有血统、正统的优越性了。
语感的“感”，不是表面上的概念化的意义，而是那些隐秘的含量。那些潜在量，是很丰富的，又是不很明确的，所以要潜入表面的概念，去领悟，去感受。如果满足于表面上概念化的意义，就不需要感了。
接下去，诸葛亮说话了，这是《隆中对》的主要内容。
要注意的是这里用的是诸葛亮的视野。在这以前，司马徽就说过，诸葛亮虽然是个读书人，但和一般“儒生俗士”的不识时务不同，他是识时务的俊杰。如果从现代汉语语感上去理解“识时务”，是有点贬义的。有点不讲道义和原则，只看实力，见风使舵的意思，但在古代汉语中，是褒义的，因为和俊杰联系在一起。这句话很有名，后来广泛流行，成为常用语。要理解“识时务”，有两种办法，一是从字面上去钻研。“时务”，就是当时的事务，这里指的是政治军事事务。但什么叫做“识”？现代汉语是认识的意思，这里的“认识”，需要从上下文中体悟的。这是比较深刻的见识，不但深刻，而且与众不同，在众人昏昏，为表面现象所迷惑，为现成观念所拘之时，能够清醒地保持自己的见地。
陈寿表现诸葛亮的“识时务”，“识”在哪里呢？先看他对形势的分析。刘备的来意很明确，提出汉室倾颓问题，他所说的大义，是针对“窃命”的“奸臣”，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要知道刘备是要铲除曹操的，当然铲除了曹操以后，其他实力强大的人士，如孙权等也在扫除之列。只有把他们统统收拾干净，自己才有可能统治天下。而现实是，刘备刚刚从曹操那里溜出来，曹操的优势人马快要打上门来了。刘备满脑子就是这样一个大敌。只要把他灭了，大义就没有问题了。但是，诸葛亮却迎头给了一下棒喝。曹操不能碰，他拥百万之众，这是军事优势，而且“挟天子而令诸侯”，有政治优势。“挟”就是挟持，和劫持人质差不多，打着王朝合法性的正统旗号。阁下这么一点力量，是没有办法和他较量的。另外，刘备没有来得及考虑的是孙权，因为还没有和他打过交道。他一直在中原打仗，在逐鹿中原的垓心，眼光没有注意到盘踞江东的孙权，这是由刘备的处境决定的。他一直在被动应付，因而，把被动的局部当成了全局。诸葛亮和他最大的区别，就是对全局了如指掌。他指出，孙权这个人也不能碰，他的政权已历三世，树大根深。而且他的地盘地形很是险要，人才众多。不但不能有什么图谋，而且要和他相互援助（“为援”），结成统一战线，对抗曹操。
这是暂时图生存的必要。而最终要申张大义就要有自己的力量，就得有自己的地盘。要有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地，也就是根据地，不要啃硬骨头，就要往软处想，哪里是软骨头呢？这恰恰是刘备思想的空白。诸葛亮提出两个地方是可以成为根据地的。一个是就在眼前，荆州的领导人刘表是软弱的；一个远在四川，不在中原政权逐鹿的中心，那里是军事和政治角力的空白地带。
这就叫做“识时务”，这种识时务，把力量对比看得很清楚，把宏观的强势和弱势，用逻辑的对比加以突出。这种高瞻远瞩的政治视野，把刘备从纠缠眼前的生死存亡中解放出来。这么说来，在《隆中对》中，诸葛亮的宏观眼光令人惊叹。但是，这一切都不是在文献基础上的实录，而是陈寿自己想象、概括出来的。因为当时是诸葛亮与刘备密谈，这些话，完全是陈寿对诸葛亮后来事业的总结。也就是说，所有这些语言，与其说是诸葛亮的，不如说是陈寿的。也就是钱锺书所说的“代言”，或者“拟言”。钱锺书对六经的文学性质说得很彻底，无异于提出了“六经皆诗”的命题：“与其曰：古诗即史，毋宁曰：古史即诗。”这就是说，从文体功能来说，是历史的纪实，然而从作者情志的表现来说，却无不具有审美价值。钱锺书以《左传》为例，还指出“史蕴、诗心、文心”，特别指出：“史家追述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人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
钱锺书强调的是古代史家虽然标榜记事、记言的实录精神，但是事实上，记言并非亲历，且大多并无文献根据，其为“代言”“拟言”者比比皆是。就是在这种“代言”“拟言”中，情志渗入到史笔中，造成历史性与文学性互渗，实用理性与审美情感交融是必然的。陈寿让诸葛亮这样分析荆州：
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
陈寿对诸葛亮的想象，在文学方面同样精彩绝伦。诸葛亮漂亮的话语，显然是文学的想象多于史家的“实录”，把当时的情境和日后几十年的政治军事实践，总结在这样简短的话语中，需要何等的笔力。陈寿虚构的诸葛亮的语言，哪里像是即兴交谈的口语，通篇出口成章，情志交融，一气呵成，显然是后来精心修改的。不过几百字，勾画了这个二十多岁的小青年，在谈笑间让比他年长十多岁的刘备如梦方醒，醍醐灌顶，甚至还带出了这样的心理效果：把自己生死与共的肝胆兄弟关羽和张飞都冷落了。
