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亭集序》是一篇奇文，奇在它本是散文，其稿本也只是个草稿，尚未正式誉清，颇有错字和涂改，然而全篇挥洒自如，收放有度，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它本是当时一群名贵人士（如谢安、孙绰、王羲之及其亲属王徽之、王玄之等人）聚会所作三十余首诗歌的序言，其目的本是引导阅读诗歌的兴趣。然而那些诗歌没有得到后世读者的青睐，这篇序言却成为中国古代散文的经典。
究其原因似乎又不太奇。那些诗歌与序言相比，无论是艺术思想上，还是文体驾驭上，可以说有天壤之别。不要说别人的，就是王羲之自己的《兰亭诗》和这篇序言相比，也不在一个档次上。如“仰视碧天际，俯瞰渌水滨”，只是当时五言写景诗程式化的对仗；又如“欣此暮春，和气载柔。咏彼舞雩，异世同流”，乃为诗经式的单调节奏，以“和气载柔”写暮春，缺乏感性，失之抽象，诗中用了《论语》中孔子和他学生的对话典故（“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情绪还没有来得及展开，就归结到哲理（“异世同流”）上去。总体说来，诗的情绪和语言都比较局促，而《兰亭集序》则显得大度雍容。
序文的表层是对景观的描述，“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似乎并无惊人之语。“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是概括的叙述，不带有精致细节的描绘。《兰亭集》另有孙绰写的“后序”，其对景观的描绘有：“高岭千寻，长湖万顷。”二者相比，王羲之似乎并不以文采取胜。从“千寻”“万顷”，可以看出孙绰是比较夸张的。其实，兰亭周遭并不存在千寻的高岭，也没有什么万顷的长湖。这说明孙绰的描绘不但刻意作语言的夸张，而且追求情绪上的激化。王羲之的情绪却是节制的，文字比较朴质，不过是“清流激湍，映带左右”而已。说明王羲之的情绪不是激情，而是相当婉约的温情。这种高雅的风格，孤立地看，可能不容易感悟，但与同类的文章相比，就不难感知其潇洒了。
这种文化名人观景、饮酒、吟咏的聚会，早在这半个世纪之前就有了记录。石崇有名文《金谷诗序》述其事，极写“娱目欢心”之情：“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金田十顷，羊二百口，鸡猪鹅鸭之类，莫不毕备；又有水碓、鱼池、土窟，其为欢目娱心之物备矣。”石崇是当时顶级的大富豪，他的抒情首先集中在物之齐备上，其次是隆重、盛大的音乐：“琴、瑟、笙、筑，合载车中，道路并作；及住，令与鼓吹递奏”。而王羲之则不取石崇这种盛大的排场，亦不夸耀物品之齐备。孙绰所写的“长湖万顷”，到了他笔下不过是一湾“曲水”，诸人只是随意“列坐”，将酒杯放在曲水中，流至则饮酒赋诗，被他简洁地概括为“一觞一咏”。他所追求的是情调自如，自在从容。“虽无丝竹管弦之盛”，说明对石崇那种盛大的乐队，王羲之有点不屑，特别点出只要能“畅叙幽情”就行。“情”的特点是“幽”，不在乎外在场景的宏大，也不在乎内在情绪的强烈，而是深邃的、自如的雅致。故饮酒轮替而从容不迫，为诗畅叙而不张扬。王羲之和石崇、孙绰虽同为贵族，但不同于石崇的富丽，亦不同于孙绰的夸张，而是以文士的庸雍，显示出一种潇洒的风度。
石崇的语言格调虽然不尽高雅，但是他赏景、饮酒、为诗的“诗会”却留下了佳话，成为后世追随的模式。同时，他的诗序多多少少也有些深思，那就是在欢乐无极的盛会中，也会“感生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这种欢乐与悲惧的矛盾，为后世此类诗序奠定了母题的基础，即使是王羲之也不能不说是受到这个母题的影响。
但是，王羲之的“幽情”远远超出了石崇，显示了更为深邃的矛盾。
矛盾的一方面是“信可乐也”，觉得实在是太幸福了。这个“乐”的特点，就在于“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就是让感官最大限度地（“极”）享受大自然的美好。如果光是这样，和石崇的“昼夜游宴”的感官享乐差别不大。王羲之的“乐”，还来自“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物品的种类与石崇的食物之毕备相比，显得相形见绌。然而从无生命的宏伟的“宇宙”空间，到有生命的万物“品类”，无不尽收眼底，精神空间显然比之石崇的广阔得多。更值得注意的是，他的“乐”，不限于此时此地，乐到忘却时间的流逝，“不知老之将至”的程度。这种“乐”，一不来自物质，二不来自音乐，而是来自对人生命的宏观（“俯仰一世”）体悟。这里蕴含着对不同个性的包容，不管是晤言一室、心领神会的，还是放浪形骸、超越礼法的，虽然所追求的和所回避的各不相同，但都可能欣然相与达到“快然自足”的境界。
“信可乐也”“快然自足”是意脉的第一个环节。
矛盾的另一方面则是，这一切都不永恒，“暂得于己”，欢乐只能是暂短的，“情随事迁”是免不了的。往昔的快乐，很快就过去了（“俯仰之间，已为陈迹”）。这一去不复返的，还不仅仅是眼下聚会的欢乐，而且是生命（“修短随化，终期于尽”）。这就不能使“极视听”之“乐”转化为“岂不痛哉”了。
“终期于尽”“岂不痛哉”是意脉的第二个环节。
