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情偶寄·词曲部·音律第三原文
闲情偶寄·词曲部·音律第三
清·许浑
作文之最乐者，莫如填词，其最苦者，亦莫如填词。填词之乐，详后《宾白》之第二幅，上天入地，作佛成仙，无一不随意到，较之南面百城，洵有过焉者矣。至说其苦，亦有千态万状，拟之悲伤疾痛、桎梏幽囚诸逆境，殆有甚焉者。请详言之。
他种文字，随人长短，听我张弛，总无限定之资格。今置散体弗论，而论其分股、限字与调与叶律者。
分股则帖括时文是已。先破后承，始开终结，内分八股，股股相对，绳墨不为不严矣；然其股法、句法，长短由人，未尝限之以数，虽严而不谓之严也。
限字则四六排偶之文是已。语有一定之字，字有一定之声，对必同心，意难合掌，矩度不为不肃矣；然止限以数，未定以位，止限以声，未拘以格，上四下六可，上六下四亦未尝不可，仄平平仄可，平仄仄平亦未尝不可，虽肃而实未尝肃也。
调声叶调，又兼分股限字之文，则诗中之近体是已。起句五言，是句句五言；起句七言，则句句七言，起句用某韵，则以下俱用某韵，起句第二字用平声，则下句第二字定用仄声，第三、第四又复颠倒用之，前人立法亦云苛且密矣。然起句五言，句句五言；起句七言，句句七言，便有成法可守，想入五言一路，则七言之句不来矣；起句用某韵，以下俱用某韵；起句第二字用平声，下句第二字定用仄声，则拈得平声之韵，上去入三声之韵，皆可置之不问矣；守定平仄、仄平二语，再无变更，自一乎以至千百首皆出一辙，保无朝更夕改之令阻人适从矣，是其苛犹未甚，密犹未至也。
至于填词一道，则句之长短，字之多寡，声之平上去入，韵之清浊阴阳，皆有一定不移之格。长者短一线不能，少者增一字不得，又复忽长忽短，时少时多，令人把握不定。当平者平，用一仄字不得；当阴者阴，换一阳字不能。调得平仄成文，又虑阴阳反复；分得阴阳清楚，又与声韵乖张。令人搅断肺肠，烦苦欲绝。此等苛法，尽勾磨人。作者处此，但能布置得宜，安顿极妥，便是千幸万幸之事，尚能计其词品之低昂，文情之工拙乎？
予襁褓识字，总角成篇，于诗书六艺之文，虽未精穷其义，然皆浅涉一过。总诸体百家而论之，觉文字之难，未有过于填词者，予童而习之，于今老矣，尚未窥见一斑。只以管窥蛙见之识，谬语同心；虚赤帜于词坛，以待将来。作者能于此种艰难文字显出奇能，字字在声音律法之中，言言无资格拘挛之苦，如莲花生在火上，仙叟弈于桔中，始为盘根错节之才，八而玲珑之笔，寿名千古，衾影何惭！
而千古上下之题品文艺者，看到传奇一种，当易心换眼，别置典刑。要知此种文字作之可怜，出之不易，其楮墨笔砚非同己物，有如假自他人，耳目心思效用不能，到处为人掣肘，非若诗赋古文，容其得意疾书，不受神牵鬼制者。七分佳处，便可许作十分；若到十分，即可敌他种文字之二十分矣。予非左袒词家，实欲主持公道，如其不信，但请作者同拈一题，先作文一篇或诗一首，再作填词一曲，试其孰难孰易，谁拙谁工，即知予言之不谬矣。然难易自知，工拙必须人辨。
词曲中音律之坏，坏于《南西厢》。凡有作者，当以之为戒，不当取之为法。非止音律，文艺亦然。请详言之。
填词除杂剧不论，止论全本，其文字之佳，音律之妙，未有过于《北西厢》者。自南本一出，遂变极佳者为极不佳，极妙者为极不妙。推其初意，亦有可原，不过因北本为词曲之豪，人人赞羡，但可被之管弦，不便奏诸场上，但宜于弋阳、四平等俗优，不便强施于昆调，以系北曲而非南曲也。
