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情偶寄·词曲部·结构第一·密针线原文
闲情偶寄·词曲部·结构第一·密针线
清·许浑
编戏有如缝衣，其初则以完全者剪碎，其后又以剪碎者凑成。剪碎易，凑成难，凑成之工，全在针线紧密。一节偶疏，全篇之破绽出矣。每编一折，必须前顾数折，后顾数折。顾前者，欲其照映，顾后者，便于埋伏。照映埋伏，不止照映一人、埋伏一事，凡是此剧中有名之人、关涉之事，与前此后此所说之话，节节俱要想到，宁使想到而不用，勿使有用而忽之。
吾观今日之传奇，事事皆逊元人，独于埋伏照映处，胜彼一筹。非今人之太工，以元人所长全不在此也。
若以针线论，元曲之最疏者，莫过于《琵琶》。无论大关节目背谬甚多，如子中状元三载，而家人不知；身赘相府，享尽荣华，不能自遣一仆，而附家报于路人；赵五娘千里寻夫，只身无伴，未审果能全节与否，其谁证之？诸如此类，皆背理妨伦之甚者。再取小节论之，如五娘之剪发，乃作者自为之，当日必无其事。以有疏财仗义之张大公在，受人之托，必能终人之事，未有坐视不顾，而致其剪发者也。然不剪发，不足以见五娘之孝。
以我作《琵琶》，《剪发》一折亦必不能少，但须回护张大公，使之自留地步。吾读《剪发》之曲，并无一字照管大公，且若有心讥刺者。据五娘云：“前日婆婆没了，亏大公周济。如今公公又死，无钱资送，不好再去求他，只得剪发”云云。若是，则剪发一事乃自愿为之，非时势迫之使然也，奈何曲中云：“非奴苦要孝名传，只为上山擒虎易，开口告人难。”此二语虽属恒言，人人可道，独不宜出五娘之口。彼自不肯告人，何以言其难也？观此二语，不似怼怨大公之词乎？然此犹属背后私言，或可免于照顾。迨其哭倒在地，大公见之，许送钱米相资，以备衣衾棺椁，则感之颂之，当有不啻口出者矣，奈何曲中又云：“只恐奴身死也，兀自没人埋，谁还你恩债？”试问公死而埋者何人？姑死而埋者何人？对埋殓公姑之人而自言暴露，将置大公于何地乎？且大公之相资，尚义也，非图利也，“谁还恩债”一语，不几抹倒大公，将一片热肠付之冷水乎？此等词曲，幸而出自元人，若出我辈，则群口讪之，不识置身何地矣。
予非敢于仇古，既为词曲立言，必使人知取法，若扭于世俗之见，谓事事当法元人，吾恐未得其瑜，先有其瑕。人或非之，即举元人借口，乌知圣人千虑，必有一失？圣人之事，犹有不可尽法者，况其他乎？
《琵琶》之可法者原多，请举所长以盖短，如《中秋赏月》一折，同一月也，出于牛氏之口者，言言欢悦；出于伯喈之口者，字字凄凉。一座两情，两情一事，此其针线之最密者。瑕不掩瑜，何妨并举其略。
然传奇一事也，其中义理分为三项：曲也，白也，穿插联络之关目也。元人所长者止居其一，曲是也，白与关目皆其所短。吾于元人，但守其词中绳墨而已矣。
闲情偶寄·词曲部·结构第一·密针线译文
编戏就像缝衣，开始时将一块完整的布料剪成碎块，然后又把碎块缝合成完整的衣服。剪碎容易，缝合起来就难。缝合的技巧，全在针线的紧密。一个地方偶尔疏漏了，全篇的破绽就露出来了。每编一折戏，必须顾及前面几折戏，又顾及后面几折戏。顾前面的戏，是要照应；顾后面的戏，是便于打埋伏。照应埋伏，不只是照应一个人、埋伏一件事。凡是这出戏中有姓名的人、有关联的事，以及在这之前之后所说的话，每一个地方都要想到，宁让想到的不用，也不让有用的被忽略掉。
