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刿论战”的“论”可能给人一种错觉，以为这是一篇议论文。其实这是一篇记叙文，是从《左传》中节选出来的。据说《左传》是对孔子所编《春秋》的注解和阐释。孔子编《春秋》，按年月日顺序提纲挈领，很简明，于是后来就有人作“传”来加以注解和补充丰富。当时主要有三家，复姓“公羊”的人传的，就叫《公羊传》，复姓“穀梁”的人传的，就叫《穀梁传》。此外，就是左丘明的《左传》了。前两家重在发挥《春秋》的微言大义，而《左传》则重在丰富史实，所以叙事性很强。现在读的这一节，就是左氏对《春秋》所记载的鲁庄公十年（前684）时的大事所作的一个注解和补充。
鲁庄公十年，齐桓公不顾主政大夫管仲的竭力劝阻，派鲍叔牙率大军伐鲁。此前，齐、鲁几次交战，鲁国都被打败。这一次战争规模不大，齐国是强国，鲁国是弱国，结果弱国却取得了胜利。这在鲁国历史上当然是要大书特书一番的。对于历史来说，最重要的当然是事实，尤其是决定胜负关键的战争过程。而我们看到的文章，对于战争取胜的过程则写得相当简洁，就是敌军进攻了，军鼓打起来了，鲁国军队却不动声色，待到敌军三通鼓罢才出击。从道理上说，齐、鲁两国军队一番恶战是免不了的。这里的战争，好像没有流血的样子，也没有悬念和转危为安。前面一句“可矣”，下决心出击了，下面一句就是“齐师败绩”。这不是太轻松了吗？前面写战争前动员和政治上的调整、落实，花了那么多篇幅都是为战争作准备；可真正到了打仗，却好像还没有开打就赢了。齐国是春秋五霸之一，齐桓公曾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齐国的军队绝不是豆腐渣，怎么就这么轻易地“败绩”了呢？
这样的处理，透露出作者的匠心：文章的重点不在战争，也不在战争如何取胜，而在战争为什么取得了胜利。文章的中心不是战争，而是决定这场战争并取得胜利的人。而且也不是这个人的一切，而是这个人的战争理论。
可见，文章是用历史故事的形式来表现曹刿的战争理论。在生动的故事中，充满了智慧的趣味。有赏析文章说，这篇文章的好处在于“从各个角度映照出他（曹刿）的性格特征”这混淆了文学和历史之间的区别。曹刿在这里是一个军事理论家，文章的故事旨在说明他理论的正确。作为军事理论家，他睿智、冷静、不动感情。而性格则属于审美价值范畴，肯定要涉及他独特的情感体验。从范畴来说，性格塑造属于小说和戏剧的主要目标之一，而在史传和散文中，是不以性格塑造为最高目标的。
《曹刿论战》不仅仅记载了一场战争的胜利，而且借助曹刿之口，揭示了制胜之道。
首先，战胜之道不完全在战争之中，而在战前。要调整、落实政策，以拉拢民心和“神心”（在当时，虔诚地敬神是一种共识）。特别要提起小大之狱，即使有处罚，也要合情合理。也就是把内部矛盾（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都降低到最小限度。这一点可以归结为曹刿战争理论的第一要领：得民心。
其次，在战场上，敌强我弱。特别是在敌方士气正旺之时，要沉住气，不能硬冲硬撞。等到敌方士气衰竭了，己方由弱转强，才可以反击。这一点可以归结为曹刿战争理论的第二要领：士气。也就是以“蓄气（士气）”为上。
决定战争胜利的关键，不是靠一般的勇气，而是“一鼓作气”，也就是第一次击鼓产生的勇气。第一鼓没有激发出来，再来第二鼓，不但不能提高，反而衰弱了。看到勇气“衰”了，再以第三鼓来提气，把气都鼓光，可能就泄气了。这可以说是曹刿的战争心理学。文章对于这种心理规律的概括也很精炼：“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这个理论到现在仍被运用于书画和口语，说明他把抽象的理论概括得很精炼尖锐。鼓气次数与质量成反比，与一般日常经验形成反差，因而具有思维的冲击力。