兹请先言其故。北曲一折，止隶一人，虽有数人在场，其曲止出一口，从无互歌迭咏之事。弋阳、四平等腔，字多音少，一泄而尽，又有一人启口，数人接腔者，名为一人，实出众口，故深《北西厢》甚易。昆调悠长，一字可抵数字，每唱一曲，又必一人始之，一人终之，无可助一臂者，以长江大河之全曲，而专责一人，即有铜喉铁齿，其能胜此重任乎？此北本虽佳，吴音不能奏也。作《南西厢》者，意在补此缺陷，遂割裂其词，增添其白，易北为南，撰成此剧，亦可谓善用古人，喜传佳事者矣。然自予论之，此人之于作者，可谓功之首而罪之魁矣。所谓功之首者，非得此人，则俗优竞演，雅调无闻，作者苦心，虽传实没。所谓罪之魁者，千金狐腋，剪作鸿毛，一片精金，点成顽铁。
若是者何？以其有用古之心而无其具也。今之观深此剧者，但知关目动人，词曲悦耳，亦曾细尝其味，深绎其词乎？使读书作古之人，取《西厢》南本一阅，句栉字比，未有不废卷掩鼻，而怪秽气熏人者也。若曰：词曲情文不浃，以其就北本增删，割彼凑此，自难帖合，虽有才力无所施也。然则宾白之文，皆由己作，并未依傍原本，何以有才不用，有力不施，而为俗口鄙恶之谈，以秽听者之耳乎？且曲文之中，尽有不就原本增删，或自填一折以补原本之缺略，自撰一曲参作诸曲之过文者，此则束缚无人，操纵由我，何以有才不用，有力不施，亦作勉强支吾之句，以混观者之目乎？使王实甫复生，看演此剧，非狂叫怒骂，索改本而付之祝融，即痛哭流涕，对原本而悲其不幸矣。
噫！续《西厢》者之才，去作《西厢》者，止争一间，观者群加非议，谓《惊梦》以后诸曲，有如狗尾续貂。以彼之才，较之作《南西厢》者，岂特奴婢之于郎主，直帝王之视乞丐！乃今之观者，彼施责备，而此独包容，已不可解；且令家尸户祝，居然配飨《琵琶》，非特实甫呼冤，且使则诚号屈矣！
予生平最恶弋阳、四平等剧，见则趋而避之，但闻其搬演《西厢》，则乐观恐后。何也？以其腔调虽恶，而曲文未改，仍是完全不破之《西厢》，非改头换面、折手跛足之《西厢》也。南本则聋瞽、喑哑、驼背、折腰诸恶状，无一不备于身矣。
此但责其文词，未究音律。从来词曲之旨，首严宫调，次及声音，次及字格。九宫十三调，南曲之门户也。小出可以不拘，其成套大曲，则分门别户，各有依归，非但彼此不可通融，次第亦难紊乱。此剧只因改北成南，遂变尽词场格局：或因前曲与前曲字句相同，后曲与后曲体段不合，遂向别宫别调随取一曲以联络之，此宫调之不能尽合也；或彼曲与此曲牌名巧凑，其中但有一二句字数不符，如其可增可减，即增减就之，否则任其多寡，以解补凑不来之厄，此字格之不能尽符也；至于平仄阴阳与逐句所叶之韵，较此二者其难十倍，诛将不胜诛，此声音之不能尽叶也。词家所重在此三者，而三者之弊，未尝缺一，能使天下相传，久而不废，岂非咄咄怪事乎？
更可异者，近日词人因其熟于梨园之口，习于观者之目，谓此曲第一当行，可以取法，用作曲谱；所填之词，凡有不合成律者，他人执而讯之，则曰：“我用《南西厢》某折作对子，如何得错！”噫，玷《西厢》名目者此人，坏词场矩度者此人，误天下后世之苍生者，亦此人也。此等情弊，予不急为拈出，则《南西厢》之流毒，当至何年何代而已乎！
向在都门，魏贞庵相国取崔郑合葬墓志铭示予，命予作《北西厢》翻本，以正从前之谬。予谢不敏，谓天下已传之书，无论是非可否，悉宜听之，不当奋其死力与较短长。较之而非，举世起而非我；即较之而是，举世亦起而非我。何也？贵远贱近，慕古薄今，天下之通情也。谁肯以千古不朽之名人，抑之使出时流下？彼文足以传世，业有明征；我力足以降人，尚无实据。以无据敌有征，其败可立见也。时龚芝麓先生亦在座，与贞庵相国均以予言为然。
向有一人欲改《北西厢》，又有一人欲续《水浒传》，同商于予。予曰：“《西厢》非不可改，《水浒》非不可续，然无奈二书已传，万口交赞，其高踞词坛之座位，业如泰山之隐，磐石之固，欲遽叱之使起而让席于予，此万不可得之数也。无论所改之《西厢》，所续之《水浒》，未必可继后尘，即使高出前人数倍，吾知举世之人不约而同，皆以‘续貂蛇足’四字，为新作之定评矣。”二人唯唯而去。
