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论语》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孔子的话语都很简短，精粹警策，内涵深厚，有格言的色彩。虽然有具体的语境，但也可以成为独立的判断，在不同的语境中自由地引用。不过，语录虽然是片断的，却又相互间有联系，且还具有一定的系统性，把它们联系起来，具有逻辑的统一性。
片断语录之所以深刻，是因为孔子一般不孤立地发表议论，在各种关系中研究事情并发表观点，往往将它们放在对立面中进行深化。如学与习的关系，光学是不够的，还要按一定的时间去温习或实习。学是新的，习是旧的，新的容易有趣味，旧的容易厌倦，但是孔子说，按一定的时间去温习，不是很开心的吗？因为温习旧的，往往会有新的发现，“温故而知新”，旧的就转化为新的了。这一句比之“学而时习之”更为深邃。原因是在于新与旧不但是相关的，而且是相反的，在对立的成分中看到互相转化的条件，这就是辩证的关系。
知与不知的关系也是矛盾的转化关系。实事求是，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知道能坦白承认，就转化为知道了。如果不肯承认自己的无知，就不能改变无知的状态，而承认了自己的无知，就有可能转化为智慧。
从自己学习的道理，还应拓展到互相学习的道理。“不耻下问”讲的是学与问的关系。自己敏锐得很（耳聪目敏），是不是就够了呢？不够，还得向他人学习。对一般人来说，向上请教，没有心理障碍，但向下请教，心理障碍就很大了。孔子把心理障碍概括为耻，也就是羞耻感。孔子的理想人格是不以向下讨教为耻。学问的追求，要超越世俗的羞耻感。
向人讨教，只是自己为学，只是孔子事业的一面。他一方面是学者，另一方面又是教师。作为学者，他“学而不厌”，作为教师，则“诲人不倦”。故为学之道的“不耻下问”，与诲人之道的“不倦”，是紧密相联的。为了说明诲人之道，孔子把它放在三个范畴的矛盾中加以分析，这种分析以层次递进为特点。
第一个范畴：知之。即让他知道、理解，这当然是很不错的了。但是不排斥一种倾向，就是“满堂灌”，把学生弄成被动的接受者，失去自主性。由此引出了第二个范畴：好之。就是引起他的兴趣，不是老师要他学，而是他自己喜欢学。第三个范畴：乐之。即从中感到快乐。兴趣已经是主动性了，但是主动性也有层次高低之分。光有爱好，还不一定到家，还要让他在学习、钻研中感到快乐，感到幸福，这样的主动性就更为理想了。
怎样才能达到这个境界呢？“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不能把现成的结论告诉他，而是让他自己去苦苦思考。即使看着他不得要领，也不轻易去启发。不到他百思而不得其解，或有所意会而不能言传的时候，不去启发他。不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就不再教他。这就是迫使学生独立思考、自由开拓，只有这样，才有创造性。这一点和当代教育学中的自主性、建构性、创造性学习，在根本精神上是相通的。
对别人，是迫使其主动、积极地思考，不到临界点上不给予启发。那么对自己呢？已经到了临界点，还一味苦苦思索，就有可能钻牛角尖。这时，问、讨教、对话，就显得很重要。这就叫做“受学重问”。问，就是和当代人对话，而读书就是和古人对话。
运用同样的方法，孔子把学习与思考在对立中思考，“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两者都重要，但也不是平衡的，而是有主要方面的，主要方面决定了事物的性质。在学与思的矛盾对立中，更重要的是学，“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
孔子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教人读书最根本的方法就是让他“自得”，由他自己去领悟、获得，而不是一味地告知。只有自己体悟到的，才能长久保有，才能巩固，才能积累深厚。积累深厚了，在运用的时候，才能左右逢源。
孔子的这种思想模式，使得他被弟子们记录下来的日常话语，往往带有深刻的格言性质。如：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君子之德如风，小人之德如草。
欲速则不达。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孟子论述学习的方法和孔子有相同的地方，那就是不孤立地论述问题，如把君子深造之道放在几个层次展开，“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等四个层次中推进。这和孔子所说“知之”“好之”“乐之”等三个层次，是比较类似的。但也有不同之处，孔子常常把问题放在矛盾的对立面中展开，如学和习，故和新，学和思，知和不知，学和思，在矛盾中观其转化，故哲理性较强。孟子有时也有一些哲理性的论述。如“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就是把问题放在“尽信”和“不信”的矛盾中展开的。而孟子的语录比较丰富复杂一些，因为他不满足于格言式的论断，而是追求逻辑的雄辩，所谓“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养吾浩然之气”。他的浩然之气，就是用形象的类比，来进行多层次推进。孟子类比的形象性，是孔子所不及的，如“一曝十寒”和“掘井而不及泉”的故事。