再次，“齐师败绩”了，曹刿却并没有立即追赶，而是仔细拿准了齐国“辙乱、旗靡”，才下令追逐。这说明曹刿不但是理论家，而且很懂得战争的实践，胜利当前，还能冷静、从容地收集信息，没有充分的把握，不下决心追赶。这可以归结为第三要领：细心。
这样简明的军事理论，如果直接说出来，可能是很粗浅的。本文之所以成为中国古典文学史的经典，就是因为用了一些文学的笔法来讲述这段史实。因为有了故事，有了曲折悬念，这样的行文，容易让读者产生期待。例如，曹刿问及战争的准备，一共问了三次，前两次他都表示不满意，第三次，他的回答也是“忠之属也”，该做的都做到了，马马虎虎，可以打了。后来到了战场上，他一共只说了四句话，极其简短，每句只有两个字。第一句是鲁庄公想打了，他否定：“未可。”第二句，齐人三鼓了，他认为：“可矣。”齐人打败了，鲁庄公要追，他又说了：“未可。”等到他有把握断定齐人是真败不是假逃后，又说了两个字：“可矣！”这真是太精炼了。想象一下，在当时的战争中，应该是战鼓喧天、人声鼎沸、血肉横飞的。在这样的氛围中讲话，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呢？表情、语气、姿态全都省略了。为什么大幅度省略呢？这是因为，全文的目的就是讲曹刿的“战争论”，而这个战争论，又是要以战争的胜利来论证的。因而，与战争胜利有关的思想，都留在文章中；而与战争获得胜利无关的非思想性的感性形象，则一概省略。
当曹刿请见时，说了“肉食者鄙”，这样的言辞对于当权者是带侮辱性的。真要刻画性格，曹刿或国君可描写的东西是很多的。但作者就是一点形容、一点渲染、一点感叹都没有。又如，写到战场上，鲁庄公两次的决定都给他否定了。一连两次反对堂堂国君的意见，应该有什么样的心理，有什么样的表情，都省略了。就是语言，也是非常简单的“未可”“可矣”，好像是一个字也不想浪费似的。从这里，可以想象出作者对曹刿的为人有相当的理解。读者也可以想象，这个人比较果断，指挥若定、旁若无人、稳操胜算，连国君都不太放在眼里。这样的人物，其思想和气质应该是有点不凡的。这里是不是隐隐透露出这些简单的叙述、精致的对话，多少也有一点后世所谓的文学笔法？以曹刿和鲁庄公在一起的场景为例：
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
一场大战，从固守到反攻胜利，描述的语言中，居然没有一个形容词，全是名词、动词、代词。对国王讲话，就这么干巴巴，唯一可能流露感情的只有一个感叹词：矣。
《左传》的这种写法，曾经得到西方一些受到叙述学熏陶的学者激赏。其中一位把这种写法和西方现代派小说中的叙述潮流，甚至与海明威的电报文件冰山风格联系起来。从艺术的角度来说，这当然有一定道理。但《左传》的叙述，却是另外一种价值的体现。这是我国传统的“实录”“史家笔法”所决定的。《春秋》作为国史，对人物的肯定或者否定，是不能从文字上直接露出来的。史家的原则，是秉笔直书，忠于史实，“寓褒贬”于字里行间。比如，鲁庄公和曹刿在战场上的对话，对于作为统帅的鲁庄公，会不会给读者产生毛毛草草、胸无城府的感觉呢？或者说，作者的目的是让读者感到鲁庄公这个人，虽然不一定很会打仗，但是对正确的意见能够言听计从，用人不疑，终于取得战争的胜利，因此还算是个不错的君主？这一切，都可以从“公将鼓之”“公将驰之”与曹刿的几个“未可”和“可矣”中去分析其中的“微言大义”。这种非常含蓄的手法，后来就成了史学写作的传统，叫做“春秋笔法”。这个办法太厉害了，不管是国君还是大臣，都免不了要受到当世和后来的检验，所以有孔子订《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