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情偶寄·词曲部·宾白第四·词别繁减原文
闲情偶寄·词曲部·宾白第四·词别繁减
清·许浑
传奇中宾白之繁，实自予始。海内知我者与罪我者半。知我者曰：从来宾白作说话观，随口出之即是，笠翁宾白当文章作，字字俱费推敲。从来宾白只要纸上分明，不顾口中顺逆，常有观刻本极其透彻，奏之场上便觉糊涂者，岂一人之耳目，有聪明聋聩之分乎？因作者只顾挥毫，并未设身处地，既以口代优人，复以耳当听者，心口相维，询其好说不好说，中听不中听，此其所以判然之故也。笠翁手则握笔，口却登场，全以身代梨园，复以神魂四绕，考其关目，试其声音，好则直书，否则搁笔，此其所以观听咸宜也。
罪我者曰：填词既曰“填词”，即当以词为主；宾白既名“宾白”，明言白乃其宾，奈何反主作客，而犯树大于根之弊乎？笠翁曰：始作俑者，实实为予，责之诚是也。但其敢于若是，与其不得不若是者，则均有说焉。
请先白其不得不若是者。前人宾白之少，非有一定当少之成格。盖彼只以填词自任，留余地以待优人，谓引商刻羽我为政，饰听美观彼为政，我以约略数言，示之以意，彼自能增益成文。如今世之演《琵琶》《西厢》《荆》《刘》《拜》《杀》等曲，曲则仍之，其间宾白、科诨等事，有几处合于原本，以寥寥数言塞责者乎？且作新与演旧有别。《琵琶》《西厢》《荆》《刘》《拜》《杀》等曲，家弦户诵已久，童叟男妇皆能备悉情由，即使一句宾白不道，止唱曲文，观者亦能默会，是其宾白繁减可不问也。至于新演一剧，其间情事，观者茫然；词曲一道，止能传声，不能传情，欲观者悉其颠末，洞其幽微，单靠宾白一着。予非不图省力，亦留余地以待优人。但优人之中，智愚不等，能保其增益成文者悉如作者之意，毫无赘疣蛇足于其间乎？与其留余地以待增，不若留余地以待减，减之不当，犹存作者深心之半，犹病不服药之得中医也。此予不得不若是之故也。
至其敢于若是者，则谓千古文章，总无定格，有创始之人，即有守成不变之人；有守成不变之人，即有大仍其意，小变其形，自成一家而不顾天下非笑之人。
古来文字之正变为奇，奇翻为正者，不知凡几，吾不具论，止以多寡增益之数论之。《左传》《国语》，纪事之书也，每一事不剐，每一语不过数字，初时未病其少；迨班固之作《汉书》，司马迁之为《史记》，亦纪事之书也，遂益数行为数十百行，数字为数十百字，岂有病其过多，而废《史记》《汉书》于不读者乎？此言少之可变为多也。
诗之为道，当日但有古风，古风之体，多则数十百句，少亦十数句，初时亦未病其多；迨近体一出，则约数十百句为八句；绝句一出，又敛八句为四句，岂有病其渐少，而选诗之家止载古风，删近体绝句于不录者乎？此言多之可变为少也。
总之，文字短长，视其人之笔性。笔性遒劲者，不能强之使长；笔性纵肆者，不能缩之使短。文患不能长，又患其可以不长而必欲使之长。如其能长而又使人不可删逸，则虽为宾白中之古风史汉，亦何患哉？予则乌能当此，但为糠秕之导，以俟后来居上之人。
予之宾白，虽有微长，然初作之时，竿头未进，常有当俭不俭，因留余幅以俟剪裁，遂不觉流为散漫者。自今观之，皆吴下阿蒙手笔也。如其天假以年，得于所传十种之外，别有新词，则能保为犬夜鸡晨，鸣乎其所当鸣，默乎其所不得不默者矣。
闲情偶寄·词曲部·宾白第四·词别繁减译文
剧本中宾白的繁多，其实是从我开始的。海内理解我的人与怪罪我的人各占一半。理解我的人说：宾白从来都被看作是说话，随口说出来就是，李笠翁把宾白当文章来作，字字都要费一番推敲。宾白从来都只要求在纸上写明白，却不顾口中说出来顺不顺畅。常常有看到剧本以为它写得极其透彻，一在场上演出，便觉得一塌糊涂的情况。难道一个人的耳目，有聪明聋聩的区分吗？这是因为作者只顾写作，并没有设身处地，既用口替演员唱，又用耳代观众听，没有把自己心里想的与演员口里唱的相互联系在一起，也没有问演员好说唱不好说唱，观众中不中听，这就是写起来和演起来截然不同的原因。我李笠翁手是握笔，口却像登场演唱，完全把自己当作戏班演员，再用神思索绕，考虑有关情节，尝试有关声音，好就直接写下来，否则就搁笔，这就是剧本看起来和听起来都适合的原因。