两点节点对立而统一，交织着乐与痛、生与死的矛盾。王羲之面对这个矛盾，不像石崇那样以一句“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轻轻带过，也不像孙绰在《后序》里那样，感慨“乐与时去，悲亦系之”。他觉得庄子把生与死看得没有区别，把生命长短当成一回事，一味达观（“齐以达观”），是虚诞而妄惘的（“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他显然是一个执着于现实的人，不想回避生与死的矛盾。这个矛盾，他站在时间的高度来俯视。在他涉猎先贤的诗文时，时时感到“兴感之由，若合一契”，在生命的欢乐和悲痛上所见略同。这是不可逃避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很理性的，但是从情感上，却又不能不“临文嗟悼”，也就是不能不有所伤感，不能不在自己的文章中“喻之于怀”。这个“怀”的内涵，这种“嗟悼”的情绪，究竟是什么，他在这里好像有意含混。但是，站在时间的制高点上，他却作出更深入的概括：“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生命是欢乐成为“陈迹”，不管古人今人还是后人，凡是人都逃不脱的大限。但是，王羲之并不因为理性上意识到这种必然而冷峻，作为艺术家，他还是发出了“悲夫”的慨叹。
到此，审美意脉已经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但文章却并没有结束。他还要在思想上正面作出总结，正是因为意识到这样的大限，才把这次诗会的作品结集起来（“列叙时人，录其所述”）。目的倒不一定是为了自己，为了今日，而是为了未来，为了“后之览者”。他们所处的时代环境命运肯定是不同的（“世殊事异”），但是对于生命欢乐和大限的感受却是一样的（“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当他们读到我（们）的文章时“亦将有感于斯文”，这也就是王羲之文章中揭示的生命之乐与悲的矛盾。不能用庄子的“齐生死”“同彭殇”来消解，但是可以让他们也体悟到我所体悟到的矛盾是永恒的。这就是文章的主题了。王羲之的诚实之处，也就是他的深刻之处。
这是文章的第三个层次，是意脉的高潮。其特点既有哲理性的概括，又有情感的抒发，可谓情理交融。但是，王羲之对哲理并不言明，对情感也只是点到为止，理性显然节制着情感。后世读者“亦将有感于斯文”，感些什么呢？似乎并不是感慨万千，而是他自己所说的“感慨系之”而已。情感很收敛，哲理也很含蓄，情与理的矛盾，并不冲突，而是相得益彰地和谐。
情志和谐决定了王羲之的语言风格，开头叙聚会之由来，几近轻描淡写，“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交代时间，“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说明地点，“修禊事也”点出目的。简洁到连什么人来聚会都省略了。本来聚会人员是很值得夸耀一番的，在石崇的《金谷诗序》中，说到自己是“持节监青、徐诸军事、征虏将军”，参与聚会的还有“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到了文章最后，不但把主要人物的头衔罗列一番，而且还说明罗列的目的，因为“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好像有了这些显赫的官衔，才有传诸后世的价值似的。按照这种模式，王羲之本来可以交代一下，自己也是“江州刺史，右军将军”，参与聚会的还有“官太保都督，封庐陵郡公”谢安这样的大人物，而谢万则是“历吏部西中郎将，豫州刺史散骑常侍”。其他人等，也都不是等闲之辈。在王羲之看来，不但官衔不重要，连人物的名字也都可以省略。从这里可以看出，文风的简洁联系着品味的高雅。
文章的好处，还在于不取赋体，以参差的叙述为主，用词质而不华，如“天朗气清，惠风和畅”“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词质而意文，以情胜于文。于叙述中间以局部对仗：“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而“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则是句间与句内的双重对仗。骈散交织，文质彬彬，然华而不丽，华朴互补。其抒情语言，亦简约质直，如“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在可以抒情的地方，多用叙述语气：“感慨系之”“以之兴怀”，没有渲染，没有形容。到了“临文嗟悼”，唯一的感叹句只有两个字“悲夫”，就戛然而止了。这本是意脉的关键，如果用对仗句来渲染也不为过，但是却用了散句“不能喻之于怀”。这种从容的风格，孤立起来不容易看出，用李白后来同样性质的《春夜宴桃李园序》来比较一下，其特点就昭然了。李白文章，基本上都是骈文的对仗句：
（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
（况）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
会桃花之芳园，序天伦之乐事。
群季俊秀，皆为惠连；吾人咏歌，独惭康乐。
幽赏未已，高谈转清。
开琼筵以坐花，飞羽觞而醉月。
除了散文必要的语气词（“夫”“者”“也”等），和叙事不可缺的递进和转折性连接词（“而”“况”），全文几乎都是赋体的对仗句式。对仗句式往往是平行的，这里连“不有佳作，何伸雅怀”的因果句式，都是严密对仗的，不但实词（“佳作”“雅怀”）和虚词（“不”“何”）都是对称的，而且连平仄都是基本相对的。与李白的激昂的情采和华赡的文采相比，王羲之文风的朴而不华，理性对情绪的从容的节制中，更能显示出他心态的庸雍和高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