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秦论》（上）是一篇奇文。第一，它作为一篇经典论文，把秦的灭亡原因仅仅归结为“仁义不施”。实际上，论定秦是亡于法家的严刑峻法，不仅在后世，在当时也是颇有争议的。有学者指出秦之国祚短促，所施行的许多政策恰恰是法家所否定的，如《韩非子》中的《亡征》有一百多种，秦始皇就占好多条。如秦始皇过于勤政，也就是过于集权，正是法家所反对的。秦究竟是亡于法家，还是没有彻底遵循法家，至今在学术上还存在争辩。比较折中的看法是，秦亡是内外多种原因造成的，不能简单地认定为违反儒家的仁政原则。《过秦论》的论点，无疑有片面性。但其作为文论却具有超越历史的价值，至今仍然是文学史上不朽的经典。
第二，作为论文，其论述逻辑却存在着明显的漏洞。文章题旨是总结秦从崛起到灭亡的原因，结论是秦亡的原因为“仁义不施”，亡在为政之暴。从逻辑上讲，秦兴起乃至统一全国，应该是为政之仁。但是，整篇文章论述秦之兴，连仁政的边都沾不上。
题目是“过秦”，但是文章主要部分，却并不是从秦之“过”着眼，而是以秦之兴为文脉，系统分析秦自孝公至始皇逐渐强大的原因：第一，“据崤函之固”，就是地形易守而难攻。虽然只是区区一隅，但也是稳固的根据地。第二，“窥周室”，就是有政治上统一全国的雄心。几代接班人均苦心经营，在军事上积极主动，不断取得胜利，地盘空前扩张。第三，在内政上“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在生产上和军工上进行了种种改革。第四，在外交上实行了连横政策，对诸侯分化瓦解，各个击破，轻而易举地取得了“西河之外”的土地。从这里可以看出，根本没有提到仁政。相反，商鞅变法所用的恰恰是严刑峻法。而文中所提及的六国著名的四公子，却不乏儒家提倡的仁政色彩：“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文章还正面写到秦国和六国的战争“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橹”，这哪里有什么仁政的影子？
虽然如此，文章仍然是经典，读者很少感到疏漏，无不享受着作者高瞻远瞩、气势如虹的雄辩感。
这首先得力于语言强大的概括力和渲染力。这里的概括没有采用直接归纳式，而是和矛盾的揭示结合在一起，在对立面的分析中，揭示其转化的条件，这看起来不但全面，而且给人以深邃之感。文章一开头：“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这几句中就透露出矛盾：一方面说是地形有利，但是比之楚国、齐国，地盘不是很大。另一方面，则是政治上有很大的野心，这里用了一个“窥”字。中国诗歌讲究诗眼，要读出文章的好处来，也要讲究字眼。“窥”就是一个精粹的字眼，在这里以暗喻的形式，构成了以小窥大的形象，无疑是精炼之至。这个“窥”的内涵，对秦之崛起有重大意义，因而接下来用了三重对仗性排比句来渲染：
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
这种渲染显然带着汉朝正统赋体的风貌，但不像汉赋（尤其是官方大赋）一味作景观的、平面的、静态的铺排，那样有碍于对思想的阐释，这里的渲染是用来发表议论的。汉赋铺排繁复，叠床架屋，若不知节制，就会流于空疏，贾谊则对赋体句式节制使用，间之以散句贯穿之。这里三个四言短句就极其精炼，从句子间的关系说，虽然是一个意思三重反复，却显得很有情采和文采。原因是思想有力度，故亦不乏智采。作者在宏大的视野中概括着矛盾的各个方面：首先，空间从有限（崤函、雍州之地）到无限（宇内、八荒、四海）。其次，在语言上，对无限的空间以三个同义所指（席卷、包举、囊括）统一起来。接着从时间上概括：三代君王的业绩，从公元前337年到前251年，八十多年，仅以一言以概之。至于“南取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从空间上说，东南西北地盘全面扩张，可只用了四个动词（取、举、割、收），同义所指，对称句法，使结构有机紧密。
接下来文脉就深化了。邦国的崛起，光有三代君王的雄心，还只是主观愿望。客观的根源，还在于内政的改革和外交上的策略。
