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个层次的美
《桃花源记》的写作年代，大约是陶渊明晚年，他已经几次为官，又几次退隐。他觉得为官委屈了自己，在退归林下以后，通过《桃花源记》把自己的人生和社会理想加以美化。
那么，《桃花源记》到底美在何处呢？
第一，美在自然环境。美在桃花，美在流水，美在有一点神秘：“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为什么是仿仿佛佛的呢？这种别有洞天的神秘感，产生了美。
第二，美在安静自足。在这个小农社会里，生活安康，心情舒畅：“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第三，美在远离战乱，不知时事之祸。安宁源自“避乱”（避秦时乱，与外人隔绝）。这里“避乱”的内涵，一是秦时之乱，二从秦到晋朝，至少还有两汉、三国、魏晋的战乱，一概不知。
第四，美在摆脱行政管理。根本没有政府，日子却过得很安宁。这一点在《桃花源诗》中，表现得更明确：“春蚕收长丝，秋收靡王税。”根本就没有人来收税，当然就没有政府。这个和谐的社会，只是家庭松散的集合。维系这种集合的，是一种乡土的、氏族的乡党血缘关系：“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
第五，美在人情纯朴。人与人之间没有任何利害的争夺，人情关系很是和谐。对外人没有猜忌，没有戒备，来了外人，家家户户热情招待。
第六，美在封闭。在与渔人临别之时表示“不足为外人道也”，避免与外界交往，打破自给自足的美好生活。.
第七，美在神秘不可寻。这样美好的境界，是神秘的。无心轻松可遇，有心相求则不可得。刘子骥则实有其人，《晋书·隐逸传》有记载：“晋桓温之弟冲，为刺史。处士刘麟之为长史，不肯屈。冲亲往迎。”把这个有名有姓的人物写出来，强调其真实可靠。但就是这个刘子骥，也没有能进入世外桃源。
第八，美在从容自如的心态，在这么新异的境遇中，没有显著的激动。这一点，在讲到文章的语言风格时细说。
《桃花源记》独特的美就在于世外桃源的理想之美。如果光是扑朔迷离，这个理想就可能不太可信。与扑朔迷离相对的是，它美在把理想境界写得真切生动，是真切生动与扑朔迷离与真切的统一，又是偶然亲历与不可重现的统一。这种美的境界不但有现实的价值，而且有历史的价值。
首先，当然是社会政治方面的价值。诗人在《归园田居》中说得很明白：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这是诗的语言，把它翻译成散文，就成了《桃花源记》中的：
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这还只是理想的一半，除了环境的理想，还有人生理想。这种境界，带着虚无飘渺的神秘性质，不是语言所能穷尽的，陶渊明在《饮酒》中说：“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在散文里，这种世外桃源也是：其中有真意，欲觅即杳然。这种理想毕竟是乌托邦式的情调，然而经受了一千多年的时光汰洗，却成为不朽的经典。这并不是陶渊明一时的空想，而是有着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历史渊源。这一点在《桃花源诗》中表现更为明显：
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
桑竹垂余荫，菽稷随时艺。
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
荒路暧交通，鸡犬互鸣吠。
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
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
草荣识节和，木衰知风厉。
“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显然与相传尧时的《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何力于我哉”有着内在的联系，而“荒路暧交通，鸡犬互鸣吠”则蕴含着《道德经》中“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思路。这就说明这种乌托邦式的想象，不完全是个人空想，而是植根于民族文化深层的理想。
