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出自唐·杜甫的《登高》，原文是：“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原文
登高
——唐·杜甫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赏析
踏着苍茫暮色，在一处桐花飘落的村庄前停下步伐，居家烟火和饭菜米香，勾起一缕乡愁，吟一曲断肠人在天涯，一滴清泪从沧桑纵横的老脸上滑落。
这是羁旅行役的游子，这也是行走在心灵深处的诗人。
诗人把心灵当故乡，固执地坚守“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梦想。他们拿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励志自己，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终会修成正果。到头来往往像岳家军那样壮志难酬，出身未捷身先死。他们有过消沉，有过抱怨，却从来没有沦落。
他们历尽艰辛，把苦难当做攀爬梦想山峰的阶梯，而艰辛，直至潦倒，却成为他们生存的标志。
中国是个重文的国度，特别是隋唐后，开科取士，文章诗词列为头等。读书习文也一直被认为是人生正道。那个时代，经商被压制，理工科被视为淫技奇巧。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读书成为改变生存状态的唯一途径。
那么，文人又为何多落魄呢？
年轻的父母把小孩子送到私塾，或者把教师延请到家里，都不是为了让孩子享受读书的乐趣。这从古代过分强调博闻强记可以看出。小孩子读书的唯一目的就是做官。若是一生没有考取个出身，那就做一辈子文人，谋生经济一窍不通，艰辛落魄在所难免。譬如“诗鬼”李贺，一辈子没有考取进士，只能屈辱地做个小吏，贫寒困顿，27岁就溘然长逝。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也是读书人，但一辈子没有考中举人，无法致仕，最后落个被打折腿，不知所终的下场。
学而优则仕，考取进士的，做了官，还存在一个身份转换的问题。身份转换成功，由文人变成官员，一心辅佐君王，经世济用，文章就成了雕虫末技。南朝江淹，少时孤贫好学，六岁能诗，文章华著。早年仕途不得志时，写过一些佳作名篇。后来齐高帝萧道成重用他，官做大了，做顺了，就再也写不出好文章了。细数历代高官，官做得漂亮，政治上有建树的，就鲜有佳作问世。晏殊是个例外，因为他官做得闲，做得雅。
身份转换不成功，做再大的官，也只是披了身政治家的外衣，最终还是要暴露文人的底色。譬如李白，到朝廷做了翰林学士，却还留恋自由散漫无拘无束的生活，连皇帝召见都满不在乎，天子呼来不上船，仕途就越走越窄。好在李白诗坛一哥，名气够大，离开仕途，玄宗为他开张支票，全国免费吃喝游玩，生活还不算艰辛。
譬如苏轼，做官算是比较聪明的，没有李白那么放荡。但他终究是个文人，于是革新派和保守派都不待见，被贬来贬去，一直贬到蛮荒之地，吃苦受罪在所难免。
文人多磨难，困境出诗人，是有道理的。像李清照，前期和后期都有佳作，最终确立她词坛女性第一人地位的，还是晚年凄苦之作。像张孝祥，如果朝廷能够重用，南宋便多了一位贤相名将，少了一位忧患词人。
究竟是磨难成就了诗人，还是诗人注定落魄？循着诗歌和诗人的足迹，也许能管窥一二。
杜甫的《登高》，写的就是落魄潦倒的处境。
时序已是深秋，诗人漂落在夔州（今重庆奉节）。看看随风飘零的落叶，想想通往长安的路，诗人不禁有了登高望远的冲动。本想告慰一下思乡的感情，不想反而勾起凄老的心绪。
夔州是长江三峡的起点，这里江水贯流，高山险峻，地理风貌与中原大为不同。诗歌前四句，就紧紧抓住夔州的特定环境，描写深秋萧瑟的气象。夔州古时猿猴比较多，李白“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亦可为佐证。诗人抓住这个特点，起笔写了“风”“天”“猿”三种有代表性的事物。因为在长江口，所以风迅疾而刚猛。风急，就有凛冽孤寂之感。秋天云淡天高。天高，就有空旷萧条之感。猿啸哀，猿猴的鸣叫声在山谷间传响，空谷回音，久久不绝于耳。杜甫耳中的猿啸，与李白耳中的猿声又大为不同。李白在流放途中遇到朝廷大赦，从夔州白帝城出发，坐船沿江而下，心情大好，感到小船跑起来格外轻快。李白这时听到的猿声，仿佛在为自己送行。猿声悠长，舟行若飞，诗人才有“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空灵飞动。杜甫此时远离家国，登高之处，天地寂寥，风急气寒，所以同样的猿声传到杜甫耳朵里，有凄厉哀婉的感觉。