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内政的改革，本来是很复杂的历史过程，文章只用了十一个字“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交上连衡路线也经历长期曲折斗争，也只用了“连衡而斗诸侯”六个字。特别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外交上的纵横捭阖，横则秦帝、纵则楚王的搏斗，上百年的血腥战争，地居僻远的秦国扩张到黄河以西，仅用“拱手”两个字总结，似乎没有动手，没有流血就扩张了土地。话说得这样轻松，既体现了语言的高度概括力，更是夸张了胜利的唾手可得。其实，贾谊的说法并不符合史实，据《史记·六国年表》，迻录秦与多国联军作战情况如下：
前318年，五国共击秦，不胜而退
前317年，秦与韩赵魏战，斩首八万
前298年，齐韩魏共击秦于函谷
前296年，齐韩魏共击秦，秦予韩武遂（按：地名）
前293年，韩魏战秦于伊阙，白起斩首二十四万
前284年，秦与韩魏燕赵共击齐，破之
前256年，韩魏楚救赵新中，秦兵罢
前255年，秦灭周
前247年，魏无忌率五国兵败秦军河外
前241年，五国共击秦，拔魏朝歌
可是贾谊却将之说成不战而胜的压倒性胜利，对方“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逡巡而不敢进。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于是从散约败，争割地而赂秦”。贾谊把多次复杂的战争，概括为一举成功，目的就是构成一种戏剧性转折，构成文章的气势。雄视时间之长，俯视空间之广，动词之精，排句之华，散体与赋体开合自如，这就构成了文章宏大气势、词茂而思精的风格。
文章至此，虽然气魄宏大，但所驾驭的矛盾还只限于秦国方面。就当时秦与六国（实际上是九国）相对的局面来说，以上所述的矛盾还不够全面。作为论述深化的方法，就是从反面揭示矛盾来达到论述的全面性。对于不利自己论点的因素不但不回避，而且加以强调，再使之转化为有利于自己论点。在辩证术中，叫做主动树立对立面。
接下去是文章的第三个层次，突出了一个强大的对立面。讲敌方的状况（“诸侯会盟而谋弱秦”），夸张其优势。第一，论土地“十倍于秦”；第二，论军队“百万之众”；第三，实行了针锋相对的“合从缔交”联合抵抗的政策；第四，不惜重金罗致贤才，最著名的是孟尝、平原、春申、信陵“四公子”；第五，以乐毅为代表的政治家“通其意”，以孙膑为代表的军事家“制其兵”，联盟攻秦。大笔浓墨，显示出不论是人才上，还是军事上，九国的优势和秦人的劣势对比十分明显，似乎战端一开，则秦国必败无疑。
从议论文的写作来说，对立面树立得越强大，化解的难度就越大，但是化解如能成功，就越是显得雄辩。
在九国来犯的严重威胁下，秦人并不抵抗，反而“开关延敌”，是不是设有埋伏、诱敌深入呢？不是。战争没有打起来，“九国之师，逡巡而不敢进。秦无亡矢遗镞”，不费一枪一弹，对方就失败了。不战而屈人之兵，九国“争割地而赂秦”。不但如此，而且是势如破竹，“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橹”。强国请服，弱国入朝。文章采用的是矛盾对比强化的模式，第一，不是一般的对比模式（一国与九国），第二，把矛盾推向极端的对比（军事、国土、人才）。强化矛盾双方的力量对比强弱悬殊，但是，斗争的结果却是力量对比的倒转。悬殊对比走向反面的结果乃是另一极端，极强转化为极弱。
这种强大的对立面转化，是一种戏剧性的转化。贾谊的气魄就在树立强大的对立面，展示戏剧性的转化，使得文章本来宏大的视野，又带上了雄辩的风格。
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强弱转化的原因乃是九国表面上组成了统一战线，但是并不团结，各怀鬼胎，不能统一进攻，不敢与秦国为敌。秦国在外交上实行连横政策，各个击破，于是力量悬殊的对比发生了转化，才导致曾经的强者崩溃，弱者凯旋。文章为什么省略了“九国之师，逡巡而不敢进”的原因呢？就是为了直截了当地把强败弱胜的结果摆在读者面前，突出转化的戏剧性，增加文章的雄辩气势。
文章做到这里，蓄势已成，意脉面临转折需要一个总结。承上之处用了一句话“奋六世之余烈”，简洁利落。之后加上了强化的赋体色彩：“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用了四个赋体的排比句。及至说到边疆的开拓，则以散体为主：“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最后又以赋体作结：“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从行文上说，“牧马”“弯弓”两个意象显得精炼而生动，作者的笔锋游刃有余，开合自如。