当然，陶渊明在继承时是有发展的。其一，他把原始的民歌和老子朦胧的、虚无的理想和现实结合起来，扬弃了老子那种反对技术文明进步（“虽有舟舆无所乘之”），倒退到“结绳记事”时期（“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的蒙昧性；其二，在老子那里“小国寡民”毕竟还有“国”，到陶渊明这里，“国”的成分淡化了，一个和谐社区就足够了；其三，陶渊明把这种乌托邦精神化了。这不但是一种社会理想，而且是一种人生理想，一种精神的境界。不但人与人之间没有矛盾，而且人与自然也和谐相处。“草荣识节和，木衰知风厉”，这就是他所怀恋的“旧林”。其精神生活，归根结底就是自然。自由自在，没有外在的压力，没有内心欲望的压力。他反抗世俗欲望的压力，拒绝“心为形役”（《归去来兮辞》），其最高境界就是“怡然有余乐，于何劳智慧”。“劳智慧”是因为心里有压力，“心为形役”就是自找苦吃，就是陷入“尘网”，人生就像“羁鸟”一样不自由。
桃花源这么理想、自由的境界，为什么不可复入？在文章的深层，有一点线索。这个境界本来就是美在封闭，美在不与外人交通。而那个渔人，违反了桃花源中人“不足为外人道也”的准则，一出来就向官府报告，这就犯了大忌。人家就是要没有官员的无政府状态才理想，一经官府参与，理想的境界就消解了。可能陶渊明还有一层更深的寓意：美好的理想境界，无意得之轻而易举。有意去追求，就是“劳智慧”与理想相矛盾，当然就只能是缘木求鱼了。
二、朴实无华的从容叙述
《桃花源记》的价值，不仅仅因为其思想，而且还因为其语言风格的独创。这种风格是充满情感的，但又因心情特别平静而显得简朴。表现理想境界，不强调激情，突出的是一种从容不迫的心态，这就决定了语言上回避形容与渲染，不用感叹和夸张。
描述美好的环境和氛围，全文有三处：第一处，是发现桃花源的过程，全是叙述，几乎谈不上描写。就是点题的“桃花林”，也只是：“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其中“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是整体的概括性叙述，“芳草鲜美”也只是一种印象，并无描写所特有的细节。勉强称得上描写的也就是“落英缤纷”，但也是戛然而止，并未衍生出细节系列来。第二处，是桃花源里的景象。“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仍是概括的罗列，连田畴、池塘、桑竹的方位、形状、色彩都没有，“之属”相当于“等等”，完全是交代而不是描写。第三处，最为关键的，桃花源居民的生活。“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如孤立地看，不易觉察陶渊明的语言功力，只要拿同样写桃花源的文章来对比一下，就一目了然了。袁中道《再游桃花源》：“至桃花洞口。桃可千余树，夹道如锦幄，花蕊藉地寸余，流泉汩汩。溯源而上，屡陟弥高，石为泉水啮，皆若灵壁。”对桃花和岩石的描绘用了这么多的形容，流露出这么强的激情，显然和陶渊明在文风上是不同的追求。陶渊明的功力就是以朴素的语言和平静的心态取胜，就是写人物，也是一样。先是强调和外人相同（“悉如外人”），然后突出与外人相异，老老少少活得挺滋润（“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这种概括的叙述突出了与外人最大的不同，是远离战乱，不受外界政权更迭之苦难。桃源美，更美的是“世外”。世外的封闭之美，就美在“远离战乱”，这是全文意脉的核心。主题所在，一般是要大笔浓墨抒写一番的，然而，作者仍然是极其简略的叙述。至于写到桃花源中人氏对这个武陵人的热情款待：
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
本来是动了感情的，第一处是“乃大惊”，第二处是“皆叹惋”。但是陶渊明面对这种“大惊”和“叹惋”，并不跟着激动起来以抒情的语言渲染，仍然是从容不迫，继续平静地叙述。
这样简朴的叙述为何能在千年以后，仍然具有感染读者的魅力？陶渊明《桃花源记》的叙述不但比袁中道的《再游桃花源》的抒情更动人，就是比陶渊明《桃花源诗》的抒情也更为动人。
这种叙述究竟高明在何处呢？
关键是《桃花源记》的叙述，以特殊的情节取胜。完整的情节，是由悬念的“结”，到高潮的“解”构成的。在“结”与“解”之间，有一种因果。福斯特曾经在《小说面面观》中把情节和故事的区别说得很通俗：国王死了，随后王后也死了，只有时间上的连续性，没有因果关系，就只能是故事。而国王死了，王后接着也死了，原因是郁闷而死，有了因果性，这就是情节了。《桃花源记》里的情节经历两次曲折。第一个，发现世外桃源，美好的环境加上美好的人际关系。但是这种发现，陶渊明强调纯属意外，完全是偶然的，是一种没有原因的结果。第二个曲折，明明亲身经历的，回来还做了标记（“便扶向路”），再找却找不到了，也是没有原因的，寻找的人很快死了，更是没有原因的。这就使得这个情节迷离恍惚，独特神秘。而这种神秘，正恰当地表现了陶渊明乌托邦式理想的虚幻性。虚幻的因果与虚幻的理念结合，套一句老话——内容与形式的统一。空想的神秘和理想的真诚，是陶渊明面对的一个矛盾。难得的是，他居然为这个矛盾找到了这样特殊的情节形式，以写实的叙述把缥缈的想象说得很逼真，显示着陶渊明式叙述的功力。