怪罪我的人说：填词既然叫作“填词”，就应当以唱词为主；宾白既然叫作“宾白”，就已说明“白”是唱词的宾客，怎么能反客为主，而犯了树大于根的弊病呢？我李笠翁说：最开始这样做的，确确实实是我，指责我的人的确是对的。但是自己敢于这样做，与自己不得不这样做，那都是有原因的。
请让我先说自己不得不这样做的原因。前人宾白少，并没有一定该少的规矩，大概他们只是把填词当成己任，把余地留待演员去发挥，说按谱填词是我的事，登台演唱是演员的事，我用约略几句话，把意思提示给演员，他们自然能补充成文。例如现在演出的《琵琶记》《西厢记》《荆钗记》《刘知远》《拜月亭》《杀狗记》等曲目，唱词就仍然是原来的，可是其中的宾白、插科打诨等，有几处跟原本相符，是用寥寥数语可以搪塞的吗？况且创作新剧本与演出旧剧有所不同，《琵琶记》《西厢记》《荆钗记》《刘知远》《拜月亭》《杀狗记》等曲目，家喻户晓已久，男女老幼，都能熟悉其中的情节人物。即使不说一句宾白，只唱唱词，观众也能领会，因此那宾白多少可以不过问。至于新上演一部剧，其中的情节人物，观众全然不知，唱词的作用，只能传达声音，不能传递感情，想让观众明白剧中的来龙去脉，洞察剧中的细节，只能靠宾白这一着了。我并不是不想省力，也把余地留待演员去发挥。只是演员之中，聪明的和愚笨的，参差不齐，怎能保证他们都照作者的本意去补充成文，在其中没有丝毫的画蛇添足呢？与其把余地留待演员去增补，不如把余地留待演员去删减。即使删减不当，还能存留作者一半的本意，就像生了病不服药比乱用药好。这是我不得不这样做的原因。
至于自己敢于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千古文章总没有一定的格式，有创始的人，就有守成不变的人；有守成不变的人，就有大的地方保留原意，小的地方做些改变，自成一家却不顾天下非议和嘲笑的人。
自古以来，正变成奇与奇翻成正的文章，不知变了多少次，我都不说，只说说字数的多少增减。《左传》《国语》，是记事的书，每一件事不过记载几行字，每一句话不过几个字，当初并没有人嫌它字少；等到班固写《汉书》，司马迁写《史记》，也是记事的书，就把几行字增加成几十几百行字，把几个字增加成几十几百个字，难道有人会嫌它字数太多，而废弃《汉书》《史记》不读的吗？这就是说的字数少可以变成多。
诗作为一种文体，当初只有古风。古风的体式，多的有几十上百句，少的也有十几句，当初也没有人嫌它字多；等到近体诗一出现，就把几十上百句减少成八句；绝句一出现，又把八句缩减成四句，难道会因为嫌它字数越来越少，选编诗集的人就只选古风，而删掉近体诗和绝句不收录吗？这就是说的字数多可以变成少。
总之，文字的长短，要看作者各自的风格，风格遒劲有力的，不能勉强他写长；风格纵横恣肆的，不能勉强他写短。文章怕不能写长，又怕它可以不写长却一定要使它写长。如果文章能写长，又让人不能删减，那么即使长得成为宾白中的古风《史记》《汉书》那样，又有什么可担忧的呢？我是不能担当这重任的，只是作为粗浅的引导，来期待后来居上的人。
我写的宾白虽然有的稍长，然而开始创作时，笔力不够，常有应当简略的却没有简略，就留下多余的篇幅，来等人去删减，于是不知不觉就流于散漫。现在看来，那些都像吴中乡下阿蒙一样稚嫩的手笔。假若上天能让我多活几年，能在我已流传的十种剧作之外，再写一些新的剧作，就能保证像守夜的狗和报晓的鸡一样，该啼鸣的时候就啼鸣，不能不沉默的时候就沉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