接下去，文章的意脉高昂起来，开始了转化。这个层次和前面略有不同，有点史家笔法，寓褒贬于叙述之中。第一是“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第二是“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第三是“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从思想统一到强将利兵，层层强化，霸主集权，累进式递增，基业本该万无一失。但所有这一切都暗含着反讽，所用语言从明显的“废先王之道”，到含蓄的“以愚黔首”“弱天下之民”，甚至还有形褒实贬的“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为接踵而来最大的戏剧性转化蓄势。远比前朝五代强大的秦国竟然灭亡了，而且是灭亡于草根百姓、甚至罪犯之手：“陈涉，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而迁徙之徒也。”这是文章意脉转折的关键，也是文章结构的核心——强者灭于弱者，贵者亡于贱者。而这些人“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猗顿之富；蹑足行伍之间，而倔起阡陌之中，率疲弊之卒，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这样的戏剧性转化相当惊人，才者弱于不才者，智者亚于不智者，富者困于贫者，良将败于疲卒。作者又一次用了赋体来对比渲染。结果已经有了，但转化的条件是什么呢？作者在这里暂且不表，而是笔锋一转又强化了对比：人才上比不上九国之君，武器上不过是些农具比不上正规军队的“钩戟长铩”，行军用兵之道不及此前败于秦的军事家。这还不算，又从秦国人兴（“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到灭（“七庙隳，身死人手”）的历史作对比的总结，为最后得出结论准备更雄辩的基础。
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何也？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絜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然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为了得出这个“仁义不施，攻守势异”的结论，之前的所有戏剧性转折，显然是为了从形式上取得更雄辩的效果。为了这种戏剧性，作者对历史作了省略。对于不可一世的秦国灭亡的直接原因，仅仅归结为陈涉一人之力（“一夫作难而七庙隳”），显然并不全面。与陈涉同年起义的至少还有刘邦、项羽。在陈涉称王的同年，六国贵族也纷纷起事。武信君称赵王，田儋称齐王，韩广称燕王，群雄并起，并非仅仅是草民，故《项羽本纪》后的“赞”总结：“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陈涉后来屡屡被秦将章邯所败，最后被他自己的御手杀害。真正把秦都攻克的是项羽，而统一全国的是刘邦。为了突出极弱战胜极强的戏剧性，展示出雄辩的气势，作者很有气魄地把这些史实都省略了。
从文章内容上来看，作者的结论“仁政不施，攻守异势”并不全面。仁政施，则攻成；不施，则守败。纵观全文，作者所概括秦国的攻成与仁政无关，而守败，则与暴政有关。在这一点上，《过秦论》（中），倒是有比较中肯的观念：“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意思是，夺取天下和治理天下，规律是不一样的。可惜的是，就是在《过秦论》（中）中，也没有作充分的矛盾分析，作雄辩的展开，只是单方面宣称如果施仁政，则不至于灭亡。文章在内涵上，也许对《过秦论》（上）有所补充，但是在概括力和雄辩性上，则大为逊色。
思想上的局限，不是贾谊个人的，追求仁政理想的汉初儒生群体均有此局限。但从文章写作的立意、气魄以及雄辩的风格来说，则无疑是贾谊不朽的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