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任何一篇文章都要抓住特点，抓不住特点，就可能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对文章涵义的理解南辕北辙。对于《邹忌讽齐王纳谏》，有一篇赏析文章这样说：“本文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叙事过程中，对人物的刻画、情节的安排、素材的选择、文字的表达诸方面，动用了不少文学创作的手法……邹忌是文中着力刻画的人物，作者通过人物的外貌、言行的细致描写，为读者塑造了一位容貌昳丽、有自知之明、善于思考、足智多谋、娴于辞令的谋臣形象。”这些话有点文不对题。《战国策》从本质上来说是历史性的记述，不是文学作品，其任务并不是刻画人物形象。
就本文来说，主旨是说理的，为了把抽象的道理说得生动感性，才讲了故事。故事重在情节因果逻辑的合理，讲究人物服从情节，并不像小说那样，把人物的个性放在纲领性的位置上。过分注重人物刻画，会妨碍历史的严肃性。赏析文章的作者抓不住特点，就不能不削足适履地说：“文章的首句‘邹忌修八尺有余，身体（按：当作形貌）昳丽’只十一字，就把邹忌身材、容貌、风度勾画出来。”这就是武断了。这十一个字的确很简洁，却也只能说明邹忌个子高，人长得挺漂亮。他的容貌怎么个昳丽法，眼睛、眉毛、鼻子、嘴巴、姿态、言谈等，并没有刻画，作者在意的只是这个事实引发了邹忌对自己形貌的评论，触发了他的思考。这就是故事叙述的原则，凡是引出后来结果与情节发展的，就叙述；与后来发展没有关系或关系不大的，都在省略之列。因为故事的任务是说明道理，道理是抽象的，完成了对抽象道理的阐释，就完成了最高任务。人物刻画是感性的、形象的，抽象的道理与感性形象是有矛盾的，把力气花在说明本文如何成功地刻画人物上，只能说明赏析文章的作者没有弄清楚，刻画人物不是历史的事，而是小说或者叙事散文的事。
本文的特点在于说理的独特性，说理的主要观念是从故事中萌芽的。从故事中生发出来道理来，是有一定难度的，难就难在故事是具体的、个别的，而道理是抽象的、普遍的。从具体的故事中，得出普遍的道理来，就得有一种抽象的功夫。这种抽象与一般学习理论不同，一般书本上的理论是现成的，我们只要去理解，再用自己的感性经验去体悟、去印证就行了。而从故事抽象，则是直接从具体的、特殊的事实，概括出普遍的、一般的道理来，这是很值得注意的。
邹忌的直接抽象，大约经历了这样几个步骤：
邹忌发现三个不同的人对自己评价相仿，却同样不符合事实。这从思维方法来说，是异中求同。这是抽象思维的一般原则，异是具体的，而同则是普遍的。
有了这样一点，还不够深刻。为什么他们说的话不符合事实，为什么睁着眼睛说瞎话呢？抽象深化的方法之一，就是因果分析。出发点多少有些差异，但心理上“私我”“畏我”“有求于我”，都是有意讨好。既然有意讨好，就注定要歪曲真相。这可以说是从个别现象看到普遍性的内在联系。但这种普遍性不过是在家庭和个人之间，范围还不够大。能不能把普遍性扩大一些？越是扩大普遍性的范围就越是深刻。
接着邹忌就把普遍扩大到国家大事上去：“私我”“畏我”“有求于我”的情况，对于国家大事来说，也是一样。这个层次是个大飞跃，是文章主题形成的关键。这个飞跃之所以很自然，原因是这里用了类比的思维形式。类比普遍运用于先秦诸子和策士的言谈中，在中国古代的理论文章中，几乎成了传统的法门。本文用说故事的方法来形成观点然后再加以类比，扩而大之。之后又花了一定的篇幅，进一步上升为政策，广泛推行，齐国因而大治。这就是说，邹忌的思想力量，不仅在于文章的顺理成章，而且在于政策在实践中，产生了重大成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篇文章既是一篇说理的文章，又是宣扬策士功绩的文章。强调表现了他们的胜利，完全是由于善言来说服国王。
当然，从政治改革的角度来看，这不但夸张，而且是片面的。一个国家的改革，应该是系统的，从政治到军事，从经济到文化。任何一个方面的缺失，都可能导致失败。想要成功，需要系统中每个因素的协同。把国家的兴旺完全归结为奖励批评，从理论上来说，可能是比较肤浅的、天真的，但也反映了作者神往策士传奇式的口才。从作者的主观情感来说，和文学性是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