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情偶寄·词曲部·结构第一·戒讽刺原文
闲情偶寄·词曲部·结构第一·戒讽刺
清·许浑
武人之刀，文士之笔，皆杀人之具也。刀能杀人，人尽知之；笔能杀人，人则未尽知也。然笔能杀人，犹有或知之者；至笔之杀人较刀之杀人，其快其凶更加百倍，则未有能知之而明言以戒世者。予请深言其故。何以知之？知之于刑人之际。杀之与剐，同是一死，而轻重别焉者。以杀止一刀，为时不久，头落而事毕矣；剐必数十百刀，为时必经数刻，死而不死，痛而复痛，求为头落事毕而不可得者，只在久与暂之分耳。然则笔之杀人，其为痛也，岂止数刻而已哉！
窃怪传奇一书，昔人以代木铎，因愚夫愚妇识字知书者少，劝使为善，诫使勿恶，其道无由，故设此种文词，借优人说法，与大众齐听，谓善由如此收场，不善者如此结果，使人知所趋避，是药人寿世之方，救苦弭灾之具出。后世刻薄之流，以此意倒行逆施，借此文报仇泄怨。心之所喜者，处以生旦之位；意之所怒者，变以净丑之形，且举千百年未闻之丑行，幻设而加于一人之身，使梨园习而传之，几为定案，虽有孝子慈孙，不能改也。噫，岂千古文章，止为杀人而设？一生诵读，徒备行凶造孽之需乎？
苍颉造字而鬼夜哭，造物之心，未必非逆料至此也。凡作传奇者，先要涤去此种肺肠，务存忠厚之心，勿为残毒之事。以之报恩则可，以之报怨则不可；以之劝善惩恶则可，以之欺善作恶则不可。
人谓《琵琶》一书，为讥王四而设。因其不孝于亲，故加以入赘豪门，致亲饿死之事。何以知之？因“琵琶”二字，有四“王”字冒于其上，则其寓意可知也。噫，此非君子之言，齐东野人之语也。
凡作伟世之文者，必先有可以传世之心，而后鬼神效灵，予以生花之笔，撰为倒峡之词，使人人赞美，百世流芳。传非文字之传，一念之正气使传也。《五经》《四书》《左》《国》《史》《汉》诸书，与大地山河同其不朽，试问当年作者有一不肖之人、轻薄之子厕于其间乎？但观《琵琶》得传至今，则高则诚之为人，必有善行可予，是以天寿其名，使不与身俱没，岂残忍刻薄之徒哉！即使当日与王四有隙，故以不孝加之，然则彼与蔡邕未必有隙，何以有隙之人，止暗寓其姓，不明叱其名，而以未必有隙之人，反蒙李代桃僵之实乎？此显而易见之事，从无一人辩之。创为是说者，其不学无术可知矣。
予向梓传奇，尝埒誓词于首，其略云：加生旦以美名，原非市恩于有托；抹净丑以花而，亦属调笑于无心；凡以点缀词场，使不岑寂而已。但虑七情以内，无境不生，六命之中，何所不有。幻设一事，即有一事之偶同；乔命一名，即有一名之巧合。焉知不以无基之楼阁，认为有样之葫芦？是用沥血鸣神，剖心告世：倘有一毫所指，甘为三世之暗，即漏显诛，难逋阴罚。
此种血忱，业已沁入梨枣，印政寰中久矣。而好事之家，犹有不尽相谅者，每观一剧，必问所指何人。噫，如其尽有所指，则誓词之设，已经二十余年，上帝有赫，实式临之，胡不降之以罚？兹以身后之事，且置勿论，论其现在者：年将六十，即旦夕就木，不为夭矣。向忧伯道之忧，今且五其男，二其女，孕而未诞、诞而待孕者，尚不一其人，虽尽属景升豚犬，然得此以慰桑榆，不忧穷民之无告矣。年虽迈而筋力未衰，涉水登山，少年场往往追予弗及；貌虽癯而精血未耗，寻花觅柳，儿女事犹然自觉情长。所患在贫，贫也，非病也；所少在贵，贵岂人人可幸致乎？是造物之悯予，亦云至矣。非悯其才，非悯其德，悯其方寸之无他也。生平所著之书，虽无裨于人心世道，若止论等身，几与曹交食粟之躯等其高下。使其间稍伏机心，略藏匕首，造物且诛子夺之不暇，肯容自作孽者老而不死，犹得徉狂自肆于笔墨之林哉？
吾于发端之始，即以讽刺戒人，且若嚣嚣自鸣得意者，非敢故作夜郎，窃恐词人不究立言初意，谬信“琵琶王四”之说，因谬成真。谁无恩怨？谁乏牢骚？悉以填词泄愤，是此一书者，非阐明词学之书，乃教人行险播恶之书也。上帝讨无礼，予其首诛乎？现身说法，盖为此耳。
闲情偶寄·词曲部·结构第一·戒讽刺译文
武士的刀，文人的笔，都是杀人的工具。刀能杀人，人们都知道；笔能杀人，人们就不是全都知道了。然而笔能杀人，或许还有人知道这一点；至于用笔杀人比用刀杀人，快和凶狠更是强上百倍，这就没有人知道并把它明白说出来告诫世人了。请让我详说其中的缘故。这是如何知道的呢？从处决犯人的场面可以得知。杀与剐，同样是一死，却有轻重的分别。因为杀人只要一刀，时间很短，头落地就完事了；剐一定要几十上百刀，必须经过很长的时间，犯人想死又死不了，痛了又再痛，想求死却不可能，这就只在时间长与短的分别了。然而用笔杀人，那种痛苦，又怎能只是几刻钟的事呢？