此予由衷之言，向以诫人，而今不以之绳己，动数前人之过者，其意何居？曰：存其是也。放郑声音，非仇郑声，存雅乐也；辟异端者，非分异端，存正道也；予之力斥《南西厢》，非分《南西厢》，欲存《北西厢》之本来面目也。若谓前人尽不可议，前书尽不可毁，则杨朱、墨翟亦是前人，郑声未必无底本，有之亦是前书，何以古圣贤放之辟之，不遗余力哉？
予又谓《北西厢》不可改，《南西厢》则不可不翻。何也？世人喜观此剧，非故嗜痂，因此剧之外别无善本，欲睹崔引旧事，舍此无由。地乏朱砂，赤土为佳，《南西厢》之得以浪传，职是故也。使得一人焉，起而痛反其失，别出新裁，创为南本，师实甫之意，而不必更袭其词，祖汉卿之心，而不独仅续其后，若与《北西厢》角胜争雄，则可谓难之又难，若止与《南西厢》赌长较短，则犹恐屑而不屑。予虽乏才，请当斯任，救饥有暇，当即拈毫。
《南西厢》翻本既不可无，予又因此及彼，而有志于《北琵琶》一剧。蔡中郎夫妇之传，既以《琵琶》得名，则“琵琶”二字乃一篇之主，而当年作者何以仅标其名，不见拈弄真实？使赵五娘描容之后，果然身背琵琶，往别张大公，弹出北曲哀声一大套，使观者听者涕泗横流，岂非《琵琶记》中一大畅事？而当年见不及此者，岂元人各有所长，工南词者不善制北曲耶？使王实甫作《琵琶》，吾知与千载后之李笠翁必有同心矣。
予虽乏才，亦不敢不当斯任。向填一折付优人，补则诚原本之不逮，兹已附入四卷之末，尚思扩为全本，以备词人采择，如其可用，谱为弦索新声，若是，则《南西厢》《北琵琶》二书可以并行。虽不敢望追踪前哲，并辔时贤，但能保与自手所填诸曲（如已经行世之前后八种，及已填未刻之内外八种）合而较之，必有浅深疏密之分矣。然著此二书，必须杜门累月，窃恐饥为驱人，势不由我。安得雨珠雨粟之天，为数十口家人筹生计乎？伤哉，贫也！
闲情偶寄·词曲部·音律第三译文
写文章最快乐的，莫过于写剧本，那最痛苦的，也莫过于写剧本。写剧本的快乐详见后面《宾白》的第二篇，就在能够上天入地，做佛成仙，没有一件事不可以随自己的意愿做到，比起南面拥有百城的称王封侯的快乐来，确实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说到写剧本的痛苦，也有千形万态，比起悲伤病痛、身陷囹圄等逆境，恐怕还要痛苦得多。请允许我详细说说这些。
其他的文章，可以让人随意写长写短，也可任人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总没有限定的格式。现在把散文放在一边不说，就说说其他文章的分股、限定和声调押韵。
分股就是现在时兴的八股文。先破题，后承题，开始立论，最后总结，里面分为八股文字，股股相对，规矩不能说不严格了。然而它的股法和句法，是长是短任人选择，没有限定字数，虽然说严格，却也说不上太严格。
限定指的就是四六句的骈体文，每句话有一定的字数，每个字有一定的声调，对仗的字必须对齐，意思上又不能重复，规矩不能说不严格了，然而它只限定了字数，没有限定位置，只限定了声调，没有限定格式。上半句四个字下半句六个字是可以的，上半句六个字下半句四个字也未尝不可，仄平平仄可，平仄仄平也未尝不可，虽然说严格，实际上也未尝严格。
讲声调押韵，又要分股限字的文体，就是诗歌中的近体律诗。起句是五个字，那么句句都是五个字；起句是七个字，那么句句都是七个字。起句用某韵，那么以下各句都用某韵。起句第二个字用平声，那么下句第二个字一定用仄声，第三句和第四句又再颠倒过来用。前人的规矩也可说是苛刻而又严密了。然而起句是五个字，每句都是五个字；起句七个字，每句都是七个字，这样就有一定的规矩可以遵守。想要写五言诗，那么七言诗的句子就不能用了；起句用某韵，以下各句都用某韵；起句第二个字用平声，下句第二个字一定用仄声，那么选择使用平声字，上声、去声、入声的字都可以置之不理了；遵守平仄、仄平的规矩，再也没有变换，从一首直到千百首都同出一辙，保证没有朝令夕改的变化阻碍人们适从了。这就是它苛刻但还没有过分，严密但还没有到极端了。
