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风和时风，造就了与之时代背景息息相关的诗风，这是中国文字的魅力所在。读诗词，晓历史。对某一个朝代的印象，有时仅仅通过一首诗歌的刻画与描绘，我们就能感触其社会的一个缩影，从截面中，以别样的角度去认识和了解当时的历史文化和生产活动，这是一种标签式的烙印。比如我们一提到“唐诗宋词”，就知道唐代的诗歌繁荣，宋代的词阙优秀，如此这般的深入人心。而在形象生动的古诗词定义中，有一派风格又特别的令人向往，古今往来，追捧的人甚多。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单单这么一句诗词，历经了千百年的淘洗，却依旧令无数的名人、志士、隐士、官宦们为之梦想和惦记。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山水，一个伊甸园，而每个人心中的伊甸园都似这般的情景，有小居一隅，得向阳之所，不求高墙绿瓦，只愿遂了此心。无纷争，无烦忧，远离红尘俗世之扰，亲近田园野趣之乐，日出而作，日落而归。黄昏陶悠然，月下可小酌，耕作劳息自由而为。
这便要随了陶渊明去，好好地享乐一番。如若碰巧了“桃花源”圣地，闲情更甚。“百世田园之主，千古隐逸之宗”，这便是对田园诗派开山鼻祖陶潜的冠冕嘉许，不二人选。始于东晋的山水田园诗，其潮流的开创，得力于时代时政的发酵和土壤气候的孕育，经由个体的吸收演变而成，自然喷薄而发。一种必然的趋势。凌乱的朝代更替，到了东晋，杀伐，谋权，换位，老百姓从起初的恐惧，害怕，不知所措，乱慌慌，久经“考验”后，便也见怪不怪了，麻木中反而归于了一种自然为之的安然状态。整个社会动荡不安，潮起潮落频繁之极，不少达官贵人便向往起安全质朴的隐居生活，更加注重淡然处世。于是，这样的萌芽一经酝酿，就会开出栀子来。不过，真正能做到的人极少，陶渊明是当时真正的践行者。东晋为乱世之末，却风行佛教，对于人性的觉醒以及本初的追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精神的渴求成了一种内在的需要，而本身又大为崇尚名士之风，两相融合，擦出火花必然了。“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归隐田园中的陶渊明也曾有过这样的抱负追求，却几经政事波澜，胸中亦常怀“性本爱丘山”的志趣，路径辗转，价值取向终于在寻寻觅觅中得以证实，难能可贵的出世之心。陶渊明的看透不同于一般的致仕无门而产生的厌倦，实则他一直在儒家和道家的文化融和与挣扎中徘徊，争斗一个去处罢了。最终他战胜了另一个自己，选择了人生之乐趣和归宿，“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满堂前。”这样的“躬耕自资”生活，何不快哉！
田园诗以山水入画，刻画乡里乡情，野趣盎然丛生。也有风林山溪堂前月的细腻描绘，农耕农具农舍自然入景来，瓜果菜蔬三亩地在诗人笔下乐趣横生，牧歌生活，静怡悠然，撇开世间功利，放下俗世烦忧，田园诗所寄托的人生畅享和生命乐趣，返璞归真乃其一，而一部分隐士选择田园生活，也有一种对现实不满的撒手归去，逃避红尘的况味若隐若现其中。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诗人是孤独的，灵魂是孤独的，生命也是孤独的。羁旅独行客，只有这山水是活泼的，山野是灵动的，两两相对，才有了人生的真境界和如是感悟，此乃乐，或也悲。
山水之乐，南朝的谢灵运开启了一道门。而田园诗真正达到兴盛繁荣，至唐代，细数诗人，人人皆有抒发山水田园情的佳句，可谓盛况空前的追棒。与当时的边塞诗形成了两大耀眼的诗歌派系。其中，涌现出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储光羲、常建、祖咏、李白等众多田园山水诗人。特别是盛唐时期的田园诗又别具新意，时值国力强盛，人民安居乐业，大好河山百草丰茂，抒发田园逸趣便成了名士、雅士们一种境界的追寻，从而赋予的内蕴又与其他朝代或时期的田园诗有一定的区别。
田园诗，恬淡催生高远。
山水情，淳朴衍生志趣。
占据着诗歌的一个要塞，别样的诗情画意。美丽瑰宝。