我看当今的戏曲作品，样样都不如元人的戏剧，唯独在埋伏、照应的地方，要比元人稍胜一筹。这不是因为当今的作者精通这方面，而是因为元人所擅长的，都不在这方面。
如果用针线来说，元曲中针线最粗的，莫过于《琵琶记》了。这出戏，不要说大的情节有悖情理的很多，比如儿子中状元三年，家人却不知；入赘相府当女婿，享尽荣华富贵，竟不能自派一个仆人送家书，却托付路人；赵五娘千里寻夫，只身一人，没有陪伴，也不清楚是否果真能够保全贞洁，又有谁能够做证？诸如此类，都是非常有悖情理和不合伦理的。再拿小的情节来说，比如赵五娘剪发，就是作者自己杜撰的，当时一定没有这事。因为有疏财仗义的张大公在，受人托付，他一定会帮人帮到底，不可能坐视不管，而让赵五娘剪头发去卖。然而不剪掉头发，就不能显示出赵五娘的孝顺。
如果让我写《琵琶记》，《剪发》这折戏也一定不能少，只是必须维护张大公，让他留有回旋的余地。我读《剪发》这折戏，并没有发现有一个字是照顾张大公的，况且还像有心讽刺他似的。据赵五娘说：“前日婆婆死了，幸亏大公周济。如今公公又死了，没有钱发送，不好再去求他，只得剪发。”如此等等。如果是这样，那么剪发这一事就是她自愿去做的，不是形势逼迫她让她这样去做的，如何曲中又唱道：“非奴苦要孝名传，只为上山擒虎易，开口告人难。”这两句虽是平常话，人人可说，唯独不适宜出自赵五娘的口。是她自己不肯求人，凭什么说她难呢？看这两句话，还不像是怨恨张大公的话吗？然而这两句话还可算是非功过背后的自言自语，或许可以免于照应；可是等到她哭倒在地，张大公遇见她，答应送钱米来资助她，为她公公准备寿衣、棺材，那么她感激张大公颂扬张大公的感情，应当是仅有语言是远远不能表达的了，可是如何曲中又唱道：“只恐奴身死也，兀自没人理，谁还你恩债？”试问公公死了是谁出钱埋的？婆婆死了又是谁出钱埋的？对帮助殓埋自己公公婆婆的恩人哭诉自己死了将暴尸野外，这把张大公置于何地呢？况且张大公出资相助是出于道义，不是为了图利，“谁还你恩债”这句话，不是抹掉了张大公的恩德，把他的一片热心肠抛到冷水里了吗？这等戏曲幸亏是出自元人的手，如果出自现在我们这些人的手，就会被众人讽刺得无地自容了。
我不是要苛求古人，既然要为戏曲著书立说，就一定要让人懂得创作的方法。如果拘泥于世俗的偏见，认为事事都应当效法元代戏曲家，我只怕人们还没有学到他们的优点，却先把他们的缺点学到了。有人不同意这种看法，就举出元人来做借口，哪里知道“圣人千虑，必有一失”？圣人做的事，还有不可以完全效法的，更何况其他的人呢？
《琵琶记》可以效法的地方本来很多，请让我来举出它的长处来掩盖它的短处。比如《中秋赏月》一折戏中，同对一个月亮，从牛氏口里说出来，句句欢悦；从蔡伯喈嘴里说出来，却句句凄凉。同坐一席，两种心情，两种心情又是同系一事，这是《琵琶记》针线最紧密的地方。瑕不掩瑜，这里不妨举了瑕瑜两方面的简单例子。
然而，戏曲剧本只是为了写一件事，其中的内容可分为三项：曲词、宾白、穿插串联情节的关目。元人擅长的只是其中的一项，那就是曲词。宾白与关目，都是他们的短处。我们学习元人，只是遵守他们创作曲词的规则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