孟子的比喻，有故事、有情节。如“奕秋诲人”的故事，不但有故事情节，而且有细节，如“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这种为了说理和辩论的故事往往就成了寓言。《孟子》里许多寓言至今仍然家喻户晓，如“五十步笑百步”“揠苗助长”等。用寓言说理，是当时的风气，先秦诸子中并不是只有孟子一人善于用寓言，韩非子、庄子等人也每每以寓言说理。但韩非子好以历史故事为寓言，庄子的寓言有神话性质，而且有明显虚拟的痕迹。而孟子的寓言，则多有民间故事色彩，最明显的是“齐人有一妻一妾”。当然，《孟子》中的寓言只是偶一为之，而到了《庄子》中，就可以说是连篇累牍了。
把孟子的“浩然之气”发挥到极致的可能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的“浩然之气”，在这里表现为逻辑和概括的力量，这和孔子的风格有很大的不同。
文章第一段，一口气举了六个名人的例子。人虽然不同，但都是来自下层社会，都有过苦难的经历，最后都被提拔到很高的权力地位，做出了巨大的社会贡献。六个人的经历本来是个别的，但是直接并列起来，就显示出一种普遍性。这在逻辑上属于枚举归纳推理。在这样的基础上，孟子得出自己的结论：老天要把重大的任务交给一个人之前，一定要让他受苦。
为了突出这个现象的普遍性，显示其规律性，孟子甚至特地用同样的句法结构加以表达：
舜发于畎亩之中
傅说举于版筑之间
胶鬲举于鱼盐之中
管夷吾举于士
孙叔敖举于海
百里奚举于市
从句法来说，都是同样的主语—动词—状语结构。一般说来，用同样的句法，是比较冒险的，弄不好就造成单调的感觉；但从内涵来说，处于主语位置上的人物，都是政治大人物，状语所指则均为社会底层，每句文字数量虽然不尽相同，但从内容到句法形式，却都平行排比的。这种排比是双重的排比，不仅句子形式排比，而且内容也排比。不仅不单调，相反有了一点震撼性。在逻辑上，这叫做枚举式的归纳，直接从感性材料中抽象出共同的特点（也就是论点）来。
孟子得出的结论是：
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
这可以说是前面事例的正确概括，结论已经出来了。但是，在孟子看来，这样太简单，思绪和情感强度不够，文章的气势还不充沛，于是孟子就再加上排比的句法把这个意思强调一下：
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连同前面的“苦其心志”，加起来一共是四个排比，增强了情感和思绪的强度，节奏也整齐强烈了。如果是孔子，或者是墨子，甚至是韩非子，这样的程度也就足够了，但是对于孟子来说，这还不够有气势，他还要强调下去。如果再用同样的句法，可能导致单调。为了防止单调，孟子改用了另外一种句法，避免呆板：
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顺着一个观念，一条思路，一连用了七个短句，有严整的排比，有参差的递进，这就构成了一种思绪和语言滔滔不绝的效果，就叫做气势——浩然之气。
写到这里，才完成了从感性到理性的第一个推理层次。
文章如果只有一个层次，免不了显得单薄。前面七个短句，已经从感性（“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上升到理性了（“动心忍性，曾益所不能”），接下来从理性上进一步提升。先从正面说：人有了过错，才能改正。就是说，没有过错，也就没有苦其心志的由头。这是一个层次。思想受到堵塞，才能奋起。说明没有堵塞，也就不可能受到忍性的磨炼。这是第二个层次。然后从反面说：在国内没有辅佐的贤士，在国外没有敌人，也就是没有威胁，则国家必然灭亡。这是第三个层次。
最后从理性上把第一个结论作更深邃的概括：“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是一种规律性的概括，内涵十分深刻，又采用了格言的形式。“生于忧患”是矛盾的转化，本来忧患是逆境，反而有利于生存，有顺境的效果。“死于安乐”也是矛盾的转化，本来安乐是顺境，反而容易导致死亡，有逆境的效果。二者在形式（句法结构）上是对称的，而在内容上却是一个对比。内涵深邃而简洁，形式和节奏很明快，无怪乎成了一种格言。这样，孟子和孔子的文风殊途同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