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中所载大抵为道德和政治性质的对话，从美学理论上说，属于实用理性类，和文学以情感为核心的审美分属不同价值范畴。《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的主题是论政治理想，却是《论语》中最富文学审美感染力的。要充分理解这一点，就得从文本内在的矛盾出发。
在谈话中提出问题的是孔子。在《季氏将伐颛臾》中，孔子对学生冉有的态度十分严厉，三点其名并加以批驳。在逻辑上层层紧逼，揭露其口是心非，指责其自相矛盾，揭露其制造动乱，预言其自取灭亡。用语十分凌厉，语态异常严峻。而在这里，虽然讨论的仍然是政治问题，但是孔子的态度迥然不同。
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
其话语表现出温良恭俭让的风范。第一，主动放低姿态。明明有为师之尊不说，却说只是暂时的年长，此外没有什么优越之处。第二，鼓励学生不要怕人（包括自己）不理解，假定（我）理解你们，你们有什么说法？这样起到了缓解他们的情绪，缩短心理距离的作用。第三，在说话时，用了一些口语的语气虚词（“也”“哉”）结尾，语气显得比较亲切。这些语气虚词的运用，对于传达现场感情，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刘知几在《史通·浮词第二十一》中说到人发言时，往往在开头和结尾，需要一些“余音足句”“为其始末”：“是以伊、惟、夫、盖，发语之端也，焉、哉、矣、兮，断句之助也，去之则言语不足，加之则章句获全。而史之叙事亦有时类此。”孔子话中的两个“也”，一个“哉”，就构成了随意漫谈的氛围。正是因为这样，这就引出了子路的“率尔而对”。子路与后来孔子点名才发言的冉有、公西华、曾皙不同，他是主动发言的：
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
子路是孔子的得意门生，曾追随孔子周游列国，为孔子赶车，做侍卫，还敢于对孔子提出批评，孔子对他的评价也很高：“子路好勇，闻过则喜。”还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敢于不待孔子点名就说话，固然因为他的坦率，同时也因为他和孔子的关系比较亲密。故他敢于坦言他的宏大志向——能够治理“千乘”之国。子路强调邦国的实力，以战车的多寡为准，四千匹马（四马为一乘）的国家应该有中等以上的规模。有了这样的军事实力，就不怕外邦的大军压境，哪怕是国内遭逢饥荒都无所谓。只要给他三年的时间，就能治理好国家，而且使得老百姓强悍而懂礼。照理说，孔子周游列国就是要实现他经国治世的大志，虽然很不得志，“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史记·孔子世家》），他却“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他把自己的学生按才干分为德行、政事、言语、文学四类。子路和冉有的才干属于“政事”类（《论语·先进》），也就是说，孔子肯定子路在政治上是有才能的。子路坦言其大志，应该得到首肯，孔子自己也说过“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至少是无可厚非。但孔子却持否定态度，《论语》用一个字来表现——“哂”。这个“哂”字很精彩。其词汇意义是微笑，从表层语言上看，隐含着讥讽的微笑，是对子路的口出大言不以为然，对他锋芒毕露的不满。仅这样理解，还失之肤浅。《论语》虽然不是孔子亲自执笔，他的再传弟子在记录他的言行的时候，显然是受了他执笔的《春秋》的熏陶。孔子在《春秋》中开创了中国特有的“春秋笔法”，那就是客观地直书言行，不加评论的“实录”，把倾向留在叙述的空白中，这叫“寓褒贬”。这就提醒我们，读经典不仅要看字面上已经写出来的，更要从深层意脉去探索留在空白中的意味。
后来曾皙问他为什么要“哂之”，他的回答是：“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从字面上去解释，就是子路不讲“礼”“让”，只是作风问题。但更深刻的原因还在于子路的治国观念与孔子大相径庭。首先，孔子的政治理想是仁政，以道德理性统一思想，以礼乐体制规范行为，达到整个社会的安定和谐。“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使万物莫不遂其性。”而子路着眼的先是邦国的军事暴力，以千乘的战车来对抗外敌，其次是把老百姓训练得好勇狠斗。显然这个得意门生与孔子的理想政治有很大的差异。孔子哂笑的内涵只有和冉有的回答相比较才能得以明确。
冉有被孔子点名，他的回答是：
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
冉有这时说得相当谦虚，“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比之子路的“千乘之国”是相当小的了。没有大国在外的压力，又没有饥荒，还要三年才能让老百姓吃饱饭。至于孔子重视的礼乐，也就是政治道德规范，人心安定，自己不能胜任，要等待在品德上更高的君子。