魏晋散文以气为主，建安风骨朴实无华，然而，陈寿却文采结合情采，站在地理的制高点上，雄视八方，海内风云尽收眼底。不但在当时的散文中难得一见，就是在诗歌中也是稀罕的。更难得的是，在骈体文尚未成为主流话语的时候，居然骈句与散句结合，达到骈散自如的境地，显然是事后深思熟虑，精心推敲，才能把史家散文的文学性发挥到时代的前沿。以这种高瞻远瞩、视通万里的气势和骈句的排比，陈寿让诸葛亮表述这种以局部统摄全国的策略。四个排比句，每句中间都有一个动词（“据”“尽”“连”“通”），本来意思是一样的，说是就是便于联系，取其便利，但用词不能相同，要有变化，同中求异，成为序记性散文的经典模式，为后世经典散文所追。如《滕王阁序》：
星分翼轸，地接衡庐，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
王勃几乎亦步亦趋地追随陈寿的风格，以一地之微，总领东南西北，雄视九州。以天地配比三江五湖，甚至连骈句和动词对称（“襟”“带”“控”“引”）也不避其似。而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在骈散结合的句法上则更是一脉相承。在骈体文尚未充分成熟之时，都属于用一类动词，关联起局部和全局的修辞手法，这完全是陈寿的文学创造。
这还只是矛盾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其主不能守”，诸葛亮轻松地把刘备的思路拓开：这是老天爷送给你的根据地啊。从这里，就可以“西通巴蜀”。而巴蜀那里的当权派则更差，诸葛亮用了“暗弱”两个字来形容。既愚昧，又软弱，要得到这样的地盘并不太难。诸葛亮为刘备设计的战略是：
根据地：“跨有荆益，保其岩阻”，把这两个地方作为根据地，利用其险要地形，以保全自己的实力。
外交政策：和后方的少数民族和好，巩固后方，和孙权组成统一战线对抗强大的曹操。这么复杂的问题，只用了两个对仗短句：“抚和戎越，结好孙权”，充分表现了对仗句的概括力。
内政方针：“内修政治，外观时变”，又是两个对仗的短句。
文章题目是极大的，形势是很复杂的，而诸葛亮的逻辑层次一共有以下几个：第一，硬骨头不要啃，曹操和孙权都是强大的，一个不可争锋，一个只能联合。第二，要找个根据地，软骨头赶快吃，头一块是荆州，牵动全国，很容易得手。第二块是益州，那里更软，而且是个注意力的空白。第三，有了根据地，要巩固后方，减少敌人。第四，养精蓄锐，等待时机。自己要争气，让自己基础力量巩固起来。最后的结论是：
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诸葛亮在这里的话语和刘备有相同之处（“汉室”），也有根本的不同。刘备说他“欲申大义于天下”，那是开头的官样文章，用王道包装霸道，到了这个时候，诸葛亮觉得不用躲躲闪闪了，干脆就是“霸业可成”。诸葛亮敢于用“霸业”（暴力夺取政权）这两个字，充分说明了两个人已经换了一套话语，至于“情好日密”到刘备的老哥儿们关羽和张飞的不悦，不过是二人心心相印的一种效果罢了。
文章的立意在于身居隆中，地处偏僻，名不见经传，26岁的小青年，未出茅庐，天下三分，尽在指顾之间。二百多字，如此简洁，又如此深邃，这是中国史家笔法的精粹，也是中国文学语言的神品。
当然，这是《资治通鉴》的文本，《三国志》中，诸葛亮的话还不仅限于对于现状的分析，他还有对未来的畅想：
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
历史证明孔明的这些话还是太乐观，对自己的才能太自信了。从史学来说，这是诸葛亮的不足。陈寿在《三国志·诸葛氏集》的序言中，对他在大权在握，宏图大展之际，作出这样的总结：“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当此之时，亮之素志，进欲龙骧虎视，苞括四海；退欲跨陵边疆，震荡宇内。”他担忧自己不在之日，没有人能完成统一中原的大业。于是屡屡用兵，但是鲜有建树。这当然有许多原因，其中之一，是关羽破坏了他的和孙权结成统一战线的路线，其二就是他自己的才能毕竟有限。陈寿在《三国志·诸葛氏集》中说他“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说白了，就是他是个行政天才，只是不大会打仗。《三国演义》写他六出祁山，九伐中原，劳师动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故杜甫说他“出师未捷身先死”。
诸葛亮以为只要派一上将和刘备一起出征就能轻易取得胜利，是自信得有点天真了。从文学上说，这是很生动的一笔，正表现了这个二十六七岁的年轻人，多多少少有点浪漫，举蜀国之兵不出二十万，且兵分两路，击魏之强实在是有点天真的空想。可是从史学来看，毕竟为后来的实践所证伪，这种不切实际的空谈，司马光是不可能赞赏的，所以在《资治通鉴》写到这一段时删节了。兵家之大忌，而陈寿明明经历了诸葛亮此计之败却秉笔直书，是不是有春秋笔法褒贬寓于叙述之中，读者审思的空间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