至于剧本，就是句子的长短，字数的多少，声调的平上去入，韵的清浊阴阳，都有固定不变的格式。长的句子不能少一个字，短的句子不能加一个字，并且又忽然长忽然短，有时少有时多，让人把握不定。应当用平声字的一定要用平声字，不能用一个仄声字；应当用阴平字的一定要用阴平字，不能换一个阳平字。把平仄调整成文了，又要担心阴阳颠倒；把阴阳分清楚了，又要担心与声律不协调，使人搅断肝肠，烦苦欲绝。这样苛刻的规矩，确实折磨人。作者处在这种情况下，只要能布置适宜，安排极为妥当，就是千幸万幸的事，难道还能顾及唱词品味的高低、文采的优劣吗？
我幼年识字，少年就能成文，对诗书、六艺方面的文章，虽然没有精通它们的义理，然而都粗浅地涉猎过。总括各种文体的百家著作来说，我觉得没有比写剧本更难的了。我幼年就学习它，到现在人已老了，还没有窥见一斑，只能把自己一些狭隘肤浅的认识告诉同行们，戏剧界的大旗还期待将来的高手来树立。作者能在这种艰难的文字创作中显现出奇特的才能，字字合乎声律，句句没有格律束缚的痛苦，就像莲花生长在火上、仙翁在桔中下棋那样从容，才能称得上盘根错节的才华，八面玲珑的文笔，也才能名传千古，扪心无愧。
古往今来评论文艺的人，看到一部剧本，都应换副心肠换双眼睛，另外设置评判的标准。要知道这种文字创作的可怜，写出来很不容易。写的时候，那些纸墨笔砚似乎不是自己的东西，就像是从别人那里借来的，耳目心思也似乎不能发挥效用，到处被人牵制，不像诗赋古文能够容人奋笔疾书，不受神鬼的牵制。一部剧本有七分好，就可算作十分；如果有十分好，就可相当于其他文字的二十分了。我并不是要偏袒剧作家，实在是想主持公道，如果谁不相信，只请他挑选一个题目，先写一篇文章或者一首诗，再写一部剧本，试一试它们哪个难哪个容易，哪个劣哪个优，就知道我说的话没有错了。然而，难易是自己知道的，优劣却必须让别人来辨别。
戏曲中音律差的，就是《南西厢》。凡是作者，应当以它为戒，不应当把它当作效仿的榜样。不只在音律上，就是在文字上也是这样。请允许我详细地说说。
剧作除了杂剧不说，只说全本的剧作，文字的优美，音律的美妙，没有超过《北西厢》的。自从《南西厢》一出，就把极其优美的文字变成了极其糟糕的文字，把极其美妙的音律变成了极其糟糕的音律。推究写作《南西厢》的最初用意，也是情有可原。不过是因为《北西厢》是戏曲中最杰出的作品，人人赞赏，可是它只能配上音乐演唱，不便于在场上演出，只适弋阳、四平等腔调，不便于勉强用来唱昆调，因为它是北曲而不是南曲。
这里让我先说其中的原因。北曲中的一折戏，只属于一个人，虽有几个人上场，那唱词却只由一个人演唱，从来没有对歌重唱的事。弋阳、四平等唱腔，字数多而乐曲短，一唱就唱完了，又是由一个人开始唱，几个人接着帮腔，名义上是一个人唱，实际上是出于众人之口，所以演唱《北西厢》很容易。昆腔调子悠长，一个字可抵得上几个字，每唱二支曲子，又一定是一个人从头唱到尾，没有可以帮腔的人。把像长江大河一样长的全套曲子，只让一个人来唱，即使他有钢喉铁齿，又怎能承担这样的重任呢？这《北西厢》虽然好，却不能用吴音来演唱，创作《南西厢》的人，本意是想弥补这个缺陷，于是割裂它的唱词，增添它的对白，变北曲为南曲，撰写了这个剧本，也可以说这人是擅长改写古人的作品，喜好传播好事的人了。然而在我看来，这人对于原作者来说，可以说是功臣又是罪魁祸首。之所以说他是功臣，是因为如果没有这人，那么低俗的演员就会竞相上演《西厢记》，也就听不到高雅的曲调了，作者的一番苦心，虽然流传下来，实际上也就湮没了。之所以说他是罪魁祸首，是因为他把价值千金的狐皮剪成了轻贱的鸿毛，把一块纯金点成了废铁。