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战国策》表扬的策士，都是面临强势，而自己处于弱势的情况，要取得胜利，通常凭借现场口头表述的机智，用软化的办法，让对方一下子转不过弯来，化劣弱为一时的强势。然而这一篇中，唐雎取得胜利之道的方式却与之不同，面临的形势也不尽相同。
首先是，强者一方向弱者一方让出很大的利益。用五百里方圆之地换安陵五十里之地。安陵是魏国的一个附庸小国，魏国相对于秦国很弱，已经被秦国灭了，何况安陵。秦王这样做表面上是亏本生意，实际上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安陵君当然知道，世上没有强者向弱者求着要做亏本生意的，便老老实实地回绝了。安陵君也不是完全不会说话。他没有正面去怀疑秦王的动机，而是先把秦王奉承了一下，说“甚善”。拒绝的理由，不是自己不愿意，而是“受地于先王”。在这一点上，秦王和自己是一样的（也是受地于先王），让他不好直接反对。哪怕是他心中不高兴，却不能公开反对。
然而霸权得罪不起。顶撞了秦王以后，还要善后解决，于是就有了唐雎的出使。唐雎面临的任务是很艰巨的。要平秦王的气，还没有什么好的交换条件去讨秦王的欢心。
一见面，秦王就露出杀机。说：“本来我灭魏、韩两国的时候，安陵小国，方圆五十里，灭掉也会不费力气。只是觉得安陵君是长者，就没有在意。我拿出十倍的土地来换，你们居然不答应。这不是瞧不起我吗？”霸权主义者的话语，也是有技巧的。一，他不说自己有野心，而说自己有道德心，尊重长者。二，心存仁厚，以十倍的土地换一点小地方。三，说对方瞧不起自己（“轻寡人与”），把自己放在弱者的地位上。表面上是低姿态，实际上以守为攻，暗藏杀机。本来可以灭掉你，现在你又得罪了我，暗示完全有动武的、不讲理的条件。
唐雎出使的目的是来缓和一下矛盾，却碰上秦王一副咄咄逼人不讲理的姿态。对于一般的游说之士来说，这时只有说好话，力求妥协的份。但是，处于弱势的唐雎这时却强硬起来：又一次把安陵君的理提出来，“受地于先王”就应该“守之”。这样针锋相对，形势肯定要僵，矛盾肯定更加激化。他还不满足，又加上了一句，不要说五百里，就是一千里，也是不成。不留余地主动去刺激强者，不怕秦王发火。
秦王怒火中烧，以“天子之怒”来威胁。言外之意，就是要动武了。秦王问他知道不知道“天子之怒”，唐雎明明是知道的，却说不知道。这是反挑衅，表现的是唐雎的无畏。秦王给“天子之怒”下了一个定义：“伏尸百万，流血千里。”杀这么多人都是家常便饭，何况你唐雎一个。
摆在唐雎面前的形势是严峻的。这时，他是绝对的劣势，且面临着绝对的残暴。但唐雎的特殊之处在于，干脆也跟秦王来硬的，而且硬就硬到底。硬不能在行动上，而在语言上，他从秦王的“天子之怒”中拿出一个“怒”字，针锋相对，提出一个“布衣之怒”来。
这在辩论术中，属于把对方的概念偷换到有利于自己的方面。常用的手段，就是重新定义。同样是“怒”，对方有，我也有。秦王作为辩论者，他给“布衣之怒”下了一个定义，把它说得微不足道。那不过是披头散发，呼天抢地而已（“免冠徒跣，以头抢地”）。既没有什么自卫能力，更没有什么进攻的威慑。但是，唐雎却反驳了这个定义：那不是“布衣之怒”，而是“庸夫之怒”。真正的“布衣之怒”也是同样有威胁力的：
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今日是也。
这就是说，大家都不讲理也好，老命也不要了，我今天就和你拼了。虽然在远距离，你能流血千里，杀人百万，但近在咫尺之间，你我大不了一起完蛋。
一般情境下，弱势者谈判是不能硬的，但当遇到暴君，软了没有用的时候，干脆就拼死一硬。果然，秦王在精神上被压倒，反而妥协了，开始圆场，说何必这样认真呢，还奉承了唐雎几句，说：“韩国和魏国那么大都亡在我手里，安陵国不过五十里，之所以幸存，完全是因为有先生这样的人啊。”
唐雎之所以能以硬对硬，从弱势转化为强势，完全是因为特殊的地理关系——和秦王近在咫尺。因为无畏，所以才能从容辩论。他在辩论中，对核心概念进行了三度转化。先把秦王的“帝王之怒”，转化为“布衣之怒”。然而又把秦王歪曲的“布衣之怒”转化为“庸夫之怒”。最后，又把“布衣之怒”转化为现场的威胁。这是唐雎勇气的胜利，也是唐雎辩论智慧的胜利。
但是，弱势变成强势，只限于五步之内。秦王的妥协，是真的吗？一旦离开了五步之内，秦王的优势就强大了，唐雎的优势也就迅速转化为劣势。他的命运，安陵国的命运，就将危若累卵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唐雎的胜利只是暂时的，甚至只是一个表面的现象。本文题目是“唐雎不辱使命”，他本来的任务是讨好一下秦王，让他不要过分生气，缓和一下矛盾，而结果则是秦王可能更加怀恨在心。那么，唐雎是取得了胜利呢，还是种下了祸根呢？这是很值得研究的。《战国策》的作者，在这一点无疑是过分强调不畏强暴，口舌又伶俐而已。最后，不要说安陵，整个六国都被秦国灭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