冉有也是被孔子列入有政治才能的一类的，此人不但有政治才干，而且有军事智慧。前487年，率鲁师抵抗齐军，身先士卒，以步兵执长矛取得胜利，又趁机说服季康子迎回了在外周游十四年的孔子。但他帮助季氏假借田赋改革，聚敛财富，被孔子斥责“贪冒无厌”，而且还说过“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的狠话。
子路和冉有的说法好像互不相干，但从深层的意脉来说，是有联系的。对话潜在的意脉在于，第一，冉有看到孔子不认可子路的大言不惭，就把自己的理想放低一点。第二，冉有看出孔子不喜欢子路强调军事暴力，就回避了自己的军事能耐。第三，冉有看出孔子重视礼乐，就拣他喜欢的说，还特地说，自己在这方面不在行。总体而言，是非常含蓄地迎合孔子的胃口。但孔子既没有哂之，也没有许之。孔子接着点名公西华说话，可见孔子对冉有的话，并不太满意。
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
公西华在几个学生中年纪最小，比孔子小四十二岁，资历最浅，没有子路、冉有那样追随孔子多年的本钱，但他看出了子路和冉有的弱点，恰恰是孔子非常重视的方面，就说宗庙会同，自己可以主持。他有过出使齐国的履历，这一点，孔子也是肯定的，曾经评价他：“束带立于朝，可与宾客言也。”但孔子对他的话，也没有认可的表示。这可能是孔子对他还不太有把握。在肯定他“束带立于朝，可与宾客言”的同时，又作了保留：“不知其仁也。”
所有这一切，从文章的整体意脉来说，都还只是铺垫，都是为了引出孔子大力褒扬的曾皙的理想。孔子让曾皙来回答。
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
这是文章意脉的高潮，写法也与此前不同。首先，在写孔子与前面三位对话时，没有细节描写。这也是中国古代经史的内在规范，以记言记事为主，一般是没有抒情、描写的。西方一位汉学家，对《左传》第三人称叙述者的客观大加赞赏，说它好在很少主观的评论和介入，这种完全是“实录”的语言，达到非常精练的程度。他举出周天子送给齐桓公一块肉的场景，《左传》只写了齐桓公四个动作——“下、拜、登、受”，他说《左传》把“无关要紧”的语言排除掉的能耐是令人惊叹的。“在整部《左传》中几乎没有什么形容词，而副词就更少了。”这位汉学家虽然是出于西方当代文学追求“零度写作”或者海明威的“电报文体”的观念，但看出了中国先秦叙事的特点。话说得虽然有点绝对，却也从一个侧面帮助我们理解这篇文章的特点。在此以前的对话中，除了“率尔”这个副词以外，可以说没有形容词和副词，到了这里，却突然出现了两个：“希”和“铿尔”。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前面的对话中，都只有对话，而没有动作描写。这里却突然有了三个动作细节：鼓瑟、舍瑟、而作。第一，说明这个人物比前面的三个都更重要。第二，虽然如此重要，可是他对前者的发言，并不完全在意，只专注于自己的音乐。如果只是把这当作曾皙的音乐爱好，那就“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了。“乐”在孔子的政治伦理秩序中的重要性，是和“礼”并列的，曾皙专注于鼓瑟，实际上提示他沉浸于礼乐的意境之中。却又不是对三位发言的充耳不闻，他的发言很慎重，文章强调他是站了起来，以显示作者认为前三位讲话究竟是站着还是坐着没有交代的必要。冉有和公西华都没有对在他们前面的发言加以评论，而这里却先让曾皙声明和前面三位不同，然后在孔子的鼓励下（“各言其志”）才说了出来：
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这个回答使情景出现了转折，本来孔子已经提示了“各言其志”，讲的是经世济民的理想，而曾皙说的却是逍遥自在的春游。与子路、冉有、公西华所说的那些邦国之事相比，似乎微不足道，甚至文不对题。然而，孔子却全盘肯定：
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这显然是重点中的重点。从文字上看，又出现了一个副词“喟然”和一个情绪上肯定性很强的虚词“也”，使得此句成为文章意味深长的结论。这可以理解为孔子仁政、礼乐、教化理想的实现，达到了“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境界。当然也有人认为，这是孔子晚年的一种心态，“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史记·孔子世家》中也记述孔子晚年曾经叹息“吾道穷矣”。二者皆可，各备一说。不管怎么说，都是孔子精神风貌的一个侧面。但是，这不该是钻研这篇经典的终点。这样的语言，不但提供了一幅逍遥的图画，而且构成了一首乐曲。特别是“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把虚词“乎”字放在动词“浴”和“风”之后，而不是像前文中把语气词放在句子的结尾，更强化了一种逍遥的风貌：三五成群，老老少少，沐浴着暮春的水温，迎着扑面的春风歌唱着，享受着大自然的恩惠，体验着人际的和谐。这样的情境带着很强的抒情性，构成一种诗化的情调。这样的诗意，和《季氏将伐颛臾》锋芒毕露的雄辩形成鲜明对比，在先秦散文叙述理性以回避抒情为务，连倾向性都要隐蔽的传统中，可以说是空前的审美艺术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