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这是因为他有改写古人作品的好心，却没有那样的才能。现今的人们观看这部戏，只知它情节动人，唱词悦耳，可曾细品它的味道，深究它的唱词呢？让读古书的人把《南西厢》拿来看看，逐字逐句地推敲，没有不把它丢弃而掩住鼻子，怪它秽气熏人的。如果说该剧唱词文理不通，是因为它是根据《北西厢》增删而成，这里割一些，那里凑一些，自然很难贴切，作者即使有才能，也不能施展。这样，宾白的文字都是由作者自己写的，并没有依据原本来写，为什么有才华偏不用，有能力偏不做，却要说些粗俗浅陋的话，用来污染听众的耳朵呢？况且唱词之中，有许多不是根据原本来增删的，有的是作者自己写一折戏来弥补原本的缺欠，有的是自己写一支曲子来作为诸多曲子的过渡，这样就不受别人的束缚，任凭作者自由发挥，为什么有才华偏不用，有能力偏不做，还要写些勉强支吾的语句，用来蒙混观众的眼睛呢？假使王实甫再生，观看这部戏的演出，他不是狂叫怒骂，求取删改本并把它付之一炬，就是痛哭流涕，面对原本悲叹它的不幸了。
唉！续写《西厢记》的人的才华，与《西厢记》的作者相比，只差那么一点点，可是观众却都纷纷痛加非议，说《惊梦》以后的各支曲子，就像狗尾续貂。可是凭他的才华，比起写《南西厢》的作者，怎么仅仅是主人和奴婢的关系，简直就是帝王看待乞丐一样啊！但是现今的观众，对续书大加责备，却对《南西厢》独独给予包容，这已是不可理解的了；况且让它家喻户晓，居然和《琵琶记》相提并论，这不仅会使王实甫喊冤，而且也会使高则诚叫屈了！
我平生最讨厌弋阳、四平等腔调的戏剧，见到了就会躲避它，但是，只要听说上演《西厢记》，就会高兴地去观看，唯恐落在别人的后面。为什么呢？因为这种腔调虽然讨厌，可是它的唱词并没有改变，仍然是完整无缺的《西厢记》，而不是改头换面、断手跛脚的《西厢记》。《南西厢》却是集聋耳、喑哑、瞎眼、驼背、弯腰等各种丑陋形状于一身了。
这里只是批评它的唱词，没有深究它的音律。从来戏曲的要旨，首先要求宫调严谨，其次是声音，再次是字格。九宫十三调，是南曲的主要特征。短小的折子戏可以不受拘束，那成套的大戏，就要分门别类，各有依据，不但彼此不可通融，而且次序也不可弄错。这部戏剧只是因为北曲改成了南曲，于是完全改变了曲词的格局：有的因为前曲与前曲字句相同，后曲与后曲体式不合，就向别的宫调随意选取一支曲子来连接它，这样宫调就不能完全相合了；有的那支曲子与这支曲子牌名凑巧相合，其中只有一两句的字数不相符合，如果它们可以增减，就增减来使它们相合，否则就放任它们或多或少，用来解决补凑不出来的难处，这是字格不能完全相符的原因；至于平仄阴阳与每句押的韵，比前两方面还要难上十倍，改又不能改过来，这是声音不能全都押上韵的原因。戏曲作家所重视的，就在这三方面，可是这三方面的弊病，《南西厢》不曾缺漏一方面，却能让天下人相传，经久不衰，难道不是咄咄怪事吗？
更奇怪的是，近来词曲作者因为《南西厢》被戏班子唱熟了，观众也看习惯了，就认为这部戏曲应当排列第一，可以效仿，用来作曲谱；有人所写的唱词，凡有不符合规定音律的，别人拿来问他，他就会说：“我是照着《南西厢》中某折写的，怎么会错！”唉，玷污《西厢记》名声的是这种人，破坏词场规矩的是这种人，贻误天下后世的也是这种人。这类弊端，如果我不赶紧把它指出来，那么《南西厢》的流毒，要到哪年哪代才能被肃清呢？
