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公移山》是一篇寓言，既不是历史，也不是对地壳变动的描述，其中的山脉位置的变迁，都是想象。虽然是虚构、想象，但并不是随意的，而是有一定的分寸。故事的可信性，可以用太行、王屋两座山的现今位置印证，正如《夸父逐日》的邓林，要以河南湖北交界之处大别山中的“邓林”来印证一样。《愚公移山》的故事不过是对这两座山为什么在这个位置上的一种解释，作者没有把这两座山搬到任何别的地方去的自由。
以无限的人力胜过有限的山，这是一种强烈的情感，但在实践中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个漏洞，作者在文章的最后用了一个幻想的办法把它堵住了。在与智叟辩论时，从理论上说，愚公有相当有力的论据，就是他的劳动力（“子子孙孙”）是“无穷匮”的，而两座山的体积，却是有限的（“山不加增”），以无限胜过有限，只是个时间问题。河曲智叟似乎是理屈词穷，弄到“亡以应”的程度。但这只是在口头辩论上的一时急智，与其说是愚公的理论胜利，不如说是智叟一时的语塞。因而作者并没有把愚公的这套理论付诸实践，以愚公儿孙辈移山的实践来证明其正确。故事到了最后，愚公并没有把山移走，这说明作者意识到愚公的移山壮志，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他的胜利，不是实践，而是精神。作者让操蛇之神害怕了（“惧其不已”），报告了天帝，天帝被愚公的诚心所感动（“帝感其诚”），命令两个大力士把山搬走了。这说明，故事的主旨并不在于移山的实践，而在于移山的顽强意志。
既然是神话，超越现实的想象，为什么不让愚公用实践来证明自己呢？这就让我们感觉到，即使是幻想，作者还是感到不能太自由，还是要受现实一定程度的限制。
首先，对于愚公想要移山的质疑，河曲智叟提出的问题，和愚公妻子提出的是一样的。妻子的话是：
以君之力，曾不能损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
河曲智叟的话是：
以残年余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
人力之渺小和自然之宏大不成比例，质疑愚公的行为并不是没有道理。愚公并没有切实回答这个严峻的问题。对于他妻子提出的把山往哪儿放的问题，也没有认真思考，就听从了七嘴八舌的议论（“杂曰”），说是把它丢到渤海里去，就匆匆忙忙地动工了。这是不是有可行性呢？是不是可持续发展呢？愚公没有考虑。
其次，只凭手工业式的工具（担、箕畚）能够把山移走吗？这个问题，甚至没有人提出。
再次，自愿参加的人数是有限的，只有自己的子孙和极少数的志愿者（邻居的孩子）。这就说明了劳动力并不是如愚公和智叟辩论时所说的那样：“子子孙孙，无穷匮也。”不是无穷的，而是有限的。而且这样的组织形式，子子孙孙看不到有任何经济效益的可能，能够无限持久吗？
正是因为这样的现实，作者最后也只能让神力把山移走。从这个意义上说，愚公和智叟的辩论，只是在口舌上愚公战胜智叟，实践却证明愚公并没有把山移走，而是一种超越自然的力量移走了大山。实践的结果，不是证明愚公失败了吗？那么情节的发展，是不是对愚公的讽刺呢？不是。移走大山的是一个名叫“夸娥氏”的家族。据李子伟《夸蛾氏——“蚂蚁神”》考证，通行本“夸蛾氏”都作“夸娥氏”，属于无本改字，《列子·汤问》原文是“夸蛾氏”。“蛾”与“娥”音义俱不相通，“夸”者，大也。“蛾”者，蚁也，“夸蛾”即大蚂蚁。《愚公移山》的寓意乃是对大蚂蚁搬山精神的颂歌。
还有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既然是歌颂愚公矢志不移的伟大精神，批判智叟的鼠目寸光，为什么把“正面人物”叫做“愚公”，把“反面人物”叫做“智叟”？想要彻底理解本文就不能不从语言上分析两个关键词：愚公、智叟。愚公不但面对大自然坚持不懈地搏斗，而且在世俗之见面前也不动摇的顽强意志，充满了诗意，这和我国的谚语“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以及马克思所说的“只有不畏艰险的人，才有可能登上光辉的顶点”，是异曲同工的。从坚信人的精神力量这一点上讲，愚公是很有智慧的，可以称得上“智”。叫他“愚”似为贬义，但又称“公”，又为褒义，歌颂与反讽的对立统一。与愚公相对比，“智叟”是鼠目寸光的，应该叫做“愚叟”，然而却叫他“智叟”，“智”为褒义，“叟”却无褒义，隐含贬义，“智叟”也是反讽与歌颂的对立统一。从这里可以看出，作者给自己作品中的人物取名字的时候，就包含着对世俗观念的讽喻。
在强调人的意志的决定作用上，《愚公移山》和《精卫填海》《夸父逐日》属于同一个母题。但《愚公移山》是寓言，而《精卫填海》《夸父逐日》是神话，二者虽同为虚构的想象，但寓言系个人创造，而神话为民族集体的想象。神话比寓言情节的幻想成分更为自由。《精卫填海》《夸父逐日》情节的因果关系，每每有一点幼稚。如《精卫填海》：
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
这好像有一点孩子气：一，自己溺死了，全怪东海；二，为了报仇，就要把东海填满；三，填的方法，竟是以鸟喙衔木石。这完全是没有希望的。但是，故事还是流传千载，这是因为神话的简单情节中常常隐藏着民族的精神密码。在许多神话中，我们不难看到，大海和太阳，甚至大自然，并不像今天这样充满了诗意，人类对它们也很少有什么感恩之情，相反，大自然对人是比较严酷的，开天辟地的丰功伟绩和天塌地陷的灾难互相交替。
炎帝少女的故事，和大禹治水一样，包含着初民对于横暴洪水的怨恨。而夸父逐日，是与太阳的斗争。为什么要与太阳竞走？也许在原始社会，人们对太阳带来的炎热和干旱无可奈何。夸父悲剧的原因只有一个字：“渴”。拼命找水，还没有找到，就渴死了。这可能是反映对干旱斗争的失败，但实践中的挫败并没有使人们绝望，相反，理想却开出了芬芳的花朵，夸父的手杖变成了桃林，用桃子解渴自然比水更美妙。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神话中的人物所遇到的困境，都不是个人的，而是与整个人类生存紧密相关的，如水和太阳给人类带来的灾难。第二，人类与之斗争，往往是失败的，但是并没有认输，相反总是以曲折的方式，显示其征服自然的理想。所以马克思说：“人类借助神话在幻想中征服自然。”
同时，不同民族的神话，又蕴藏了不同民族的精神密码。拿炎帝少女填海的故事和《圣经》中的洪水故事相比，就可以看出希伯来人在灾难中，以诺亚方舟来表示对主宰人类命运的上帝（全能全智的神）的期待。而在我们民族的神话中，对付洪水的是人，他们并没有超人的力量，也不指望超人的神来救助。至于和太阳的关系，夸父的故事和希腊代达罗斯的故事也不一样：导致希腊人失败的原因是，他们亲近太阳的热情和太阳温度之间的矛盾，越是亲近，翅膀就越是容易熔化。而夸父对太阳是一点亲近之感都没有的。而后羿射九日，仅余一日，则是与之坚决斗争的。至于民间谚语中的“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和《二郎担山赶太阳》的民间故事，也都是对和大自然搏斗精神的歌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