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情偶寄·词曲部·结构第一原文
闲情偶寄·词曲部·结构第一
清·许浑
填词一道，文人之末技也。然能抑而为此，犹觉愈于驰马试剑，纵酒呼卢。孔子有言：“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博弈虽戏具，犹贤于“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填词虽小道，不又贤于博弈乎？
吾谓技无大小，贵在能精；才乏纤洪，利于善用。能精善用，虽寸长尺短，亦可成名。否则才夸八斗，胸号五车，为文仅称点鬼之谈，著书惟洪覆瓿之用，虽多亦奚以为？填词一道，非特文人工此者足以成名，即前代帝王，亦有以本朝词曲擅长，遂能不泯其国事者。请历言之。
高则诚、王实甫诸人，元之名士也，舍填词一无表见。使两人不撰《琵琶》《西厢》，则沿至今日，谁复知其姓字？是则诚、实甫之传，《琵琶》《西厢》传之也。汤若士，明之才人也，诗文尺牍，尽有可观，而其脍炙人口者，不在尽牍诗文，而在《还魂》一剧。使若士不草《还魂》，则当日之若士，已虽有而若无，况后代乎？是若士之传，《还魂》传之也。此人以填词而得名者也。
历朝文字之盛，其名各有所归，“汉史”“唐诗”“宋文”“元曲”，此世人口头语也。《汉书》《史记》，千古不磨，尚矣。唐则诗人济济，宋有文士跄跄，宜其鼎足文坛，为三代后之三代也。元有天下，非特政刑礼乐一无可宗，即语言文学之末，图书翰墨之微，亦少概见。使非崇尚词曲，得《琵琶》《西厢》以及《元人百种》诸书传于后代，则当日之元，亦与五代、金、辽同其泯灭，焉能附三朝骥尾，而挂学士文人之齿颊哉？此帝王国事，以填词而得名者也。
由是观之，填词非末技，乃与史传诗文同源而异派者也。近日雅慕此道，刻欲追踪元人、配飨若士者尽多，而究意作者寥寥，未闻绝唱。其故维何？止因词曲一道，但有前书堪读，并无成法可宗。暗室无灯，有眼皆同瞽目，无怪乎觅途不得，问津无人，半途而废者居多，差毫厘而谬千里者，亦复不少也。
尝怪天地之间有一种文字，即有一种文字之法脉准绳，载之于书者，不异耳提面命，独于填词制曲之事，非但略而未详，亦且置之不道。揣摩其故，殆有三焉：
一则为此理甚难，非可言传，止境意会。想入云霄之际，作者神魂飞越，如在梦中，不至终篇，不能返魂收魄。谈真则易，说梦为难，非不欲传，不能传也。若是，则诚异诚难，诚为不可道矣。吾谓此等至理，皆言最上一乘，非填词之学节节皆如是也，岂可为精者难言，而粗者亦置弗道乎？
一则为填词之理变幻不常，言当如是，又有不当如是者。如填生旦之词，贵于庄雅，制净丑之曲，务带诙谐，此理之常也。乃忽遇风流放佚之生旦，反觉庄雅为非；作迂腐不情之净丑，转以诙谐为忌。诸如此类者，悉难胶柱。恐以一定之陈言，误泥古拘方之作者，是以宁为阙疑，不生蛇足。若是，则此种变幻之理，不独词曲为然，帖括诗文皆若是也。岂有执死法为文，而能见赏于人，相传于后者乎？
一则为从来名士以诗赋见重者十之九，以词曲相传者犹不及什一，盖千百人一见者也。凡有能此者，悉皆剖腹藏珠，务求自秘，谓此法无人授我，我岂独肯传人。使家家制曲，户户填词，则无论《白雪》盈车，《阳春》遍世，淘金选玉者未必不使后来居上，而觉糠秕在前。且使周郎渐出，顾曲者多，攻出瑕疵，令前人无可藏拙，是自为后羿而教出无数逢蒙，环执干戈而害我也，不如仍仿前人，缄口不提之为是。吾揣摩不传之故，虽三者并列，窃恐此意居多。