叙述一开头，就点明具体的时间是晋太元年间，又叙述主人公是武陵人。为什么要这样具体呢？这是为了突出写实性。本来这种理想境界，有超越现实的性质，故在文中又有意强调其可信性。除了年代，皇帝的年号、籍贯是最具雄辩的。在农业社会，每家每户都依附于土地，人可以搬家，祖祖辈辈的土地却不能移动，人和土地的联系是长期不变的。要说明人的可靠性，往往就以其籍贯为证，这几乎成了中国古代文章的惯例。文章后面，写到有人对桃花源有探究的兴趣，就加上籍贯，如“南阳刘子骥”，《醉翁亭记》中，最后提到自己是“庐陵欧阳修也”。
强调时间人物的可靠性，是文章的一个方面。但情节毕竟是虚幻的，不能太写实，故陶渊明又在另外一个方面，强调地点的不确定性。先是这个以捕鱼为业的人，就在自己作业的地方，意外、偶然地遇到桃花夹岸的景观。居然不知到了何处（“忘路之远近”）。更奇异的是，一开始渔人是“缘溪行”，一般说来，在汉语中，行就是走，特别后面还有一句“忘路之远近”，这个“路”字，在一般语境中，也是陆上的路。二者构成语境，顺理成章，就应该是渔人在陆路行走。可是，到后来发现了洞口，突然来了个“便舍舟”，走路变成了行船。读到这里，不得不重新调整自己的理解，原来前面的“行”不是行路，而是行舟，“忘路之远近”的“路”，也不是陆路，而是水路。写作以文从字顺为基本原则，目的是让读者减少理解的难度。语义，包括字面义和隐含义，以高度统一、自洽为上，如不充分自洽，联想义有矛盾、错位之处，就可能表面字义上是“顺”，但在联想义上读者却不顺，不能达到因顺而“从”的境界，顺而不从，就不能不被迫回观前文，修正初始理解，这就是为难读者，减少阅读的愉快。这一点，光凭经验就能不言自明。陶渊明之所以这样冒险，就是因为他太追求简洁了。在精练的修辞效果上，太苛求自己了。硬是不舍得在“缘溪行”后面或者前面，加上一个“舟”字。当然，也可能这并不是陶渊明的小失误，是他有意强调，桃花源的美景太玄妙了，渔夫看得有点迷迷糊糊，造成一种忘记自己是行舟还是步行的感觉。同时又是为了让后来的刘子骥找不到路作伏笔。
不管这样的猜测是不是合理，《桃花源记》全文的语言精练，是有目共睹的。从句法来看，全用散句，不像《归去来兮辞》中有系统地用对句。散句都是短句，最长的句子也不过是：
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
自云先世避秦时乱
余人各复延至其家
第一句虽然字数多至九字，但是句式比较简单，一个谓语构成一个简单句。第二句结构比较复杂，宾语本身就是一个句子。第三句是一个主谓结构。总体来说，句子都是短的，所用词汇也都是明白晓畅的常用词。至于其他的句子，更是简单，而且音节短促，每句大致在五个音节以下，如：
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
简洁之道在于，第一，在句子之内，除了极少的、必要的副词以外，全用动词和名词，不但没有形容，而且连个比喻都没有；第二，一连串的句子，都是没有主语的；第三，叙述是有层次、有过程的，但是空间的转移、时间的顺序，除了几个简单的副词（“初”“复”），几乎所有的时间副词和连接词，都被省略了。难得的是，读者并不被迫返视，调整思路，而是顺理成章地追随作者。陶渊明看来精于此道，不但描述比较静止的景观，就是比较复杂的人事，也是一样：
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隔绝。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
这个过程是很复杂的，从发现渔人，到邀请到家招待，惊动了村人，纷纷问讯，与世隔绝的历史回顾；各出酒食延请，不向外人提起，众多的人物对话、动作和思绪，表达先后承继的连接副词大都省略。貌似并列的简单句形成特殊的语境结构，召唤着读者的经验，迫使参与想象：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
这样的文字，不能不使人想起海明威废除形容词和副词，只用动词和名词的“冰山风格”和“电报文体”。这样的语言风格，用简洁来概括，可能是不够到位的，更为准确的说法应该是“简练”。而在《宋书》中，史家把陶渊明文字风格称之为“实录”，这是中国史学正宗的传统笔法，是史书作者对他的最大褒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