我私下奇怪传奇一类的书，前人把它当作劝世的木鱼一样来宣传教化，想必是因为一般的男女识字读书的不多，要劝说他们做好事，告诫他们不要做坏事，没有别的好办法，因此创作了这类传奇，借助演戏的人的说唱，让大家都听，告诉他们好人是这样的结局，坏人是那样的下场，让人们知道该追求什么、回避什么，这可说是治人救世的药方、救苦消灾的工具。后世一些刻薄的人，歪曲此意，倒行逆施，借这传奇的创作来报仇泄恨。自己心里喜欢的人，就把他们刻画成生、旦的角色；心里愤恨的人，就把他们变成净、丑的形象，而且举出千百年来闻所未闻的丑恶行径，虚构以后强加在一个人的身上，让戏班子去排练演出，并传播开去，使他的形象几乎成为定案，即使这个人有孝子贤孙，也不能改变这种形象。唉！难道千古文章，只是为了杀人而写的吗？一辈子诵读的书，只是为了满足行凶造孽的需要吗？
苍颉创造汉字的时候，连鬼神都在夜晚哭泣，造物主的心里未必当初就没有预料到这种文字杀人的情况啊！凡创作传奇的人，先要洗去这种心肠，务必存有忠厚的心，不要做残忍狠毒的事。用它来报恩是可以的，用它来报怨却是不可以的；用它来劝善惩恶是可以的，用它来欺善作恶却是不可以的。
有人说《琵琶记》这是为了讽刺王四而创作的，因为他对父母不孝，所以增加了他入赘富贵人家，导致父母饿死的情节。如何知道这点呢？因为“琵琶”两字有四个“王”字顶在两字上，它的寓意就可想而知了。唉，这不是正人君子该说的话，而是乡间野人的无稽之谈。
凡是创作传世之作的人，一定先要有可以传世的思想，然后才会有鬼神显灵，赐予他生花妙笔，撰写出翻江倒峡的文字，使人人赞美，百世流芳。作品的流传并不是文字的流传，而是一腔正气让它流传。《五经》《四书》《左传》《国语》《史记》《汉书》等书，与大地山河同样不朽。试问当年作者，有哪一个不贤之人、轻薄之子是置身在他们中间的呢？只要看看《琵琶记》能够流传到今天，就可知道高则诚的为人，一定有值得赞佩的善事，因此老天让他的名字永远流传，使它不与他的身体一道湮没，他怎么能是一个残忍刻薄的人呢？即使他当时跟王四有仇，所以把不孝的罪名加在王四的身上，可是他跟蔡邕未必有仇，那么为什么对跟自己有仇的人只暗含其姓，而不公开大声责骂他的名字，却让跟自己未必有仇的人反而蒙受李代桃僵的骂名呢？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可是从来没有一个人去这样辩解过，编造这种说法的人，其不学无术就可想而知了。
我以前编印自己的戏曲作品，曾经在扉页列出一段誓言，大致的意思是：给生角、旦角加上美名，原本不是为了做人情去施什么恩惠；给净角、丑角抹上花脸，也只是无心的调笑。这一切都是用来点缀戏场，使它不显得冷寂罢了。只是考虑到人的七情六欲，没有什么不可产生，天地六合之中，什么样的事都有。虚构一件事，现实中就有一件事跟它偶然相同；假拟一个名字，就会有一个名字跟它巧合。怎么知道有人不把我虚构的故事，认为是依照他的样子去写的呢？因此我不吝滴血，指天发誓，敞开心扉，明告世人：倘若我有一丝一毫指代他人的地方，甘愿做三世的哑巴，即使逃过阳间的责骂，也难躲过阴间的惩罚！
我的这种血誓，早已沁进我刻印的书版，在人寰中印证很久了。但是还有一些好事的人不肯完全原谅，每观一出戏，一定要问某角色指的是什么人。唉，假如作品中的角色都有所指的话，那么我的誓词已发表二十余年了，上苍有眼，随时都会显灵，为什么不降给我惩罚呢？身后的事现在暂且放下不说，只说说我的现状：我年近六十，即使马上就进棺材，也算不上夭折了。以前曾担心没有后人续接香火，现今我已有五个儿子、两个女儿，其他有孕还没生的、生了又将怀孕的，还不止一个。虽说这些孩子都成不了大器，但是有了他们来慰藉我的晚年，也就不必像穷人那样担忧孤老无依了。我虽年迈，精力却没有衰退，登山涉水，年轻人往往也追不上我；我的面容虽然清瘦，精血却没有耗损，寻花问柳，对男女之欢自觉还有兴趣。我所担忧的只是贫穷，但是贫穷并不是疾病；我所欠缺的是富贵，但富贵又怎能是人人可以侥幸获得的呢？我能像现在这样，是造物主怜悯我，也可说是仁至义尽了。造物主不是怜悯我的才能和我的德行，而是怜悯我心中没什么别的杂念。我平生所著的书，虽说不上有益于世道人心，但是假若只论数量，几乎可以说叠起来就跟古代曹交高大的身躯等高了。假使我在这中间稍有一点心机，略藏一点害人之意，那么造物主要杀我罚我还来不及，怎么肯容我这个自作孽的人老而不死，还能够佯狂地舞文弄墨呢？
我在的开始，就劝世人要戒讽刺，况且絮絮不休自鸣得意，这不是故意装作夜郎自大，只是私下担心创作戏曲的人不明白我写作的初衷，误信“琵琶王四”的说法，弄假成真。谁没有恩怨？谁没有牢骚？如果都用戏曲创作来发泄怨愤，那么这一就不是阐明戏曲原理的书，而是教人干阴险事、播丑恶言的书了。上苍追究起责任来，我岂不是首当其冲吗？我能够现身说法，就是为了这个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