以我论之：文章者，天下之公器，非我之所能私；是非者，千古之定评，岂人之所能倒？不若出我所有，公之于人，收天下后世之名贤，悉为同调。胜我者，我师之，仍不失为起予之高足；类我者，我友之，亦不愧为攻玉之他山。持此为心，遂不觉以生平底里，和盘托出，并前人已传之书，亦为取长弃短，别出瑕瑜，使人知所从违，而不为诵读所误。知我，罪我，怜我，杀我，悉听世人，不复能顾其后矣。但恐我所言者，自以为是而未必果是；人所趋者，我以为非而未必尽非。但矢一字之公，可谢千秋之罚。噫，元人可作，当必贳予。
填词首重音律，而予独先结构者，以音律有书可考，其理彰明较著。自《中原音韵》一出，则阴阳平仄画有塍区，如舟行水中，车推岸上，稍知率由者，虽欲故犯而不能矣。《啸余》《九宫》二谱一出，则葫芦有样，粉本昭然。
前人呼制曲为填词，填者，布也，犹棋枰之中画有定格，见一格，布一子，止有黑白之分，从无出入之弊，彼用韵而我叶之，彼不用韵而我纵横流荡之。至于引商刻羽，戛玉敲金，虽曰神而明之，匪可言喻，亦由勉强而臻自然，盖遵守成法之化境也。
至于结构二字，则在引商刻羽之先，拈韵抽毫之始。如造物之赋形，当其精血初凝，胞胎未就，先为制定全形，使点血而具五官百骸之势。倘先无成局，而由顶及踵，逐段滋生，则人之一身，当有无数断续之痕，而血气为之中阻矣。
工师之建宅亦然。基址初平，间架未立，先筹何处建厅，何方开户，栋需何木，梁用何材，必俟成局了然，始可挥斤运斧。倘造成一架而后再筹一架，则便于前者，不便于后，势必改而就之，未成先毁，犹之筑舍道旁，兼数宅之匠资，不足供一厅一堂之用矣。故作传奇者，不宜卒急拈毫，袖手于前，始能疾书于后。有奇事，方有奇文，未有命题不佳，而能出其锦心，扬为绣口者也。尝读时髦所撰，惜其惨淡经营，用心良苦，而不得被管弦、副优孟者，非审音协律之难，而结构全部规模之未善也。
词采似属可缓，而亦置音律之前者，以有才技之分也。文词稍胜者，即号才人；音律极精者，终为艺士。师旷止能审乐，不能作乐；龟年但能度词，不能制词。使之作乐制词者同堂，吾知必居未席矣。事有极细而亦不可不严者，此类是也。
闲情偶寄·词曲部·结构第一译文
填词作曲这一类事，是文人的雕虫小技。然而能降尊去做这事，还是觉得比骑马舞剑、酗酒赌博要好。孔子说过：“不是有下棋的人吗？做这个总比什么都不做好。”下棋虽是游戏，仍然比“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要好；填词作曲虽是小事，不是又比下棋要好吗？
我认为技艺不论大小，贵在能够精通；才能不论多少，贵在善于运用。能够精通和善于运用一门技艺，即使只是雕虫小技，也可以成名。否则即使自己号称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作文章却只会引用古人的话，著的书也只能用来盖盖酱缸，就算有再多的才能，又有什么用呢？填词作曲一类的事，不仅精通它的文人能够成名，就是前代帝王，也有因为擅长本朝词曲，竟能够使他的国家流传后世的。请让我一一地说来。