如果是第一句主要是感觉和听觉中的景，那么第二句则是视觉中的景。“渚”是水中的小块陆地，“沙”指岸边沙滩。用“清”“白”修饰“渚”“沙”，视觉上淡到极致，抹去了一切艳丽和蓬勃的色彩，和上句“风急天高”在风格上保持统一，都给人萧索、空旷的感觉。鸟是两句中最有动感的事物，但一个“回”字，写出了鸟儿回旋徘徊的彷徨。两句为全诗铺垫了凄清萧瑟的基调。
诗歌写景最难，难就难在不但要把景描写得准确、生动，而且要把景物写出感情。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也。在喜悦者眼里，景物都是带笑的；在悲伤者眼里，景物都是含泪的。能写到这一层，就可以称为大家了。老杜在这方面无疑是典范。
颔联也是。首联诗人视野开阔，大笔渲染；颔联则把视线集中在特定事物上，重点勾画。诗人选取两个事物，一是树木，一是长江。树木有生命，如今却美人迟暮，落叶萧萧。落木前用“无边”修饰，满眼凋敝，秋天的败落气氛愈重。长江没有生命，但波涛汹涌，奔腾澎湃。而滚滚长江水有给人韶光易逝、壮志难酬的感怆。孔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明代杨慎《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都表达了同样的感慨，不过老杜的更含蓄，更深沉。
五六句被人极为推崇，因为它表达的意思层层推进，叠加起来的感情令人无法承受。“作客”表示漂泊不定，已经是很悲哀的事情了。诗人却是“常作客”，长年无家可归的辛酸又进一层。这很不止！“万里”，说明距离家乡非常遥远，更从距离上渲染愁苦之深；悲秋又是从时令上烘托悲哀之重。“登台”本来就是表达乡愁的形式，一个人登上高台，写出了举目无亲的孤独感。“多病”，百病缠身，有什么不要有病，确实是人生不幸。“百年”，垂暮之年，中国人最讲落叶归根，诗人现在已是百病缠身的暮年，远离故乡，长年漂泊，痛苦忧愁的心情可想而知。
尾联收束全诗。艰难苦恨，既是颈联描述的人生遭遇的因，也是果。正因为世事艰难，才有万里作客和百年多病。又因为万里作客，百年多病，生活更添艰辛。艰难苦恨，其实是诗人四种生活困境。艰，劳累；难，困难，很多事情无法解决；苦，日子过得贫穷；恨，内心充满遗憾和忧愁。当这四种人生困境集于此时此地，纵然有酒，又能如何？何况，由于身体原因，连酒也戒掉了。这次第，岂是“潦倒”所能概括！
如果悲愁能够用秤称出来的话，《登高》所展示的，能压垮一座山。
五十六个字，包含了这样丰富深沉的内容，难怪人们把《登高》评为七律中的第一。
七律一般要求颔联和颈联对偶，而这篇《登高》，首联和尾联也对仗工整，足见诗人遣词造句的能力。特别是首联，每一句词组之间又成对偶，譬如“风急”“天高”“猿（啸）哀”，三者互对，实属不易。后人评本诗首联先声夺人，就是因为这样奇妙的对仗。
当然，对于一位诗坛顶级高手来说，这些还不够。诗人在一首小诗里，不但要写景，还要抒情；不但描述自己落魄潦倒的遭遇，还要展现那段落魄动荡的历史。
钱穆先生评杜甫：“工部诗最伟大处，在他能拿他一生实际生活都写进诗里去。”因为杜甫代表儒家，儒家是讲究入世的，儒家的诗歌无法割裂开诗歌背景时事去读。如果不了解杜甫的生活状态和那个时代的盛衰治乱，便不能完全理解杜甫的诗。
杜甫，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杜甫当过左拾遗和检校工部员外郎，古代也喜欢称呼人的官职，所以人们又称杜甫为杜拾遗、杜工部。
中国人尊崇人，最高的莫过于“圣”。孔子开创了儒家学说，成为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指导思想，所以孔子成为综合意义上的“圣人”。其他各行各业，奠基者、开创者或巅峰者，也被尊为行业圣人。忠义关羽被称为“武圣”；精于茶道的陆羽被称为“茶圣”；书法尽善尽美的“书圣”王羲之；史家不能易其法的“史圣”司马迁；辨证论治的“医圣”张仲景；百世兵家之师的“兵圣”孙武；……。作诗，最高荣誉莫过于“诗圣”，而“诗圣”的荣誉，后世毫不吝啬的给了杜甫。
可见杜甫在诗坛上的地位。杜甫和李白，被称为中国古代诗坛最耀眼的双子星座。
杜甫大部分时间生活在盛唐。但命运却没有让他享受盛唐的奢荣，反而受尽乱世的凄苦。