我以前在都城时，魏贞庵相国拿崔、郑的合葬墓志铭给我看，要我创作《北西厢》的改编本，用来纠正以前的人的错误。我谢绝了，认为天下已经流传的书，不论是正确还是错误，都应听任它，不应拼命去跟它比长比短。和它相比，如果写得不好，所有世人就会群起而非议我；即使它写得好，所有世人也会群起而非议我。为什么呢？因为贵远贱近，厚古薄今，是天下人的通常情理。谁肯把千古不朽的名人贬低到当代人之下呢？他的作品足以流传世上，已经有了明证；我的才能足以降服世人，却还没有实在的证据。用没有证据与有了明证相比，那失败是马上可见的。当时龚芝麓先生也在座，他和魏贞庵相国都认为我说的这番话是对的。
以前有一个人想改写《北西厢》，又有一个人想续写《水浒传》，都来和我一同商量。我说：“《西厢记》不是不可以改写，《水浒传》不是不可以续写，然而怎奈这两已经流传世上，万众交口称赞，它们高居戏剧的巅峰，已经如同泰山一样稳定，如同磐石一样坚固，想要急着喊他们起来，让座位给我们，这是万万不可能的。不论是所改写的《西厢记》，还是所续写的《水浒传》，不一定能够继它们的后尘，即使比前人高出几倍，我知道全世界的人都会不约而同地用‘续貂蛇足’这四个字，作为新作的定评了。”两人表示赞同，离开了。
这是我的由衷之言，一向用来告诫别人，现今却不用它来约束自己，动辄数落前人的过失，它的用意何在呢？我说：是为了留存那些正确的东西。放弃郑国的音乐并不是仇视郑国的音乐，而是为了留存高雅的音乐；回避异端并不是仇视异端，而是为了留存正道。我大力斥责《南西厢》，并不是仇视《南西厢》，而是为了留存《北西厢》的本来面目。假若说前人都不可非议，以前的书都不可毁弃，那么杨朱、墨翟也是前人，郑国的音乐不一定没有底本，如果有，它也是以前的书，为什么古代圣贤放弃它回避它，而且不遗余力呢？
我又认为《北西厢》不能改写，《南西厢》不能翻写。为什么呢？世人喜欢观看《南西厢》，并不是因为他们喜欢不好的剧作，而是因为除了《南西厢》外，也没有别的好剧本，想要看崔、张两人的故事，除此之外没有其他途径。地上缺乏朱砂，红土就是好的，《南西厢》之所以广泛流传，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如果有一个人起来痛斥它的过失，别出心裁创作出南本《西厢记》，师法王实甫的本意，而不一定因袭他的唱词，秉承关汉卿的心思，却不仅仅只是跟在他的后面续写他的后文，如果想与《北西厢》斗胜争雄，那么可说是难上加难，如果只是想与《南西厢》争长较短，那么还只怕不屑于这样去做了。我虽然缺乏才华，也请求担当这个重任，等解决了饥饿问题，有了闲暇，我会立即动笔。
《南西厢》的翻本既然不能没有，我又由此及彼，有志于改写《北琵琶》一剧。蔡中郎夫妇的故事能够流传，就是因《琵琶记》得名，那么“琵琶”两字就是全剧的主题，可是为什么当年作者仅标了它的名字，却不见弹琵琶的实事呢？假使赵五娘化妆之后，果然身背琵琶去向张大公告白，弹奏出一大套北曲中的哀怨曲子，让观众、听众涕泪横流，难道不是《琵琶记》中一大畅快的事吗？可是当年作者没有看到这点，难道是因为元人各有所长，会南词的人不善于写北曲吗？假使让王实甫写《琵琶记》，我知道他和千年之后的我一定会有同样的想法。
我虽然缺乏才华，也不敢不担当这个重任。以前我写过一折戏交付演员，用来弥补高则诚原本的不足，现已附在第四卷的后面。我还想把它扩展成为全本，以供戏曲作者选用，如果它可用，就谱制成演唱的新曲。这样的话，《南西厢》和《北琵琶》两书就可以一起流传了。虽然不敢奢望追赶上前人的踪迹，并和当代名家并驾齐驱，但总能保证与自己所写的各种戏曲（如已经流传在世的前后八种和已写成但没有刻印成书的内外八种）一起比较，一定有深浅疏密的分别了。然而写这两，必须闭门苦写几个月，我私下担心饥饿会来驱使我停笔，形势不允许我安心写书。怎么能得到天上掉下来的珍珠、大米，为我的几十口家人解决生计呢？悲伤啊，贫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