高则诚、王实甫等人，是元代的名士，除了创作戏曲之外，没有特殊表现。假使两人没有撰写《琵琶记》《西厢记》，那么直到今日，谁又知道他们的姓名呢？正是因为《琵琶记》《西厢记》的流传，才使他们为后世所传颂。汤显祖，是明代的才子。他的诗文和书信，都很值得一读。可是他脍炙人口的作品，不是在书信和诗文方面，而是在《还魂记》这一剧本。假使汤显祖没有写《还魂记》，那么当时的汤显祖也就是可有可无的人，更何况在后代呢？这就是说，汤显祖的名字能够流传，全靠《还魂记》的流传。这就是文人因为戏剧而成名的例子。
历朝历代文学的兴盛，在于它们各有各的体裁，“汉史”“唐诗”“宋文”“元曲”，这是世人的口头语。《汉书》《史记》，千古不朽，崇高啊！唐代是诗人济济，宋代是散文家层出不穷。汉史、唐诗、宋文不愧在文坛上三足鼎立，可说是夏、商、周后文学繁荣的三朝盛世。元朝统一天下后，不只是政治、法律、礼乐制度一无可取，即使是在语言文字、图书绘画等小事上，也很少显现成就。假使不是崇尚戏曲，因而创作出《琵琶记》《西厢记》以及《元人百种》等书流传到后代，那么当时的元朝也就与五代、金、辽同样地泯灭了，又怎么能在汉、唐、宋三朝之后，还能挂在文人学士的嘴上呢？这是帝王国家因为戏曲兴盛而扬名的例子。
由此看来，戏曲并不是雕虫小技，而是与史传、诗文同源而不同流的文体。近来爱好戏曲创作，刻意想要追随元朝作家，甚至想与汤显祖并驾齐驱的人很多。可是创作的人终究寥寥无几，也没有听说什么绝佳的作品。这是什么原因呢？只因戏曲创作一事，唯有前人的作品可以借鉴，并没有现成的规则可以遵循。这好比暗室无灯，睁着眼睛也同瞎子一样。这也难怪很多人找不到路，问不到人，只好半途而废。至于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人也有不少。
我曾经奇怪天地之间，只要有一种文体，就会有一种相应的创作方法和规则，记载在书上，读起来就跟老师当面教诲没什么不同。唯独在戏曲创作这件事上，不只是简略不详，甚至是置之不理。揣摩其中的原因，大致有三点：
一是因为戏曲创作的规律很难把握，不可言传，只能意会。作者在构思进入状态之时，神魂飞越，如在梦境中，不写完最后一篇，是不能收回魂魄的。谈论真事就容易，但描述梦境便很难了。不是不想说，而是无法说出来。如果是这样，那么的确与其他文学创作不同，的确很难，的确无法说明白。我认为这些深邃的道理，都是说的文学的最高境界，并不只是戏曲创作，在其他方面也都是如此。怎么能因为难以说出精妙之处，就连粗浅之处也避而不谈了呢？
二是因为戏曲创作的规律变幻无常，有时说应该是这样，有时又说不该是这样。比如填写生、旦的唱词，贵在庄重典雅；填写净、丑的唱词，却务必带有诙谐，这是常规。若是忽然遇到风流放荡的生角和旦角，反倒觉得庄重典雅不适合了；创作迂腐不近人情的净角和丑角的唱词，反转把诙谐当作忌讳。诸如此类的，却不能拘泥不变。前人担心用固定的陈词滥调会贻误那些拘泥守旧的作者，因此宁肯空缺存疑，也不画蛇添足。既然如此，那么这种变幻无常的规律，就不只是戏曲创作是这样，八股、诗文的创作也都是这样了。怎能有按照陈规陋矩写文章，却能够被人欣赏、流传到后世的呢？
三是因为自古以来的名士，有十分之九都是因为诗词歌赋被看重的，那些因戏曲传世的还不到十分之一，从成百上千个人当中才能找出一个。凡是有擅长戏曲创作的人，全部把创作的诀窍深藏在肚里，务求自己保密，认为没有人教授我这种方法，我怎么能独独要教给别人呢？假使家家户户都能从事戏曲创作，那么不论阳春白雪的作品如何多，那些淘金选玉的评论家们也未必不让后来者居上，反而觉得前人的佳作是糟糠。况且，假使像周郎一样的能人渐渐多起来，评论的人总能挑出毛病，使前人无法隐藏自己的短处。这样，就好像自己是后羿，却教出无数个逢蒙，让他们拿着兵器围攻我而害我。这样还不如仍然效仿前人，闭口不说为好。我揣摩没有流传的原因，虽然三者并存，但我私下认为这最后一个原因居多。