杜甫的诗歌几乎表现了安史之乱前后社会全貌，成为用诗歌书写的历史，被称为“诗史”。他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反映了盛世之下尖锐的社会矛盾，揭露了执政集团的腐败，成了不久之后社会动荡的预言；他著名的“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和“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反映了安史之乱带来的无穷灾难和人民忍辱负重参军参战的爱国行为；他的《夏日叹》和《夏夜叹》，反映了灾荒下民不聊生，流离失所的悲惨状况；他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虽是写自己，也表现了动乱之后底层文人贫寒的生活状态。
和杜甫诗歌全方位表现社会的“大境界”相比，杜甫的社会地位实在太过渺小。古代衡量社会地位的唯一标尺是官位。我们来看看杜甫做过的“官”：
公元755年，被授予河西县尉，但杜甫“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不愿赴任，通过朝中朋友的帮忙，改任右卫率府胄曹参军，这是一个看管武器仓库的小官，正八品下。是年，杜甫四十四岁。
同年，“安史之乱”爆发，长安沦陷，杜甫被俘。
公元757年，杜甫从长安逃出，历经千辛万苦，投奔新皇帝唐肃宗、唐肃宗为表彰他的忠心，任命他为左拾遗，正八品下。是年，杜甫四十六岁。
公元759年，杜甫因替打了败仗的房琯辩护，被贬到了华州（今陕西华县），任华州司功、这是一个管当地文教工作的小官。这一年关中遭遇旱灾。上任不到三个月，杜甫放弃了华州司功参军的职务，西去秦州（今甘肃省天水一带），后辗转到成都。是年，杜甫四十八岁。
公元760年左右，在成都期间，当时的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严武是杜甫的世交。严武为杜甫争取到“检校工部员外郎”的虚职，大约从六品上。其实是在严武幕府中做参谋。是年，杜甫四十九岁。
公元765年，杜甫借口有病，辞去严武幕府官职。从此再没做官。
杜甫是隋唐后极少数没有科举出身的诗人，也是唐宋官职最低的诗人之一。
杜甫一生作诗众多，流传下来的就有1500多首。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杜甫收入的微薄和生活的贫困。
公元748年，三十七岁的杜甫参加进士考试，没有考中。从此他奔走干谒，生活贫困。《新唐书·艺文传》称“举进士不中第，困长安”。同一时期，杜甫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描述自己：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
杜甫任右卫率府胄曹参军期间，虽有了薪水收入，但仍不足以支撑他一家正常的生活。那一年，他的小儿子竟至饿死。同一时期的作品《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叙述：“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谁能久不顾，庶往共饥渴。入门闻号啕，幼子饥已卒。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翻译成白话就是：老婆和孩子寄居在别的地方，漫天风雪，把一家人隔开不能见面。我怎么能长时间不照顾他们的生活？现在就是要去探望他们，和他们一起忍饥挨饿。刚进门就听见哭声一片，原来是我那小儿子已活活饿死！我怎能压抑住满腔悲痛，邻居们也呜咽流泪。我这个做父亲的真是惭愧，竟然没有本事养活孩子！
在成都期间，他在成都城西建成了一座草堂，世称“杜甫草堂”。“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贫穷之状可想而知。同一时期作品《狂夫》还提到：“恒饥稚子色凄凉”，温饱仍然是困扰他的首要问题。
公元765年严武去世后，杜甫离开成都，漂泊在嘉州、戎州（宜宾）、渝州（重庆）、忠州（忠县）、云安（云阳），夔州之间，长期寄人篱下，生活更加艰辛。“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就是这时期的作品。
公元768年，杜甫思乡心切，乘舟出川，一直住在船上，曾经五天没有进食。公元770年冬天，杜甫在贫困交加中死在一条小船上。时年五十九岁。
如果不是正史和诗作中这样明晰的记载，我们很难把杜甫这样伟岸的名字和一生落魄联系在一起。但历史就是这样无逻辑地发生着。
灵魂的伟大需要世俗的卑贱去成就，也许这就是生命最深奥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