在我看来：文章是天下人共读的，不是我能独占的；是与非，是由历史作出的定评，又怎能是某人能够颠倒的？还不如把我知道的都倾吐出来，向人们公开，让天下后世的名士贤人都能成为志趣相同的人。胜过我的人，我拜他为老师，就算是促使我进步的起点；和我差不多的人，我把他当朋友，也不愧作为借鉴和学习的对象。抱着这样的心态，于是就不觉得把自己生平所学的知识和盘托出，教给了别人。对照前人已流传下来的书，也可取长避短，辨别出优劣，使人知道何去何从，却不被死记硬背所耽误。理解我，责怪我，怜惜我，捕杀我，全都听任世人怎么去做，我再也不能顾忌它的后果了。只恐怕我所说的，自以为正确却未必果真正确，人们所追求的，我认为错误却未必全错。只求有一个字对大家有用，就可免去历史的惩罚。唉！元代的高士如果复生，也一定会宽恕我的。
戏曲创作首先看重的是音律，而我之所以单单要把结构放在首位，是因为音律有书可参考，它的规律非常明显。自从《中原音韵》这一出，阴阳平仄就划分了各自的范畴，如同船行水中、车推岸上一样，只要稍懂一点门路的，即使故意想要违反也不能做到了。《啸余》《九宫》这两本曲谱一出，人们就可以依样画葫芦，形式和内容也明明白白了。
前人把编写戏曲唱词称为“填词”。“填”就是分布，就像棋盘上画有固定的格子，见一个格子，就布下一个棋子，只有黑白之分，从来没有出格入格的弊病。别人用韵的地方我就合韵，别人不用韵的地方我便随心所欲去写。至于运用五音，让它击玉敲金般铿锵悦耳，虽说神奇而又明亮，不可言喻，也可从勉强臻于自然，这就是遵守已有的规律而达到出神入化的境地。
至于结构方面，应在确定音律、择韵动笔之前就要斟酌。如同造物主造人，在那精血刚刚凝聚，还未形成胚胎之时，就先设计好整体的形状，使得一滴血也具有五官百骸的形体。倘若事先没有一定的布局，只是从头到脚，逐段生长，那么人的一身，就会有无数个断断续续的痕迹，人的血气就会被这些断痕阻碍了。
工匠建造房屋也是这样。地基刚打好，屋架子还没有立起，就先筹划在何处建客厅，何处开门窗，栋梁各用何种木材，一定要等到整体布局都清楚了，才可以动斧建房。倘若先建成一个屋架，之后再筹划建另一个屋架，那么适用于前者，不一定适用于后者，势必要做改动来将就，房屋还未建成就先毁了。好比在路旁建房，花上建几所房屋的费用，也不够建一厅一堂。因此创作传奇故事的作者，不宜急于动笔。动笔之前要袖手多思考，动笔之后才能奋笔疾书。有奇事，才有奇文。如果命题不好，没有人能够写出脍炙人口的作品。我曾经读过一些时髦人士撰写的作品，可惜他们惨淡经营、用心良苦的创作，却不能被琴师和演员采用。这并不是审音合律的艰难，而是全部结构的规模没有弄好。
词采似乎该缓一缓再说的，可是我也把它放在音律之前，因为有才能和技巧的分别。文采稍好的，便称为才子；音律极其精通的，到底不过是艺人。师旷只能欣赏音乐，却不能创作音乐；李龟年只能唱词，却不能写词。让他们跟创作音乐和写词的人同堂，我知道他们一定是坐在末席了。有的事非常细小，却不能不严格对待，就是说的这类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